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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茗谈(四十)-1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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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茗谈(四十)-3

我们既然在这里介绍一段大气磅礴的,史诗般英雄辈出的时代,就首先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一,美国同中国,是非常不同的,以前从没有同质过,今后也很难说。

二,互联网出现前,媒体是点对面传播的,比如说报纸,就是报社(点)对读者(面)。这好处是,报社聚集了大量专业精英,筛选出有份量的干货来登。而坏处是报社高高在上又容易受利益团体左右,对社会草根的思潮变化,反应迟钝。

由于电台式微,电视又过于追求娱乐性,所以古老的报纸,到今天还能生存。互联网则是面对面的,但思想和学术深度实在太浅,博客们(包括FACEBOOK和其他微博)要消灭报纸,还是不自量力了点。

(一)

我们中国人,对水门事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总统怎么没有把这帮小巴拉子“做”掉涅?宋教仁不是很容易就做掉了吗?

让我们回顾几个场景。

一,当PHIL GRAHAM在电话里痛骂肯尼迪总统:“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可怜的总统回答说:“哈依哈依,在下明白------可这不是我喜欢和尊敬的PHIL。”

他们并不是在争夺某个小明星,他们在争辩严肃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们也在协商:这花生屯,到底是谁家的地盘?

二,1963年在凤凰城的出版商大会,照例是老总们互相吹捧和高唱主旋律的大会,但高度狂躁的PHIL GRAHAM已经不能容忍,上台大骂这些没胆色的老总,说自己擦屁股都不会用你们的报纸。

话糙,理不是很糙。《花生屯星报》老总BEN MCKELWAY的妻子上台,轻轻握住这位“伟大的盖茨比”的手:亲爱的,你讲得很好,不过已经讲得够多了。

台下一屋子的老总,看着这位如此英俊年轻的同事,在做自己的天鹅之鸣------他的疾病都那么惹起大家的同情心,爱怜和母性。而且要命的是,他说得对。

这个国家需要一些疯子,不仅是说说,而且去做点什么。人民乐于看到执政者出丑,因为执政者在实质性地损害我们!

在越战步步扩大的形势下,美国的知识界传媒界充满了对ZF的失望,这,就是后来律师威廉斯鼓励布雷德利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报道的政治大气候。那次要是不登,一夜之间,《邮报》一定分崩离析,狂傲的大记们一定走人: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而《邮报》在报界,在地头蛇中间,也必然威信扫地。

在美国,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是个小城市,70%是黑人,基本只有ZF部门和律所(公关公司),哪里有皇城根儿的气势,华盛顿市的市长根本进不了政治局。有资格竞选总统的,要么是纽约州的州长(小罗斯福),要么是加州的州长(里根),再不济也是阿肯色的州长(克林顿),总之都是临时的外来户,落脚首都打个4年短工。这些个总统上任,能带一批政治秘书来,能把部分首都的政务长官位置酬劳给经济支持者,但如果没有和本地的强力部门(如CIA)彻底同流合污的话,是差遣不了干脏活的黑手们的。

早在肯尼迪时代,《邮报》这样的全国性大报(有一批地方小报当他们的马仔),已经可以有效影响一个人当选;到了约翰逊时代,已经有能力把当选者弄到灰头土脸;到了尼克松时代,就可以把当选总统拉下马来,反而国会没有这种一追到底的能力。

而本地报纸的社会版记者,一般就是“匪类”。因为记者的第一要素,是消息灵通,所以有大量的后巷交易,黑道朋友,神通广大;一个好记者,就是要能让人人开口讲话,而且不让他有时间先搞清楚自己今天是在替党讲还是替老百姓讲。不管是CIA还是总统大本营州的黑道杀手,如果到波兰去杀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在华盛顿,他们只是在本地黑道面前裸奔而已。人可能是杀得成的,蛛丝马迹一定逃不了。

这里,我们要看到两个结论:

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而且美国总统在分权之下,并非是强龙,常常是寄住的小媳妇。

二,美国总统,通常是被公众苛刻审视的对象,是有缺点的,你一根手指指向别人时,老百姓反而先想到,你四根手指指着自己呢。

(二)

我们可以认真想一想,为什么,越战可以打那么久?

首先,越南人,苏联人,都没有炸过美国的双子塔。其次,也没有宗教血仇。第三,那里没有石油。第四,这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没有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

从地缘战略上说,官僚们勉强坚持,是说得过去的。但,人民为什么忍受了那么久?

我想一个原因,是“四年垃圾筒”体制。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

我们用垃圾筒,有两种用法:一,装满了后倒空,洗完再用。二,连筒扔掉。

美国总统,就是个一次性垃圾筒,用个四年或八年,扔掉。

垃圾筒有寿命,用了八年一定要扔掉,这给了人民以幻想,寄希望于下一个垃圾筒,再下一个垃圾筒,来埋葬战争。中间每个垃圾筒都说,啊呀,我埋葬不了战争。那老百姓说,就算了,等下一个吧,也就两年了。

因为总统是行政领导,要干实事,一干实事,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害。于是谩骂和不满,越积越多。这些不满,有的来自于幕后的利益集团,有的来自于草根百姓。而报纸的作用,就是检测来自于百姓的不满,根据利益集团对报社的影响,来发酵夸大民间的不满,或者缓和压制民间的不满。如果利益集团反应慢了一拍,那么报纸抢条缝,为人民说说公道话,也不是全无机会。当然这种公道话,一般是添垃圾的时候多,减垃圾的时候少------人咬狗才是新闻嘛,说总统好话能多卖几份报吗?

电视确实能影响更多的人,但从质量上讲,报纸的读者要高档。一个普通市民,很难养成看严肃报纸的习惯(布雷德利把美国报业分三档,他自己当然在第一档,第三档就是抢煤油新闻的八卦小报),而电视上的任何所谓“深度访谈”,都是肤浅的。电视本身,就是个没内涵的玩意,主要的好处,是可以凭表情测谎。

日报上的大块文章,质量比电视新闻的30秒钟要高,篇幅比杂志(比如说<时代>)的要短小,时效则介于电视新闻(break news)和杂志之间。而且一个人静心阅读能引发自身的思考判断,收听收看就不容易。

所以美国一流报社的作用之一,就是看守总统这个垃圾桶,看满了没有,大概什么时候会满。<纽约时报>就是美国的孔乙己,一个古板而神情紧张的中年瘦高知识分子,穿着整整齐齐的米色风衣,拿着把大雨伞,站在垃圾筒边。而布雷德利的<华盛顿邮报>,虽然也穿着正装,但二十几岁一光头小伙,还穿个鼻环,贼头贼脑地瞄着垃圾筒,而且尼克松垃圾筒早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时就跟他不对付上了,那两造的一碰就炸,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约翰逊。

约翰逊不是那么不堪的,他是国会政治的一把好手,有名的“51先生”,就是能疏通国会,得到51%的赞成票,人权法案换了其他任何总统,我看都不能搞定。表面看,他是被越战拉下马来无法连任的,但事实上,新的时代,电视的时代,有了两个变化:

一,总统突然被放大了。国会议员?那是一批模糊的面孔,老百姓记不住。两党领袖?几乎是透明人。全国人民只记得总统。有关当局的任何问题,都是总统的问题。总统突然成为焦点。

二,电视需要一个上镜的总统。

约翰逊的拜票才干,耐心,平衡力,都是过人的。可是,他长得太“不电视”了,报社也投人民所好,乘机煽风点火,群众渐渐形成一种心理暗示:约翰逊失去了对事物的控制能力。战争也好,反战运动也好,他都失控了。

而后来的福特就更惨,公众直接送他一个“笨头笨脑”的定义词,哪里来的?转贴而已,无出处,凭感觉。

电视时代,是衣冠楚楚口若悬河的年轻人的时代。约翰逊长得,一看就是个政客,奸人。可奸人能办点事儿。而今天呢?有希望当总统的,比影帝还上镜,没有一个看上去贼头贼脑(这才有机会赢),但“快男”们能不能像老油条政客那样把事情推动起来?天晓得。

(三)

电视和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使某个政客不那么依赖政党(当然表面上,还是党的儿女),而更依赖一个有效的小机构来为自己竞选。

尼克松就是这样做的,他创造了自己私人的党:竞选总统连任委员会CREEP。这个钢铁暴龙兽要运转起来,需要柴油,也就是经费。这个“尼克松的白手套”把大量给党的政治捐款转换为现金,转移到CREEP,随后从这里神秘地消失,用于摆平方方面面,就是用来买支持,买选票。水门事件,开头只是CREEP下属的“管子工”到水门大楼民主党总部去装窃听器,被抓个现行,随后牵连到CREEP,那一系列数目以千万美元计的贿赂内幕才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渐渐浮出水面。

这件事,被报社调查的对象并非铁板一块(毕竟报社不是渣滓洞,敢上私刑),所以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一,当《邮报》的两个小记者(伍德沃德刚从海军复员,是个新手;伯恩斯坦是个怪家伙)用铁杵磨针的劲头呆头呆脑地逐家登门拜访CREEP职员时,他们并未遭遇过于冷漠的对待。这些职员,很多是共和党的党员和高级干部,他们明显地害怕,但仍然说出一些线索来。肯说的人,有些坚信尼克松是无辜的;有些人则仅仅为了自保,澄清自己的有限作用。但说出真相,哪怕是吞吞吐吐,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觉得良心的安慰。

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里,抛出真相,如同排毒一样,大多数人仍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对自己最有利的。我说完了,ZF也好,记者也好,不会再来烦我了,反正没做坏事。

二,还有一些在“水门大厦入室案”中受牵连的人,比如说原FBI的特工ALFRED BALDWIN,他当时在案发现场的街对面,等入室的家伙们搞完后,他负责监听。他愿意通过自己的律师来爆料,是因为BALDWIN觉得自己只是听命办公务而已,而ZF今天却把自己当替罪羊抛出来,很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那还不如把事情完全曝光,省得自己扛别人的罪。基本上,他是对的,正常的可保护他的机构,司法部,部长最后被定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定罪的司法部长。

三,在后期,尼克松身边人开始崩溃叛变,比如说JOHN DEAN。火烧进了椭圆办公室,必须有人替死,当DEAN意识到自己是“清君侧”的人选时,立刻转而同媒体合作,开始爆料,在提供消息给检察官的同时,也报给报社以保护自己。同时,当报社的线人,那么报道会对他友好一点,不那么抨击------多好的算计。

这样一些拼图板拼接起来后,渐渐的,原来不当回事的人们,看出苗头不对。这事越牵连越深,尼克松方面不断否认,指责对手(主要是《邮报》)。看起来弄不好要把总统拉下马,而《邮报》毕竟只是个民企,这样撕破脸,鱼死网破,有必要吗?

换句话说,当大家都看出事态可能很严重的时候,尼克松团队有没有试图幕后操作,让《邮报》自动停止?毕竟只要编辑部下令收网不干了,几个小记者也玩不下去。

自“五角大楼文件”报道之后,老板娘对布雷德利极其信任,这类小细节,不需要事前请示。而布雷德利本人是个颇为毛糙风风火火的家伙,对“水门入侵事件”展开调查的第一阶段(尼克松第一届任期的末尾),他本人没有过问,中间至少隔了一层“本地新闻编辑部”,等他发觉事情闹大了,介入指挥时,已经有些不可挽回了。

尼克松团队多次扬言,等连任成功,一定给《邮报》COLOR SEE SEE,而且不是一点,是一桶。等连任成功后,布雷德利和《邮报》,都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打赢,要么毁灭(投降是另一种毁灭)。

布雷德利不大在乎是非对错,不在乎意识形态,但他很在乎勇气。有勇气的,就是好的,他就这样判断人。

凯瑟琳几乎是无保留地信任他,他不能把事情搞成烂摊子往窗外一丢。于是,他也无保留地信任那两个哼哈二将。尼克松是报复成性的,不要指望他心软,再说全国同行都看着呢。我就凭这几条枪,跟你拼一把!

1972年到1973年,是《邮报》最低潮的几个月,漫漫长夜。布雷德利担心得要死,但表面上一直镇定自若。他的镇定感染和振奋了大家,如果布雷德利都不担心,那就准没错。

布雷德利其实是一个波动型的选手,不喜欢长时间专注,不喜欢枯燥,后来他也跌过大跟斗。但在那最黑暗的几个月里,他稳稳地保持着平衡感,带领大家钻没有尽头的隧道。

终于,曙光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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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EAN

通宝推:路边,曾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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