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农村单干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对的--兼分析马前卒 -- 思想的行者

学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是不错的，就是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

其实只问一句：您今年贵庚，当年饿过没有。凡是70年代过来的，对当年物质匮乏都有深刻的记忆，所以对包产到户有直观的正确认识；反而是现在的小年轻，没有接触过当年的生活，光靠一点想象力和一张嘴，就要把“包产到户”否定掉，真的是太令人称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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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个“高致贤回忆录连载”

正面“学大寨”：各县分期分批派人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去参观学习。有的学回来砌石坎。这对山区水土保持有一定的作用，石坎砌得好的，迄今还存在，对“长防”、“长治”（防止长江变黄河的治理工程）工程也有作用。有的学回来收回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是根据人民公社“六十条”精神划给社员自主经营的少量耕地。

　　1962年，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六十条”，这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留地划的多是下等土，可却种出第一流的庄稼。我县派去大寨的参观团在县委食堂进餐时，该食堂的炊事员周作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参观人员说：“与其远天跋地的去参观大寨呢，不如参观各人家的自留地。”这一箴言与国务院农业部一位领导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国务院农业部的副部长赵修，在内蒙古乡村发现，农家“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竟然十倍于公社的收获。“自留地上亩产过千斤，集体的一百来斤”，他说，农民在自留地里改造土壤，广施肥料。可有的地方，当农家把“自留地”的土壤改造好之后，集体便将其收回，而将另外一些孬地分给社员用作“自留地”。结果这些孬地再次被农家改造为良田，集体收回的良田则令人懊丧地再度沦为劣地，“自留地”上的产出仍然大大地超过了集体的土地。赵修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对人民公社制度败坏生产力的程度连连感叹：“为什么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地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呢?”此中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

　　为什么会有这般结果？农家在自留地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播种任何作物，并且可以拥有全部产品而无须上交集体。根据官方的一项调查，农家“自留地”的收入，每亩大致为 1000元至1500元。倘若这个数字属实，则占全国耕地百分之五的“自留地”就提供了农家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收入。

　　2、尽管若干事实证明公社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政府还是要千方百计巩固人民公社，且把农业生产的单干定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大割特割。

　　1970年我作为县委工作大队的秘书，前往达溪区开展路线教育运动，领导着6个公社的县委工作小队。我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各工作小队如何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经验上报县路线教育办公室向全县推广。核桃公社的工作队长老Y在工作队长碰头会上介绍：他们发现那里社员养的私马多，他们以私人养的马，吃了公社的草，走着公社的路，侵犯了公社土地为由，将私马通通收归公社。会上受到表扬，领导要我写成经验向上报。

　　可我以为这违反了“六十条”规定，几易其稿都写不下去。时任达溪区委书记的李相尧同志知道后，默认了我的意见，但又不敢公开支持，我便拖时间。结果还是由其他人写去上报下发推广了！路线教育工作全县铺开，连续搞了3期，中心就是打击农民侵占公社土地，多占一平方米也要被斗争。

　　3、路线教育工作队收兵，巩固人民公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县里树起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学大寨的标兵。这些标兵单位连自留地也收归集体，标兵公社收自留地阻力大，县里便派一位副书记披挂上阵，让各级也仿效县里树起自己巩固公社的标兵，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受到打击。

　　我到雨沙公社的洒雨大队抓“三秋”工作，一个叫老鸦飞的生产队家家补口粮款，我感到奇怪：这口粮款补给谁收？一了解，该队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才分1角2分钱（听说还有10分工分8分钱的），家家缺口粮，口粮款交给生产队和大队办公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至零。当时我爱人还是农民，我家离县城60里，她来看我，从县城步行回家已到下午，还可赶上队里当天集体出工，拿一天的工分。我问她累不累？她说集体出工晚，干活当休息。

　　农民缺粮，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干薯片作口粮，但还是把缺粮的根源找在农民侵占公社耕地上，斥农民挖了社会主义墙脚。我到区里采访时，沙厂区委领导介绍的先进事迹是：全区9个公社的农民自留地全收归集体！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被公社压制到了冰点。

　　4、压制越深，反抗越力。毕节地区破获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押着主犯到各县游斗。游斗大会上介绍该组织参加人员涉及几个县几十个公社的上万人，而为首者仅是一个公社信用社会计。一个小会计为何能一下发动那么多“反/革/命”成员？只有一句口号：打开仓库分粮食！当时各地都有反对公社的表示，县里处分了一些打击单干不力的干部，省里树立了一个维护公社土地的英雄张xx，我们县也出现一个反单干的赵xx，我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他反对的那个会计还被逮捕，而今想来我还深感内疚。

　　但是始终压制不住社员的挣扎。我县珠藏公社有个很穷的生产队，会计叫雷建平，他主张悄悄把全队的旱地全分给社员作自留地，集体种田来上交公余粮。第一年公余粮任全完成后，农民收入翻两番，家家有了“过年粮”（事后采访时我问他当时为何那样大胆？他说饿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我不怕了！他还有个理由：政府文件是不准分田单干，他只分土，没有分田）。可此事让上级知道了，省委书记指示，通知县、区，要在他所在的理化区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他，省里也来人督促检查，可到开会那天，省里的人撤回去了，县里也不追究。后来听说是上面有了“新精神”。这就是公社与农民的最后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