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四十)-1 -- 本嘉明

一份报纸，就跟一个作家知识分子是一样一样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神经质地一抽一抽。（我这是说体格正常报社，残疾报社不算）

一个人，运气来时富贵逼人，那确实是很难HANDLE；但运气没来或者运气走了，又走到生活常态了，背字儿了，还能把握得住，那就更难了。

当千年一遇的水门事件来到时，沧海横流，以布雷德利为代表的WASP的竹林七贤们是扛住了，不孬。但余韵消散，绚烂不再，曾经HIGH过的人，哪里还回得了平淡？

（一）

水门事件结束后，《邮报》一下子惊艳四座，销量甚至一度超越《纽约时报》，无数大学生蜂拥而来报效，渴望成为哼哈二将那样的另类民族英雄。于是报社内部，对于荣誉的争夺，狗咬狗一地毛，知识分子嘛。

在事件一开始，潜入水门大厦的“管子工”刚刚落网，即便是花生屯的地头蛇，《邮报》高层也没有意识到它的新闻意义，只有总编辑HOWARD SIMONS和青年编辑BARRY SUSSMAN敏锐地保住了这棵幼苗。其中功劳更大的，是SUSSMAN。SUSSMAN相当于是个部队里的班长，炮楼攻不下来绕过去，谁都不会说什么，炮楼遍地都是呢。

等事件完结，拍电影了，第一个不高兴的，就是总编辑HOWARD SIMONS，因为布雷德利毫不脸红地把他的功劳都抢走了。在电影里，刻意夸大了布雷德利的作用，有些时候恰恰是布雷德利犹豫其他人坚持，到了剧本里就变成布雷德利是“高大全”了。当然实事求是讲，到了后期布雷德利的压力也非常大，而且不足与外人道，所以按总量看，我认为布雷德利在报社内部人员中，在整个事件中确实作用是NO.1。

水门爆窃事发于7月，到了10月，布雷德利才亲自介入此事，他找哼哈二将单独吃个午餐，但只有伍德沃德有空，于是两人出外吃饭，布雷德利第一次直接听取第一手资料，不再经过三层编辑。他也不得不如此，白宫集中火力猛轰《邮报》（当时介入调查水门事件的不止《邮报》），而且目标就只是凯瑟琳和布雷德利，擒贼擒王。

而凯瑟琳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更糟糕。当时她已经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是一个出色的发行人，甚至比丈夫PHIL更出色。但在全国的报社老总眼里，《纽约时报》和《邮报》本来就是被孤立的，现在《邮报》更加成了单枪匹马挑战风车的傻子。那个时代，人们还相信总统是诚实的（基辛格是天生的撒谎专家，不过总统嘛……)，而且也普遍佩服这个敢于去中国的乡巴佬。只有当乡巴佬过于压迫《邮报》时，老总们才有唇亡齿寒同仇敌忾之心，但也仅限于极微弱的支持。布雷德利反复向凯瑟琳保证，小伙子们正万分小心地葡伏前进呢------这地上到处是萨大的坑，市政局也不来管一管。

《邮报》在这两个人互相搀扶下，寒毛凛凛地走着夜道，几乎毫无希望，也就跟尼克松别口气。真正挽救了他们的，一个是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少数中下层擅自做了一个电视专题节目于1972年10月27日播放，把事情闹到全国去了，有力地支持了《邮报》。第二个，就是尼克松自己了。当ALEX BUTTERFIELD向国民透露尼克松把自己在白宫的讲话（包括电话交谈）都记录在录音磁带上，《邮报》才终于真真切切看到一根救命稻草。

而〈纽约时报〉呢？一开始还忸忸怩怩，等到了1973年1月14日，才发出他们自己的独家新闻，为吃力爬坡的《邮报》提供了一份关键材料。这以后，〈时报〉恢复了王者风范，一心一意同《邮报》抢进度，别苗头。

处境最糟的，是〈时代周刊〉。关于〈时代〉，我很早就说过，它是二线刊物（直接说，就是二流出版物）。因为两报虽然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小样，毕竟比较中立公正（Pxxx老兄提到的加拿大〈环球邮报〉也有这种特质），忠于事实。而〈时代〉的创办人卢斯，他老爸是个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卢斯本人一贯以传教的热忱和偏狭来办周刊，死硬的共和党做派，任意篡改事实！卢斯对中国的国运影响很大，是促成二战中中美结盟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二战胜利后顽固维护蒋介石势力的反动份子。从大局而言，〈时代〉当然要维护共和党的尼克松，但编辑部苦恼地发现：被越战折腾得愤怒不已的人民，爱看当局出丑。1972年，〈时代〉提名尼克松和基辛格为年度人物，按惯例年度人物上封面的那期会大卖，但这期只卖到平均数（不到25万），报道尼克松再度当选的那一期，只卖21万份。几个月后，〈时代〉终于也分抢水门丑闻的一杯羹了，它的销售量立刻升到了30万份！

大势已去，白宫变成了“天下围攻”的美餐。

整个水门事件中，美国新闻界强化了一个游戏规则：记者不把爆料人的信息透露给报社内部的任何人，上司或同事。如果编辑对记者的消息感到怀疑，最好就另派人从不同渠道核实，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时间和其他条件可以这样做。为了抢头条，后来就普遍依靠记者本人的职业道德，作风浮夸的布雷德利后来在这上面吃了大亏，直接导致他提早退休。

（二）

1974年8月8日，尼克送黯然辞职。《邮报》完胜。中国的南方银们必定欢呼，这是民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而布雷德利则赤裸裸地对“普利策奖评委会”说：这是我的胜利。

1973年3月，“普利策奖评委会”对本年度的大奖已经基本敲定。一则水门事件尚未结束，不容易站队；二则评委都是地方报纸的编辑，对于水门事件这种大城市里伤风败俗的东东不是很感冒。所以，当时内定，给《邮报》三个奖，一个授予专栏作家，一个给东欧新闻记者组，一个给地方新闻记者。看起来，一点也不沾水门事件的边，但一下给《邮报》三个奖，也就在道义上表达了对《邮报》不畏强暴的“曲线支持”，知识分子的调调儿，你懂的。

但临颁奖前，水门事件峰回路转，形势有利于《邮报》方面，那么知识分子们就坐不住了，感觉自己没有抓住历史的尾巴，应该更强硬一点，免得自己孙子将来说自己木有小鸡鸡。知识分子的投机性，你也懂的。

于是几位领导连夜去找造反派头头布雷德利，诚恳检讨了自己前一段的工作不很到位，虚心求教：这水门事件，一定要给奖，那您老看，给个啥奖。你说你说，我们坚决执行！

布雷德利抹了把老脸：你看看，他老尼只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就拿个“公众服务奖”吧。

“公众服务奖”就不一般了。前面说的那三个奖，都是给个人的，将来万一白宫秋后算帐，可以狡辩说他几位爷才高八斗，跟那家报社木有瓜葛。而“公众服务奖”是授予报社的，这一来，全面肯定了报社这一年的工作，中宣部是满意滴，支持滴。二来，把“普利策奖评委会”绑在了《邮报》的战车上了。三来，这个奖给报社，就是首先肯定了他这个主编的成绩，而不是夸大两个记者的作用，这个政治结论一做，以后两个记者感言，就只能先感谢国家，再感谢领导。

几位领导嘀咕一阵，狠了狠心，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押宝要稳准狠。不过布雷德利也横是太贪了点，不如……

于是回来腆着脸再跟布雷德利请示工作：好，就给“公众服务奖”，不过余下的，只能给一个专栏作家奖了。

布雷德利的脸，当时就下来了：老子不配拿四个奖吗？我在前头吃紧的时候，狗娘养的你们还不是在后头紧吃？你个普利策奖拿来忽悠中国银也就算了，到我这儿算哪盘菜？

知识分子之间的争风吃醋，还则罢了。当华尔街资本介入<邮报>这个老牌私人家族企业后，那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水门事件能够如此演变，一是因为白宫的狐狸尾巴太大，藏不掉，因此以<邮报>为代表的WASP东林党正气凛然，相信自己对得起良心，唯一问题是能不能最终揭开盖子。二是报社是家族企业，干还是不干，决于一人。

所以当<邮报>完成股份制后，就真正被兄弟连所收编掌控，而不再是李云龙在外边瞎搞。即便再来一次百年一遇的水门事件，总统的政治生命，断不至于再次落入一群孤愤的小知识分子之手。

这个静悄悄“颜色演变”的详情，请等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