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我们是这样改变的。 -- 天煞穆珏

酒后经济学随笔（另附我当右派逃兵的经历）

最近要写一个大块东西，把以前的一些零碎思想串起来想了一下，包括经济、也包括其他一些杂烩。为了让自己那个大块文章圆满一些，先把这些回忆写出来挨批，欢迎大家来指正、砸砖。至于主标题，纯粹是噱头，绝对没有想招惹是非的打算。

熟悉俺的人都知道，俺一向很低调，可是低调久了，发现在只有把题目写的骇人听闻才能在BBS上吸引眼球，于是开了个小玩笑，看官见谅。不过，既然您都被这垃圾标题吸引进来了，好歹看看我的文章如何？

先说自由市场。想当初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还是个纯洁无暇的小男孩（说纯洁是客气的说法，换个方式来形容就是头脑简单，知识贫乏，容易被唬住），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一进大学，我立刻被图书馆吓住了--人类居然能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堆砌那么多的文字！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图书馆是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虽然被纪念的许多人并不配住在里面。当时我读书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除了上点专业课应付考试（确实是应付，大学四年我的平均到课率在10%以下，我可是学工科的），每周去踢三场球，偶尔打打游戏，其余的时间全部都在读书。其中30-40%的时间在读期刊，剩下的时间躺在床上看我借来的书。

大伙看了上一段肯定认为我是个一心读书的好孩子，其实这和我一穷二白的经济情况有直接关系，在大上海，没有什么娱乐不要钱，在工科学校靠嘴皮子骗美女上钩的难度又太大，我只好在图书馆和操场上实现我高中时的誓言——当时我发誓上了大学，一定专心的玩四年。结果，穷人就是这么"玩"的。

都说开卷有益，拼命的看书很快就有了结果。生物学上有个说法似乎叫什么初始痕迹，说是刚出生的小鸭会把看到的第一个足够大的活物件当妈妈，你要是恰好路过的话，小鸭子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即便方向是全聚德。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往脑袋里填东西的时候还是朱总理号称带上一百口棺材当政的年代，市场经济改革风风火火，招招都是大手笔。各种刊物和新书宣传的全是市场的优越性、主张的一律是产权改革，正在激进风头上的南方周末在大学里的影响直追足球与三级片，我这只毛还没长全的小鸭子也就顺着潮流飘了下去。当时的我看到什么都能用西方经济学发通感慨，走在路上看到募集捐款的恐龙mm想到捐款等于降低了受灾地区对灾害成本的预期、减少受捐助人对下一次灾难的敏感性，必须反对；看到马路牙子失修想到该把马路分段私有化，分到每家一段的程度，然后在所有车上刷条型码，建立自动收费系统，让街道老太太在利润的驱动下去开压路机，天天积极的修马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无聊程度和今天猫扑强淫有一拼。

不过，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前几天东南亚海啸，还真有个主流经济学家跳出来高喊捐款不利于对未来防护工程的投资，建议让受灾地区自己承担所有重建工作，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当年的胡思乱想，看来我发昏的时候也有当经济学家的潜力，失业了不怕没有地方混饭吃。

当时和西方经济学一起来轰炸我脑袋的的东西还有不少，我选了门文革史，本来想当消遣混学分，结果来上课的老先生开口就告诉我们他曾是王洪文的邻居，金训华的老师，要用亲身经历痛说家史，我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子何尝见过这种阵势？自然把先生的讲义奉若神明，在这门课上，我得知49年-76年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年代，知道贵族制度要比儒家官僚制先进1000年，知道了自由主义是世界的希望，还有，文革期间杀人如麻，人命不如狗之所以我们能坐在这里装满教室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一言难尽，总之你记住中国人不信上帝，不信自由主义，该着有这场报应就对了。另外一门课的美女教师开始倒不谈这些，只是过了几天就请了个匿名教头过来，自称是戚本立的朋友，曾经一起办过报，上来开讲6@4事件，听的我心惊肉跳，几乎立刻就想捏住柴 玲jj的小手，立刻去美国大使馆求庇护。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在无数自由主义宣传员的说教之下，小鸭子在一年内就变成了最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徒，坚定程度远胜如今论坛上的所有右派。99年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了，我在声讨大会上公开站出来反对游行，不知道如今论坛上有几个自诩右派的朋友能有这个胆量。99年在同济武东路校区的兄弟们可以为此作证，我当时第二个发言，光头，第一条理由是不要以政治影响贸易，第二条似乎说未必没有误会的可能。撂到今天，哪怕是在论坛上，估计敢这么说的人也没几个。另外，要不是老家那边的基督教实在不长进，整天宣传什么世纪末大灾难，让我对所有教会都没有好感，与自由主义者走一路的教会估计早把我发展成下线了。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读的书的作者，给我上课的老师，大多都在80年代受大学教育，自由主义过剩并不意外。可惜如今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了，没有根基的思想要么消亡，要么原教旨化，我正好赶上了中国自由主义原教旨化的开头。

不过，这毕竟是一套成熟的理论，在面对对现实不满，又无法从官僚意识形态中找到答案的青年人时，以骇人听闻的说教来哗众取宠的自由主义还有极大的吸引力，就象这个标题一样。显然，对于愿意思考的青年而言，一个自洽的，能给出完整社会蓝图的理论无论如何要比民族主义美妙的多。至于官僚机器所宣传的那套以社会主义命名的大杂烩，官僚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竞争力基本为0，大可忽略。竞争对手的弱小而不是自身的强大使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

不过，没有经济根基的东西是长不了的，一个世纪之前有人说"30岁以后再当左派是没有脑子"，这句话还是对的，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不少空间可以扩张，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政策还可以鼓励资本去积极的寻求利润。因此，如果眼光局限于一时一地，当时主张自由主义倒未必不是本国人民之福。但在今天，世界市场瓜分基本完毕，西方各国都是用自由主义外套包着垄断集团的板砖来掐架的，中国的资本集团（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民间资本）发现自由主义不再代表效率，张五常和顾雏军的沦落表明在经济上自由主义已经被资本集团当垃圾抛弃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微风也只好在尚未展开时就要下台。我预测一下，剩下的自由主义者，要么随着年纪增长，放弃那份年少轻狂，要么转向神秘主义，从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根基，搞原教旨主义（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把教义本身当唯一的标准和目的，不愿意关心现实）当一个思想彻底疯狂，彻底脱离现实以后，自然会以一些虚幻而不加验证的原则做判别标准，宁可相信书斋里的精妙推导也不愿意相信现实。如果按某些人的简单头脑，把"右派"定义为自由主义者，那么，如今我可以说，10年之后，中国再有30岁以上人的当右派，如果不是宗教信徒，多半就是思考能力欠佳。

扯远了，继续谈我的经济学，我当时的经济学思考很简单，起码不比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更复杂。（张五常逢人便说经济学其实只有两条原则，真是对不起他年轻时写的几本尚可一读的书）在我当时的思考中，总前提自然是人性本恶，然后用自私去解释一切经济行为，能让人们通过自私来合作，谋取利益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反之则是坏制度，必然会损失效率。这种想法保持了好几年，直到伟大的市场经济先行者朱总理用下岗大潮彻底改造了我的家乡，直到我那些曾经认真上学诚实工作的朋友们纷纷在产权改革中自由的去干黑社会，自由的卖淫，自由的跳楼，我才开始感觉似乎有点不对劲。

不过，由于感性因素而产生的置疑并没有立刻扩展到理性方面，因为我找不到西方经济学的逻辑问题。这也很好解释--一种理论要想唬人，自恰是最重要的美德。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认为自己一句话可以问住算命先生："你要真会算命，为什么自己不去买彩票？为什么不给自己的老爸找块好坟地？"不料算命先生早有准备，从容回答："算命先生是靠易经吃饭的，易经讲究人卦合一，只有让起卦者自己也在易理计算之内，才能给你算的准。一旦给自己算命，算命人和被算人重叠，根本无法起卦，自然也就不准了。"问了几个，都是如此，看来这个行业已经为此准备了标准答案，有一个算命先生还用物理学中的观测影响和测不准原理来从高层次阐述，说的我那个同学招架不住，落荒而逃。这个例子说明，想在一个成熟理论内部找茬踢场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鉴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如此之多的人的谋生之道，它必然早就为各种质疑准备好了标准反击套路。凡是新兴地区在自由贸易和私有产权下出问题的，应解释为是市场化还不够；至于正在市场化的地区问题越来越多，要么是计划经济遗毒厉害，要么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刻。总之理论没有问题，一切问题在于对理想状态贴的不够紧，因为理论的基础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如此明显，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证明。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

理性的置疑从细节开始，首先是GDP问题：我一直在各种刊物上看到类似的说法，说中国人均GDP是如何之低。然后还有类似数据，说中国人均的教育投入是世界倒数第几云云。然而，我有不少同学朋友在高薪的诱惑下去了非洲、西亚、拉丁美洲打工，从他们那里我可以得到一些直观资料。按他们的描述，高薪自然不是白给的，他们经常要冒着冷枪施工，经常被派到瘟疫频发的地区搞商业，环境非常艰苦。在他们的观察中，许多国家的GDP颇为不低，人均数额比中国高许多，但大部分平民住在简易房里，吃非常简单的食物，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受教育是奢侈品，学校老师大部分是兼职。从全国来看，我的家乡绝对是落后地区，但普通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与许多人均GDP远高于中国的第三世界相比，还要强许多，即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问题和贫富差距也是如此。后来读到的许多游记、新闻也验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国内，从人均GDP来看，长江三角洲许多地区的经济水平十倍于内地，但就我接触到的当地居民来看，收入至多是内地平民的2-3倍左右，考虑到物价差距，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完全不能用GDP差距来评价。同时，许多沿海地区的GDP年增长率高达10%甚至20%，如果生活水平按这个数字增长，即便物价被锁定，人均收入也应该在短短几年内翻番，但人均收入事实上基本稳定。后来，当我发现大部分沿海地区为了避税而少报GDP，内地官员为了政绩而浮夸GDP时，这个问题就更让我困惑了。

国际经济中的一些矛盾是让我对西方经济学产生怀疑的第二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无论按照哪种西方经济学理论，让劳动力这种经济要素象资本和商品一样自由流动的都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让效率最大化。但事实上，每天高喊自由贸易并不惜用武力捍卫这个原则的西方国家坚决拒绝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某些农业领域也是如此。难道这不是拒绝互惠互利吗？还有，随着阅读领域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我发现比中国富裕多的西方并没有象主流经济学家描绘的那样更倾向于用更大的贫富差距，更清晰的产权来刺激工作积极性。发达国家的平等程度、福利水平远高于中国，而所谓用产权保证效率，在充斥着基金、大集团、企业官僚的西方社会更无从谈起。许多文章还曾经谈到国民素质与效率的问题，但从我接触的外国人看来，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居民并没有显著的差别，都有勤劳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有懒汉，有聪明的工程师，也有笨蛋，而且比例上是差不多的。（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人，在普通日本人中，吃里扒外，偷懒耍滑者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主流舆论所指出的那些导致中国相对落后的因素越来越不相信。

在大二以后，我的思想逐渐转向左翼，原因不限于前面两个理由。意识形态上的许多东西不是用逻辑可以说清楚的，这篇文章是随手乱写，不想引起过多的争论，就不多说了。不过，虽然我发现了许多矛盾的地方，虽然事实证明在许多地方计划经济很有效率，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传统文献拼命论证传统苏式经济的效率。我依然不能在逻辑上找到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在许多问题上，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自己抽自己的耳光，但我找不出原因，更找不到替代理论。所以，我对此前所有的左派经济学理论都不甚感冒。

转折点出现在03年-04年，这必须感谢网络的作用，在强国论坛我看到了钟庆（“愚蠢小猪”这个ID应该更有名气）的《刷盘子-读书》系列文章，立刻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先是发现这个系列的文章与事实贴的很紧，然后看到了许多从来未曾见过的材料，比如日本产经联与日本政治经济的关系，再回头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觉得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经济。这种新的解释方式还没有被明确的给出来，但通过那几个月的思考，我看到了新理论框架的轮廓。

与其他人批判自由市场经济的文章不同，钟庆很明智的没有去探讨经济人假设问题——那是个永远没有结果的讨论，你不能指望在网上扔几块砖头就解决历代高僧大德都说不清楚的人性问题。他只是用亲身经历和强烈的对比告诉你，发达国家，尤其是进步最快的日本根本不搞什么自由市场、明确产权。然后他越扯越远，根本不在逻辑推理上做文章，而是转到了他最熟悉的工程技术领域，讲起了工程师的常识，目的是告诉你为什么整天赔钱造坏帐的大集团却往往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钟庆用工程思想和统计分析来搞经济学，从事实而不是从基本假设出发，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完全相反，但他却讲的头头是道，在BBS上所向披靡，赢得无数叫好，我从中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要找一个理论的问题，绝对不能沿着原有理论的构造方式去找。正如前文所述，成熟的理论都是自恰的，你按原来的思路去找问题，肯定一无所获。于是我换了个思路，不去找逻辑问题也不探讨基本假设，而是从事实出发，看看这个理论有那些默认事实是有问题的，从此茅塞顿开，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我彻底扔掉了头几年的虚妄思想。

罗嗦了这么多，开始说正题，现有主流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由市场的信徒在逻辑推导上是对的。如果所有人把收益最大化当作目标，如果所有财产都清晰的量化到个人，如果人们可以自由的传递信息，那么，一个允许人们随意交换财产和劳动的自由市场制度会自发的让社会资源配置产生优化倾向。社会将不断的把人和物资都送到能让它们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去，这个结论其实只用了小学生就能理解的简单逻辑推理，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理论描述的是一个趋向，它告诉我们自由市场将导向最大效率，但一个定性而不定量的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要用多长时间让我们的社会达到最大效率，不能给出一个效率—时间曲线，告诉我们自由市场本身产生效率的效率。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真实的社会，考察信息传递的效率、人类理性判断的速度，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运行方式，然后才可能给出一个近似的结论。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智力，他们没有把社会学数据导入自己理论的能力和愿望，自然只能用定性的结论去大话唬人。

当然，即便考虑到社会的摩擦，考虑到达到最有效率的平衡需要时间，我们必须承认趋向本身是存在的，只要我们等上足够长的时间，总能得到最优结果。但是，这里包含着一个隐含前提——社会和自然条件在这期间不变。打个比方，我们知道放在地上的小球会滚向最低点，但如果地面在起伏不定，小球在滚到一个最低点以前就可能发现自己滚过去的方向并非现在的最低点，小球因此会在惯性下冲上一个小山头也说不定。同样，社会和自然条件总是在变化的，气候在变、社会组织在变、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出生和死去，获得遗产的人未必有死者的能力和愿望.........我们必须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市场所处的状态究竟离最优点有多远。

气候变化并不快，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也需要积累，个体的死亡和出生只是细节问题，老练的经济学家可以争辩说自由市场的状态总是离实际理想点很近。但当我们把工业技术的进步纳入考虑，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高速的技术进步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手工业，任何劳动方式的变革都至少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以至于父子相继成为许多职业的常态。人们不需要到学校去学习基本科学知识和最新的技术操作，只需要了解父辈的技能和习惯就足以养活自己和老婆孩子。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战争和频繁的外来干涉，几乎是不变的，有充足的时间去优化经济结构，正是自由市场理论的用武之地。

不过，欧亚大陆的传统农业社会只是在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才真正靠近代火器和稠密的人口压倒了北部大草原或阿拉伯沙漠中的牧民。在此之前，所有的大国要么把和蛮族作战当做一种经常性任务，要么干脆本身就是蛮族建立的半军事纳贡制国家。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政治—军事组织积极介入农业经济，对财富和人力的使用作出干涉，因为不这样做的大国都必然会遭到军事上的毁灭。

另外，直到蒙古入侵所带来的人口波动结束，人口才第一次基本填满了旧大陆上适合人畜力耕作的地区，从这时起，直到美洲大陆被大规模开发，没有大块的地区被旧大陆的农民开垦，自然资源的供给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蒙古毁灭的西南亚农业地区从未得到恢复）。所以最接近于农业自由市场的社会都存在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比如文艺复兴后的西欧，比如中国的宋、清两朝。在这种社会中，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但相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来说，比例非常低，社会有足够的时间将自身调整到最优结构，亚当斯密式的经济学思想就是在这种社会里形成的；在中国，虽然没有亚当斯密，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远离积极干涉的法家思想，无为和间接干涉成为了默认的准则。

工业革命是个转折点，我这里说的工业革命，不是某些人为了证明西方的天命所归而上溯到中世纪的广义工业革命，而是以蒸汽机、金属切削机床、铁路为标志，开始于18世纪末的狭义工业革命。从这时起，重工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只要保证有限的人力和粮食供应，可以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传统经济部门进行独立发展，能够独立提高自身的精度、生产规模，为精确量化的科学实验提供仪器，从而促进科学发展。当然，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重工业可以为所有其他消费品工业提供各种新式设备和生产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了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

对于重工业以外的所有经济部门，这相当于外部条件在不断变化，于是资源和人力分配的最优点也在不断变化。虽然伟大的市场压力和经济人追逐利益的趋向会促使社会资源分配不断的向新出现的平衡点移动，但在工业时代，新技术出现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最近的几代人在一生之内就可以看到数次工业革命。这就出现了新问题——市场经济究竟能否在平衡点再次移动以前就把社会推到这个最优点？如果不能，那么这将带来多大的效率损失？这是所有西方经济学家从来未曾考虑过，也不愿意考虑的问题。

前面这个问题先放下不论，换个角度来考虑：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言，各个部门都基本达到了长期供需平衡，没有哪种部门具有特别突出的特性，没有哪种产品长期稀缺，所有产业部门之间是平等的。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新出现的重工业部门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对它的需求，如武器铸造等（好象有个历史学家说过，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成规模的金属铸造和铸炮扩军是同义词，谁说的我忘了。），而且通过拓展人类的生产方式不断制造自身的需求。设计第一段铁路的人本意只是拉矿车，但铁路一旦出现，各个产业部门都发现自己可以从中得益。同样，能够制造自身的金属机床一出现，原来很少不需要金属部件或精确加工部件的传统产业部门都发现自己需要这个东西。重工业就这样成了经济的发动机——不是通过提高原有生产结构的效率，而是通过在原有的生产体系之外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如果重工业的发展有个极限，那么，一旦人类达到了这个极限，随着重工业的规模满足了全部现有需求，这个产业也就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重新成为普通部门。但就目前而言，这个极限还远远没有达到，所以重工业依然能够不断的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断的创造新的经济空间，不断的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平衡。其他产业虽然也在不断发展，但它们的发展上限是由重工业水平决定的，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现状来看，重工业起码还能在下一个世纪里维系这种特殊地位。这是所有西方经济学的拥护者从来不谈的一个问题，当然，以他们僵化的脑袋，未必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

重工业还有其他一些特性：

首先，由于重工业并不直接生产消费品，所以这个产业离实际的市场需求相对较远。

其次，重工业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虽然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并不是每天都跑到大街上做市场调查，但他们知道在保持可靠性的前提下，不断的提高电子产品的运算速度，提高集成电路的密度是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种判断不需要时刻用市场来检验，隔几年检查一下就够了

第三，重工业的基本类型是固定的。扩大负熵来源和提高负熵物资的利用效率是从来没变过的方向。（只学过经济人假设不学物理学的大师们，去读读初等物理教科书吧，理解我这里的大白话一点也不难，如果实在没那个阅读能力，就勉强把负熵理解为能源也可以）工业革命的启动就是从煤矿和机床发起的，如今依然没有脱离这两个方向。这是因为人类是生物，一切经济活动其实都是利用负熵的活动，所以扩大负熵来源和提高负熵利用效率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水平，其他的细节问题才是经济制度该解决的问题。

从这三个特征，估计读者能看到点问题了。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发展经济有两种选择：

一是轰轰烈烈的开展市场经济运动，就象蒋介石和总设计师先后干过的那样。先让资源在现有水平下达到平衡，达到最大效率，然后让各个企业去自己揣摩，一点点的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频繁的试错法来提高技术水平。技术每提高一点，赶快就用市场优化资源，让资源达到最优。

另外一种方式是不管什么效率配置效率，用行政手段强行从各个经济部门收集资源，只要剩下的资源够吃够穿就成。然后按照可预测可计划的重工业发展方向（在已经存在更发达的工业国家时，预测就改为学习），用计划手段提高重工业水平，让重工业水平超越其他产业部门的需求（当然也就没有效率）去发展。然后才逐渐放开市场，让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重工业为其他产业提供工业物资，让其他产业在这个技术水平上去造消费品，去按市场配置资源。

按照我们前面的讨论，两种方式各有优劣。

第一种方式的问题是重工业必须在需求刺激下发展，技术水平停滞，各个产业部门在低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比如1800年的中国就很平衡）。由于市场充分作用，技术进展缓慢，这种方式能把各个技术水平下的效率达到极限。但是，与重工业潜在的发展可能所提供的机遇相比，这种经济模式的平衡点只是当前的最优点，远不是潜在的最优秀点。

第二种方式的问题是把财富积压在不能吃不用用的重工业上。只有等重工业成熟了才回头支持其他产业，在这以前，社会因为耗费资源建设重工业，还因为资源配置被行政力量干涉而损失了大量效率。优点则是重工业上来以后，其他产业很轻松的可以提高效率，人们不必很辛苦的在市场里时刻拼杀，哪怕懒散一点也不要紧，反正支撑效率的是重工业创造的外部条件的提高，而不是人们在自私下拼命劳作的效率。

两种方式的收益和成本上面已经定性的讨论过了，究竟谁好谁坏呢？空口无凭，要么量化的精确讨论，要么在现实中比较。可惜现在的经济学家们两样都不会干，只会端个大喇叭，无视这些问题，坐在高处坚守自己的“原则”。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计划经济执行了一代人的时间，虽然还没来得及把重工业里积攒的财富释放出来就倒台了，但依然让人均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让人口增加了两倍多（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人口出生率也不比49年前更高，人口的增长来自死亡率下降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普及了中等教育。这个效率从长期来看是不低的。至于苏联，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中间有一次内战和一次世界大战，残酷性都是世界罕见的）在一个到处都是穷困农民的国家普及了别墅和小汽车，顺便还建设了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效率更为可观。如果看现实社会，越是发达的国家，重工业的计划水平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高，效率来自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是靠生存竞争逼迫出来的效率（最好的样板就是日本）。究竟哪种经济更符合这个世界，读者可以自己给个结论。

写到这里，我可以用大白话把西方经济学的要害说一下。

第一，这个理论只告诉我们市场有优化资源的趋向，不能说明要用多长时间和代价来优化资源。尤其不能说明在最优点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能不能达到最优点，或是和最优点的平均距离是多少。除非市场的信息交换成本为0，建立各种经济组织的时间为0、成本为0，否则市场经济的假设永远要修正。

第二，现实工业社会好象非要和西方经济学作对，重工业体系的特殊地位和发展速度始终让经济系统的外部条件和西方经济学的理想状态相差很远。远到一个根本不管市场规律的国家可以当超级大国（苏联），一个不存在私人大企业的国家可以成为产业中心（日本）。

如果你读懂了这两点，回头再看西方经济学，相信你会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当然，人家发展到那么烦琐，那么精巧也是很不容易地，大家要象尊重神学那样保持对西方经济学的低线尊重，尊重它的生存权。有朝一日，当技术进步停滞，当我们复古回到农业社会，我们还可以翻出来当经验用。

其实，现实的市场经济社会已经用实际行动违背了西方经济学，这充分说明商人们比教授强多了，现实就是能促进理智的发育。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企业的存在：在一个理想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是不存在企业的，所有人都当个体户最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任何不是计件工资的雇佣都会导致劳动者的劳动与利益不能100%的成正比。按照经济学原则，所有被雇佣者都会耍滑偷懒多拿多占，只有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是个体户，通过无数的复杂契约和交换来完成从刮胡子、耪地到造航天飞机修长城的所有工作显然最符合效率——没有监督成本，自私会解决一切问题。但除非世界稳定1000年，没有人死也没人出生，没有任何自然条件变动过，个体户才能占领世界，但只要有一点变化，比如今天可能某个矿采空了，明天可能另外一块耕地一不小心泛了盐，一个好工人死了，接班的儿子不如他熟练.....所有的契约都要重新签定，所有的合作都要重新考虑，我们才能保证社会处于最优点,签定这些契约和建立合作的成本会高的难以想象。所以在充满大大小小的变化的世界里，人类很聪明的建立了超出家庭的经济单位——企业。

只要存在企业，必然会存在内部成本，不管雇你的是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利益大于风险，任何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个人都一定会偷懒、贪污、盗窃。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只有两种选择：A加强监督，B增加工资，方法A减少了违规的收益（能干的坏事变少了），方法B增加了违规风险（被发现后丢掉的是高薪工作），两个方法都需要很大的成本。当然会有人提道德，但据说建筑在道德上的经济学是不可靠的，西方经济学的拥护者告诉我们必须用人性本恶做论证基础。为了规避企业内部成本，有人想出了第三个主意——如果某个经理贪污，干脆把这个部门卖给他，用合同而不是计划指令来完成经济活动。其实这个主意并不高明，近25年来，中国所有的改革家都想到了这个主意，先是承包，然后抓大放小，搞股份制、MBO，把庞大的工业系统拆成个体户。不过，放眼世界，好象许多企业并不赞成这个主意，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不是无数的中小企业占据了发达国家的主流，这说明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很笨吗？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产生最多的利润、还能操纵政府、颠覆国家、发动战争......这表明，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有成本，而且在许多领域高于大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产生的内部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大型企业就这样占据了竞争优势。

具体说来，是什么东西如此恐怖，以至于让企业宁肯承担巨大的内部成本呢？为什么大型企业宁可承受管理层的高薪，提供超额福利、向管理层分红，也不把腐败的经理们换成平等的合作企业呢？这有许多老套的解释，比如市场上信息交换需要成本、签订合同需要成本、更换合作伙伴需要成本等等。这当然说的都很对，但依然不得要领，大型企业内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必然也有信息交换、人事考评等成本，也有决策失误，而且未必就比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小，所以问题不在这里。企业取代个体户，大企业挤兑小企业必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对现代工业制度有一定的认识（可惜大部分经济学家没有），现代工业体系是靠一整套标准和规范来运行的，整个生产流程，从矿山农场的初级产品到超级市场货架上的商品必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让整个系统的效率降到0。绝大部分技术人员的工作并不是发现新理论、新的工作方法，而是做维护、修理、交接等一般性技术工作，保证现有体系不出差错。他们不需要探讨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在已知存在技术可行性的前提下找出执行方案。这和前工业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说，19世纪一个商人如果进错了货，把丝绸从中国长途贩运到英国，发现花纹和质地并不是人们最喜欢的品种，肯定会亏损，但不会血本无归，因为这些货可以降价出售，收回不少成本。同样如果是煤炭、木材等大宗商品，经营失误或数量出差错也会带来损失，绝对赔光的可能性很小。当今社会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运一船化工原料到某大公司的专用港口，到港后发现质量达不到要求，或是检测标准有微小差别，对方会不会降价收购呢？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拒绝接这批货，因为化学性质的微小差别可能会损害设备导致整个生产流程受损。再换个例子，火车轨距的确定是历史习惯的产物，如果这个数字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未必就比现在坏，没准还会更好。但如果你造了一批轨距与标准轨距差一厘米的车头，无论车头的性能多么好，无论价格多合理，也不会有任何铁路公司来买你的车头——除非是当废铁收购。这两个例子其实说的是一件事——现代工业需要的是一个整体合理、各部分配合严密的工业体系，而不是每个部件都很优秀却无法配合的工业。再找深层原因，其实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现代工业大大拓展了经济涉及的范围，符合物理学和工程学原理的合理选择太多了，但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有限，我们无法把所有可能性的排列组合都试一通，在高昂的选择成本下，挑一个经理智判断离合理化不太远的工业体系来用更符合效率原则。所以在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垄断集团往往比小企业更有效率。计划经济不能保证指向最优的选择，但理智保证了选择还是离最优不太远，而且可以保证工业体系可以运转，保证人们可以享受到工业化以来的技术成果。无数个体户和小企业搞市场经济，达成这种信息认同需要太多的时间和成本，可能要几十年才把一个工业体系的细节搞好，但在这以前，大企业已经在建设下一代工业体系了。经济学家理想化的世界很美好，但美好的东西未必有用。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经济学家用自身的无聊为这个论断作出了充分阐述。

继续谈经济问题，开始是重工业和运输业在前一段指出的条件下实现了垄断化，然后是大宗工业和科研，随着计算机的推广、社会统计学的深入，垄断集团开始在服务业和需要多样化服务的产业取得了优势。随手举几个例子，壳牌石油、微软公司、KFC、默多克的媒体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户和小企业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有！永远会有！，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它们的份额还会越来越小，前几年我还以为大集团无法承受小商店和小饭店的管理成本，如今我所居住的城市大街上满是连锁便利店和连锁快餐，传统的小卖部和小饭店哪怕在茶叶蛋和早餐市场上都敌不过社会统计数据指导下的大集团，下一步还有什么产业沦陷给垄断产业还很难说。

有的读者读到这里还会自作聪明，说：难道不能让小企业之间按照一个制定好的技术规范去发展吗？在技术规范内自由竞争，既能避免内部成本又能保证各个工业部门互相严密配合。能有这种想法说明你是开窍了，但开的不够。在技术足够成熟的产业内，这种想法是不错的，如果某个部件的技术标准十年不变，肯定会有街道小厂来造它，这种厂子我在浙江见的太多了。这也符合我前面指出过的：技术停滞的地方市场经济才有活路。但现实社会技术日新月异，大集团不反对让小企业来干这种简单劳动，大集团自己集中精力来管理最有利益的部分——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或者是开发新技术，或者是优化现有工业体系，或是应对社会的变化改变生产模式，一旦工业体系稍有变化，那些搞简单生产的小厂子立刻完蛋，必须从头开始当打工崽不说，原来积累在技术和设备上的投资也一下子变成废铁。有句被说烂了的话：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专利，三流企业做品牌，四流企业做产品。指望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吃市场经济饭的企业，在技术天天翻新的今天永远是三四流。

说到这里，回过头来看，计划经济的优势在哪里？是资源分配合理吗？显然不是，翻开计划经济的教材，除了空话套话大部分教材几乎用全部篇幅教你做物资（人力、或资金）平衡表，教你如何做的平衡。（插一句，平衡表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二维表，横栏是物资入项，竖栏是出项，X、Y栏相交的方格里面的数字表示有多少物资从来源X分配到需要处Y,整个表需要保证所有物资都用上）这当然不错，因为做平衡了说明所有物资都被用上了，总比浪费好，但任何分配表，在出入项都确定的前提下依然有无数种填写方式，填平了本身不是目的，让物资分配优化才是目的，但如果出入项都确定了，其实市场分配物资的能力一般会比计划好。薛暮桥孙治方等所谓计划经济学家，和邓总设计师、朱总理等优秀官僚一生不开窍，非要用平衡表去模拟市场，搞市场化计划经济，其实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浪费时间，计划经济的要领根本不在于此。找来苏联计划经济的纲要一看，第一句话开宗明义：计划经济的第一条原则是突出重点，第二条是物资平衡。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为什么要突出重点？因为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不是能优化物资分配效率，而是用人的理智去规划工业核心产业的进步，提高整个工业体系的层次。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优化物资，一般还是市场更合适一点。但现实中中苏计划经济体系，搞到后来官僚专权，没有优秀人才，总是以平衡为目的，识小节不识大体，一点点的引进市场经济追求局部物资分配合理，而不是搞长远的工业发展计划，结果不能扬长又不能避短，倒台是早晚的事情。

说到这里，很多人估计要从我对计划经济的态度来把我归类到左派。对此我必须解释清楚，我自认思想偏左，但这和我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认识没有半点关系。计划也好，市场也罢，都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选择的结构，目标都是扩张和利润，而不是人类的利益。愚蠢小猪和我合作的很愉快，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极右派，在基本观点上和我是死敌。历史上的几个官僚社会主义大国都是落后国家，需要靠计划来迅速提升工业层次，同时又有发达国家先例可循，因此大搞计划经济，而且不象西方国家那样喜欢在垄断集团外面包层漂亮的装饰品，所以显的左派崇尚计划，右派崇尚市场。其实呢，今天的日本计划经济搞的比任何国家都严重，我不认为那是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官僚社会主义后期，官僚集团已经逐渐转变为垄断资产阶级，这里计划经济也不代表社会主义。将来有一点真的实现了社会主义，农贸市场这种双向透明的市场还是要搞市场经济，我也不认为那是资本主义。总而言之，在技术问题上，傻瓜通常站在两头，聪明人取中庸之道，我自认比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聪明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