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我们是这样改变的。 -- 天煞穆珏

在美国长大，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我极少会有错的判断或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但是一直到了改革之后，我亲眼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被毁掉了，我才明白毛所指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从来不认为这样的改变是可能的。1979年以来全面展开的改革让我醒悟到，我开始明白改革并不是要探索一条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尝试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相反的，改革正是在执行一套经过熟思的完整的计画，这套计画逐步除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而这套计画是有意识的在贯彻推行的。”

自从毛逝世和华国锋下台后，邓和他的官僚们一步步的拆除了几乎所有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们迫不及待的将剩下的一切瓦解掉。最近关于发行股票的建议预示了未来不久它将卖掉现在仍占80％工业比重的国有企业部门，而现在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改革者们实践社会主义的旗子。看一看过去政权逐渐加快的私有化速度，似乎政权不会在80％或是以下的某一个比例停下私有化的脚步。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到那时社会主义还会剩下什么呢？

文革毫无疑问结束于危机之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是否就要转向市场，技术落后是否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世界开放呢。邓派官僚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这是他们一向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是否最有利呢？

迪恩认为这些政策从5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毛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不同意这一点。人们可以辩解中国今天可以走刘邓路线（即使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却很难表明在1950年代可能有那样的选择。

首先，“开放”并不由中国掌控。毛从来没有想把中国同西方隔离开来，他非常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正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封锁了一切联系，断交、撤回侨民、禁运、贸易封锁等等，尤其禁运最为严厉，甚至我每个月想寄给北京的女儿25美元都不行。在敌视性贸易制裁下，我只能每6个月去搞一个外国资产支配许可证来把钱寄去。[0]《中国日报》社的编辑吉恩.莫伊为一则关注海外华人汇款问题的广告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资助，结果被送入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不利监狱。

其次，当时中国经济太弱小，无法同国外资本在同等水平上进行竞争。中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无论重工轻工都是如此，就连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运输、船舶工具、能源生产能力、自来水供应——也都是如此，商业网络不发达，还有非常落后的农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像今天一样实行开放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国民经济步入任由外国资本宰割的地位。

再次，把外国资本的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中国那时就只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其发展只能是极其片面的——沿海某些地区极快的发展，而其它地方则陷于停滞。中央计划则能够将投资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内蒙古、山西东南、四川和云南建立钢铁工业，在山西、甘肃、黑龙江建立化学工业，在山西、湖南、湖北、四川建立纺织工业，在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和其它地方建立重工业和工作母机基地。1974年版的泰晤士中国地图，展示了20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和20个次要的工业基地，分散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一些是老的工业基地（但是已经极大的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数是新兴的。30年的艰苦奋斗造就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自然资源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各地较为均衡的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第四，57年以后合作农业可以将冬天农闲时的劳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的基础结构。他们将上百万亩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系统大大加强，防风林的建设有力的保护了农田，所有这一切都为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这是前所未有过的。自从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没有新的资本和建设投入，连原有的工程体系都逐渐荒废了。每一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都是60－70年代苦心经营的结果，现在竟都七零八落，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完全逆转。

认为邓派官僚混和经济、自由市场的新政策能够取得超越毛时代的成果——不管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领域，都不过是纯粹的臆想罢了。将集体财产私有化、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转移给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人——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短期刺激经济繁荣是一回事；而在之前创造出这些财富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卖方市场环境下为私营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为了促进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将公有资产赠与私人经理、通过最终将危害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和自主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搞活经济”是一回事；而在残酷的海外经济封锁条件下建立起一个有实力同西方平等贸易的经济基础则是另一回事——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能主动在经济交往中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从而不致沦为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

还有相关的论断，说中国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了，这恐怕得看如何衡量各项影响因素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政治上，人们或许感觉到更加自由，但是在社会角度上看，他们必须面对所有新生的罪恶——如卖淫、乞讨、买卖儿童、胎儿流产、私人资本的剥削、各种疾病的流行（从梅毒到血吸虫病）、普遍蔓延的腐败，还有现在最糟糕的，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令人不满的事物都在大量的增加。

但迄今为止，政府没有这种倾向，很明显，没有任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意见和舆论在党的高层形成。那些勇于抵制分田的基层干部现在仍然遭受着惩罚，不时的被降级和调任。当权者现在热衷于讨论如何将大量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股东或是法人股东最好，而不是怎样在农村改革或者重建集体经济。

改革者拼命给毛/泽/东的名字抹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许多年前当权者就命令党委会将毛的肖像从墙上摘下去，去年他们派一些人用手提钻拆除北大的毛/泽/东雕像，在这件事前后毛的形象突然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虽然还没有从天安门上消失。

令人惊讶的不是毛的预言何等准确，而是这预言的应验何等迅速！邓把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开始“改革”不过是在十一年前。大的变动，例如在农村全面实行分田单干，允许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雇工剥削，仅仅是在五年前。

不要犯糊涂了。北京的头头脑脑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是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忙于将经济划归于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准备按照买办的模式把中国完完全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广场的屠杀并非什么过失，不过表明他们窃据领导位置以来所推行的路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着手拆除解放后中国人民耗费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习俗。

本文选自韩丁（William Hinton）Monthly Review Press1990年出版的《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