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华国锋难得一见的猛图 -- iimao

资本是指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货物，主要是设备、建材等。

货币当然不能随便印刷，但70年代后期中国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

对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初步探索

　　作者：老田

　　在1970年代，国民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从统计数据上看，很难说就到了什么崩溃边缘。1970年代的农业状况是好的，除了1972年因为大旱粮食轻微下降之外，一路高歌猛进，粮食产量节节攀升，1978年的旱年也因为多数水利设施开始发挥作用，反而是一个丰收年。主要问题出在工业上。有的人认为新中国的经济一样具有一个10年左右的周期在起作用，1976年前后正好处在周期的低谷。这样的结论笔者感到没有太多的说服力，毕竟当时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

　　根据笔者的考察，1970年代中期，执行了20年的大跃进高积累政策，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应该进行国家政策转换，与中国已经迅速成长的轻重工业生产能力相对应，需要在投资政策上加快工业的装备过程并相应扩大消费者的购买力。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得这个转型没有及时进行，结果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所谓经济学家和党内财经专家，信奉一些极为可笑而且毫无根据的信条，妨碍了这个转型的实现。这个转型后来是在***手上无意之中完成的，是典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 工业装备过程受到人为的压制

　　中国自1950年代晚期开始，转入“大跃进高积累”政策，这个政策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地压低当前消费以增加积累；二是与这个政策相联系的重工业优先政策。

　　许多人往往对重工业优先没有适当的概念，下面以纺织工业发展为例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中国在解放前绝大多数人口，都依赖妇女抱一辆纺车在家里解决穿衣问题，这个劳动与机器相比效率是非常低的，往往一个母亲累死累活还没有办法让家人穿的稍微像样一点。为了尽可能快地解决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当然是要多建设一些纺织厂。要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快速建起尽可能多的纺织厂，那么有限的资源当然是要先用于建设纺织机械厂了，在纺织机械厂之先是要建设机床厂，在这一切之前是钢铁工业。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说穿了一点也不复杂，为了快速解决问题，确实需要寻求一个最优的资源分配顺序，重工业优先就是这样一个顺序。到1970年代中期，湖北已经有武汉、黄石和宜昌三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机械厂投产了，如果开足马力生产，一年就可以装备十几家纺织厂，中国经过接近20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装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就可以初步解决了，取消布票就只需要几年时间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在1983年取消的。其实如果不是政策和认识上的失误，耽误了纺织厂的装备过程，成效还应该快一些。

　　今天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当时都帮腔说：最好是把积累率降低到25％左右。1950年代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个积累率水平，到了1970年代中国重工业的建设过程，已经大体上完成了钢铁工业建设――机床工业建设――机械装备工业建设这样三个准备阶段，将要进入最后的装备过程了，这些人跑出来说，基本建设要压缩，最后的纺织厂建设过程要放慢速度，结果已经形成的庞大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大部分转入闲置状态，工人无所事事直到工厂纪律都难以维持的地步。国民经济出现一个人为的低增长阶段，有人据此论证说中国进入一个经济周期的谷底时期。

　　二、 生产的扩大受制于购买力的低增长

　　由于长期执行高积累大跃进政策，结果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生产的扩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在重工业方面，就是轻纺工业在1970年代的增长也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到了1970年代之后，工业品增长已经由前期的重工业的增长为主，转入轻工业产品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为主。但是由于大跃进时代的低工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民众的购买力增长仍然十分缓慢，在周恩来在世的时候，还曾经严厉批评过工资方面对计划的突破。

　　由于长期的高积累政策下的低工资政策没有及时改变，工资总量长期赶不上工业消费品的增长，结果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民生产品压库，一方面是工人手里缺乏基本的购买力。这是当时经济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且在当时的经济学高人和高官中间，普遍存在这样一个信条：货币发行量职能相当于产品价值总量的1/6或者1/8，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的蠢材教条，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通货紧缩周期。

　　三、 是谁主持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并导致农副产品供应下降

　　今天人们都说是四人帮一伙鼓吹“穷过渡”，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1975年派工作组下农村去主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情，却不是四人帮干的。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正在忙着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针对的事实是***以造反派干部没有经验为名，在整顿过程中把他们一股脑儿都下放到了农村和边远地区。

　　据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各项措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柳随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的资料，这个反复辟工作组确实是***派出去的。由于四人帮几个人中间，并没有很好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几个也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国家的经济管理和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主要是周恩来主持，有一段时间是***主持。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农业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整顿，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个下乡的钦差大臣们干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被今天的右派们美化得跟如来佛差不多的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政策后来广为人知：例如在社员家里房前屋后搞什么前三后四，超过界线的树木竹子归集体；养鸡养猪要降低数量指标，多余的部分必须宰杀等等。

　　在笔者的调查中间，在1975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件中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黑爪牙、黑爪毛的那些人，基本上都下放在农村蹲点，许多人极端反感当权派在割尾巴的事情上把矛头对准群众，与工作组处在相当对立的位置上，甚至发展到贴大字报驱赶工作组的程度。不管怎么样，毕竟下放的人没有上级干部能量大，最后是这个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本来城市的市场供应就不怎么好，现在更是一落千丈。

　　四、 错误认识下的调整过程

　　我们党内的所谓财经高手们，都在那个时候出来说，要维持合理的积累和消费关系，理想的情况是把积累率降低到25％左右。这个时候大跃进政策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装备工业邮件开始大规模生产，正是要大规模进行工厂建设和工业装备的时期，按照这个降低积累率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搞“逆工业化”。同时在工资与货币政策上，都没有进行调整，甚至到今天这些人仍然不肯反思自己，这是专家误国的典型案例。

　　后来***从政治需要出发，给农民的粮食涨价，给工人发奖金，并美其名曰对过去低工资的补偿。这个操作在实际认识上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按人发钱”政策，是依靠压缩投资减少对企业的投资拨款为代价的，中心思想是减少投资去增加消费。然而问题在于产品供应能力已经是大幅度增加了，机械设备生产能力和轻工业产品生产过程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需要适当的工资政策或者货币财政政策，来帮助实现产品，以解决严重的物质循环与货币循环相脱节问题。而***的调整仍然囿于僵化的财政平衡理念，根本拒绝认识实际的供应能力增长幅度，已经超出了“大跃进”低工资政策下的工资额度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1980年代初期结束调整时期之后，人们感到了消费能力的迅速增长，这不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案例，没有超出“先生产然后才能消费”物质循环规则，“按人发钱”有效果的基础是：生产增长过程已经先行完成。

　　当时根据政治原因需要收买人心，胡耀邦甚至把发奖金当作政治任务布置下去，错误在于不需要动用支持企业的财政额度去执行这样的政策，结果物质循环与货币循环的脱节问题在轻工业产品方面得到了解决，这个过程解决了轻工业品的长期压库问题，也使得工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也回流到了工人农民的手里。代价是重工业产品方面问题更加严重，机械工业的闲置问题因此非常突出，直到1980年代后期投资狂潮的兴起，才部分地解决了重工业领域的物质循环脱节问题。再后来就是政策和舆论主导的“接轨跃进”过程，中国自己通过高积累政策发展起来的装备工业失去国内市场份额，到1990年代重工业基本上就进入了依靠卖地过日子等待破产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