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2 经学起源

2.5（3）

“坑儒”案发生在“焚书”案之后一年，时间虽然接近，起因却并不相涉。“坑儒”的起因为何？曰：在于求生的本能。即使活得苦不堪言者，真想去自寻短见的也不多，真能去实践这种短见的就更少。活得像秦始皇那般威风，求长生不老在所难免，与信奉儒、法、道、释，或者信奉任何主义都不见得有什么关系。君不见晚于秦始皇的汉武帝，不仅不曾“坑儒”，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也同秦始皇一样，求长生不老求得活去死来么？“坑儒”乃因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而起，如果正统的儒家以为求长生不老这种俗事同儒学拉扯不上关系，那么，秦始皇的“坑儒”也就同秦始皇的“焚书”一样，不一定同儒家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不过，“坑儒”之说既然已经沿用了两千多年，即使有人想替之正名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姑妄从之。

但凡执迷不悟者，其执著固然发自内心，也往往因人启发之而愈炽，启发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者为齐人徐市。秦始皇二十六年在琅邪刻石颂秦德时，徐市趁便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其上，可从之求得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于是，秦始皇遣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乘船浮海求仙人。结果，徐市一去杳同黄鹤，或者葬身鱼腹，或者如日本人之传说漂流东瀛，成为启迪日本文明的先驱。所谓蓬莱三仙岛，从今日的科学观点来看，当是海市蜃楼，自然无从寻觅。徐市既然一去而不返，秦始皇又遣韩终、侯生、石生、卢生等相继以求不死药。韩终也如徐市，一去而不见踪影。自徐市至石生，史均不曾言其所学为儒为道为法。于卢生，则有其言论记载。以其所言观之，阴阳之气甚重。如果徐市等人与卢生同流，则大抵为儒家之阴阳流派，也就是荀子所谓俗儒者。俗儒虽俗，毕竟为儒，故儒于秦始皇之求长生不老未见得就能脱离干系。

秦法，药方不验者死。卢生、侯生求药不得，恐被死刑，相与谋而逃亡。卢、侯之逃，倘若如徐、韩一般，一去而沉寂无声，也许就不会发生坑儒之事。然而，卢、侯两人偏偏先把求不得灵丹妙药的责任推卸到秦始皇身上之后方才逃之夭夭。卢、侯的话又偏偏传到秦始皇耳中，秦始皇闻言大怒，自称对徐、卢等人赏赐甚厚，如今反遭其诽谤，又听说咸阳“诸生”也有造谣生事者，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相互指控、自我检举出四百六十馀人违犯禁令。秦始皇遂下令将此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通报全国以示警告。所谓“诸生”，本泛指读书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劝秦始皇不必绳之以重法，因“诸生皆诵法孔子”，史册从而以“儒”视之，故称此事为“坑儒”。

因有“焚书坑儒”之举，后人遂大都视秦始皇为儒之死敌。实则不然。“焚书”之首要目标不在儒家经典，捎带之目标亦不限于儒家经典，前文已分析之，此不复赘。“坑儒”因卢生、侯生而引发。如被坑者为卢生、侯生之同流，则充其量为荀子所谓俗儒而不能代表真儒。如被坑者因与卢、侯同为儒生而受牵连，既相互指控、又自我检举，其非正人君子亦可想而知，则充其量为孔子所谓的小人儒。故据焚书坑儒”而指秦始皇以儒为敌，颇未见其是，充其量不过以俗儒为敌、以小人儒为敌而已。

与后世之共识相反，“焚书坑儒”其实恰好说明秦始皇实为帝王尊儒之首。何以言之？曰：不尊儒，何以立博士于朝廷以掌《诗》、《书》等儒家经典？不设立执掌儒家经典之博士于朝，从何而听到博士淳于越恢复封建之论？无郡县、封建之争，“焚书”一案缘何而起？不尊儒，儒生何得聚之于秦之都城咸阳数以千百计？不尊儒，扶苏何得企图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为说辞以救“诸生”？自汉以降，历代皆置博士一类的职位以传播儒家之学，而《史记》、《汉书》皆明确记载汉代博士之设置与职掌皆沿袭秦代之制度而来。既然如此，若不以秦始皇为帝王尊儒之首，将以谁为首？

或以为秦始皇虽曾有尊儒之意，至“坑儒”之后，必致力于打击儒家无疑焉，实则亦非如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既死之后、陈胜起兵之时，秦二世还曾“召博士诸儒生”问计。后来弃秦投汉、成为汉朝开国大儒的叔孙通，正是受秦二世召见备顾问的博士之一。可见在自我检举出四百六十馀人被坑之后，博士、儒生照旧在秦朝廷备顾问、讨饭碗。

要言之，“焚书坑儒”并不足以说明儒家与经学受害于秦。秦之设立博士以掌儒家经典，实为立学官以传授儒家经学之首创。《史记·儒林列传》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此话当属汉代之政治宣传，有悖于事实。秦之“焚书”，只是导致“六艺”从民间消失；致令“六艺从此缺焉”者，并非秦始皇的“焚书”，而是项羽的纵火咸阳宫室。

秦代博士所掌儒家经典究竟包括那些内容？ 史无明确记载，未可得其详。据《史记·儒林列传》，济南伏生在秦为博士，秦亡之后在家开门收徒，以传授《尚书》为生。《尚书》之所以能传于后世，基本上因伏生之故，此为秦有掌《书》博士之证。据《汉书·儒林传》，申公与楚元王交俱在秦时从浮丘伯受《诗》。秦既禁民间偶语《诗》、《书》，浮丘伯必为博士方能招收弟子，此为秦有掌《诗》博士之证。汉之仪礼由秦朝博士叔孙通所草创，料想叔孙通在秦之时，或为掌礼之博士。不过，秦既灭周，旋即推断五德以克周，时辰、色泽、度量、乐声之准则皆反周之所制。以此推之，秦代之礼乐必不与孔子所传之礼乐相合，故即使秦代确有掌礼博士、掌乐博士，其所掌之礼乐，必与后世经学之礼乐无涉。《易》，秦朝廷未曾措意，视之为占卜之书而已，听任民间流传讲习。由此推想，《易》当未立于秦之学官。至于《春秋》，编年以鲁国为据，属于非秦之史记，料想不得立于秦之学官。简言之，六经之中得以立于秦之学官者，恐仅有《书》与《诗》两经而已。不过，虽然仅有两经，令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实秦之首创。

西汉既兴之初，朝廷无意于经学。至文帝时始仿秦代之例而设立博士，并于民间搜寻古代典籍。然因文献不足，文帝之时的博士仅有《诗》学一种。至景帝之时，更于《诗》学博士之外增添《春秋》博士。降至武帝，五经始备，于是设立五经博士之职以分掌各经。自武帝以后，汉代官方经学之盛远非秦代所能比拟。不过，汉之建树毕竟步秦之后尘，未可视之为设立经学于学官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