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 gaogeli

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如少将姜弼武、张第东，上校杨河清，中校王人俊，少校陈长庚等）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这些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对他们处理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一、您主张“对地主阶级恢复名誉”，第一个理由，是“地主财富的来源除了地租‘剥削’外，主要是无数代的积累和本人的勤俭持家”。

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即如果某人以“无数代的积累和本人的勤俭持家”得来的财产，从事贩卖奴隶，或从事贩毒，被没收了财产，照您的逻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恢复名誉”？

这里，还有一个史实问题——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消灭剥削制度。在旧中国，地租剥削率是很高的。当下，不少人都拿刘文彩来给地主阶级翻案，根据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那好，我也来说说这一出翻案的节目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的关于刘文彩的节目中，主持人问一位了解刘文彩的农民：“当年租刘文彩的田，一亩田的地租是多少？”农民说：“一石谷子。”再问：“一亩田打多少粮食？”答：“一石七八。”又问：“这个地租高不高？”答：“不高，不高。” 这段对话，意外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第一，刘文彩出租给农民的地租率为55%至58%。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先按下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这一地租率是否合理不表，就说刘文彩文违“法”剥削率，就高达46.7%至54.7%。第二，如此高的地租率，还说“不高”，说明高于此的地租率，还很多。

对于旧社会、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暂编第52师随军起义后，广大起义官兵在控诉运动中多有具体的揭露。推翻这一人剥削人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包括暂编第52师广大起义官兵的要求。

您若有兴趣，过段时间，我贴出暂编第52师一位起义士兵的回忆录节选，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究竟是基于您说的“主题先行”，还是基于血淋淋的阶级压迫，您看如何？

二、您主张“对地主阶级恢复名誉”的第二个理由，是“私有制度在中国大陆恢复的现状”，以及“当代暴富一族”“盘根错节于神州大地，肆无忌惮地吸取民膏民脂”。

照您的逻辑，袁世凯复辟帝制了，是不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就应该对爱新觉罗皇朝“恢复名誉”？

您抨击的当代社会现象，是事实，不过，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言到的。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都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蜚声世界的史学巨匠汤因比曾说：“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为了防止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中共党内官僚主义阶层的压迫，毛泽东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他亲手缔造的党和政权打得粉碎！

涉及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您若有兴趣，欢迎您到《论毛泽东“目光远大”——兼论毛刘分歧》一文下面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