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近突然就文革开始论战了？这算什么信号？ -- four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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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九章“拨乱返正”

10﹑输血与肿瘤

十一﹑巨额补贴。以上各项都需要大量的钱﹐西藏的企业（包括商业）只亏不赚﹐农牧民则不缴税﹐这钱从何而来﹖当然只有靠中央政府补贴。下面是列年来中国政府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财政补贴（不包括专项基建投资如上述大工程与驻军费用）及其占自治区政府支出的百分比（88）﹕

年份 中央补贴(万元) 补贴占支出%

1960 2725 18

1965 11804 104

1970 18345 173

1975 29179 122

1980 60104 129

1985 105772 103

1989 123715 104

1990 124389 96

1995 313440 90

1997 339776 89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自治区正式成立之年）到文革结束前夕的1975年（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15%﹔从1975年到1980年的华国锋时代年增21%﹔从1980年到1989年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年增12%﹔从1989年到1997年的江泽民时代年增22%（这里算出的年增率只是近似值﹐旨在给读者一个大致的概念﹐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增率）。无论哪个时期﹐都超过了中国财政收入的年增率。

上面是纵向比较﹐再来看横向比较。1988年内蒙古人均工农业产值为986元﹐西藏仅为440元﹐不足内蒙古的一半。在消费水平上﹐情况颠倒过来。同年内蒙古职工平均工资为1641元﹐外加社会福利费213元﹔西藏职工平均工资为2739元﹐外加社会福利费582元。西藏比内蒙古高了79%。1990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为人均130元﹐而给西藏的为人均566元。1988年中央财政补贴占各自治区政府开支的比例如下﹕广西45%﹐内蒙古53%﹐新疆60%﹐宁夏63%﹐西藏100%。1994年广西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使中央补贴在其总收入里的比重降低到13%和27%﹐宁夏和新疆变化不大﹐而西藏仍高达83%（89）。1997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补贴的比重又降低到22%﹐而西藏反而上升到占其总收入的92%﹐总支出的89%（是年西藏财政赤字）（90）。从1993年到1997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达到两位数﹐1997年高达13.4%（91）﹐其实这个数字只及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增长率的一半﹐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这么多钱用到哪里去了﹖首先﹐给西藏的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为藏族）发工资。1997年西藏国家职工工资总额为164175万元（16.4亿元）﹐占当年自治区政府总支出381952万元（38.2亿元）的43%。这只是给职工的现金﹐如加上职工的住房﹑医疗﹑水电﹑燃料﹑交通及其它福利（西藏各单位经常发放食品）﹐其总数超过一半。其次是行政企业管理费﹐1997年仅现金支出为96864万元（近十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公费吃喝与旅游上。再次是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费﹐1997年为78837万元（近八亿元）﹐这是为西藏人民做好事实事。第四是价格补贴﹐1997年为16680万元（1.7亿元）。西藏人民必需的茶﹑盐﹑糖﹑布﹑服装﹑燃油（汽油﹑柴油﹑煤油）﹑药品﹑日用百货﹑烟酒﹑食品﹑工农业生产资料等大都要从内地调入﹐其价格必须和内地差不多﹐这巨额运费就要由政府补贴。1992年政府对每市斤本地粮（在西藏议价收购的）补贴0.455元﹐对内地粮每市斤补贴0.67元﹐而销售价本地粮为0.43元﹐内地粮为0.457元﹐不算收购﹑储藏与运输成本﹐仅仅补贴价就高于销售价。甚至从尼泊尔进口的粮价都比内地运来的粮食成本低30%。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撤消国营副食店﹐给全体市民发副食补助﹐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市场买菜。1993年政府放开粮价﹐给予全体市民粮食补贴﹐结果引起藏人示威。第五是企业（工业﹑商业﹑建筑﹑运输等）亏损﹐1997年国有企业计划亏损为11979万元（1.2亿元）。这笔钱也和价格补贴一样﹐花在西藏人民头上。例如西藏发电成本巨大（火电厂的燃油须从青海送来﹐水电站建设管理成本高昂）﹐但对市民只象征性地收一点费﹐对农牧民免费﹐这亏损当然只能由政府补贴。煤气灶与自来水也一样。还有些企业亏损连连﹐因有许多藏族员工﹐也只好由政府补贴维持（汉族员工可以内调）。加以为了解决藏族市民的就业问题﹐所有的企业都人浮于事﹐毫无效率可言﹐岂有不亏之理﹖第六是支持农牧业﹐1997年高达14169万元（1.4亿元）﹐计有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支持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持补助费﹑农村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等项目。如前所述﹐中国政府对农牧民不收税﹐不派购征购农牧产品﹐却免费或低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低息或无息提供﹑甚至白送贷款﹐自然要大量贴钱。第七是“落实政策”﹐1997年在自治区财政支出表上的“其它”项高达51384万元（五亿多元）﹐同年自治区银行的“国家对个人其它支出（相对于职工工资奖金而言的其它）”则高达61488万元（6亿多元）（92）﹐占自治区财政当年支出的16%。据了解这是对寺庙与个人“落实政策”的赔偿﹐包括文革前与文革初寺庙被砸﹑佛像被毁与个人被抄家的赔偿﹐可能还包括给寺庙与僧尼的津贴。上述各项相加略微超过同年自治区政府的总开支数﹐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费等项中包含了职工工资﹐计算时有重叠。

综上所述﹐西藏的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输血经济﹐1992年前西藏的财政全靠中央补贴﹐其后也基本上靠中央补贴。据知情者说﹐从1992年起西藏财政之所以小有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发展生产﹐而是来自向内地“转让”中央给予西藏的优惠政策的收益﹐即把中央给西藏的平价（计划价）物资以议价（市场价）倒卖给内地﹔还有把中央允许西藏免税进口的物资加价转卖给内地。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是最优厚的﹐藏族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中名副其实的贵族。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中国政府给了西藏财政补贴﹐但说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做为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平常开支费用以及为迁移定居西藏的中国人提供各种补贴而已”﹔又说“在所谓的财政补贴之分配过程中﹐在城市与乡村间有着惊人的悬殊”。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说﹕“中央政府和其它中国省份给西藏经济大量津贴﹐从1989年至1996年每年递增10.5%。90%以上的西藏预算来自自治区外。西藏还享有广泛的经济与税收优惠政策。”“总的说来﹐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但许多好处被汉人捞去了。”

诚然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并未平均分给每个藏人。其主要受益者是15万多国家职工﹐其中四分之三约12万是藏族（1997年）﹐可见至少四分之三的好处被藏族捞去了。以每家两个孩子并且不算老人计﹐藏族国家职工及家属达23万多﹐占西藏藏族人口的10%左右﹐占西藏藏族市民的87%（有关统计数字出处见本章前文）。换言之﹐中国政府用汉族纳税人的血汗包养了十分之一的藏族﹐使之变成了藏族中的贵族﹑中国的贵族中的贵族。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市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人均生活水平与北京市民不相上下。占西藏藏族人口约十分之九的农牧民也从免税政策﹑支农政策﹑物价补贴﹑免费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中分享了部份中央的财政补贴﹐但只能说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半养﹐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由于西藏的天特别严峻﹐他们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这就与藏族市民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财力把藏农牧也全部送进城里包养起来﹐即便有﹐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更要指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了。西藏的城镇特别是拉萨就像荒凉原始的世界屋脊上的畸形繁华的现代化绿洲。正如《天葬》指出的﹐西藏自身的资源不可能产生和供养现代化﹐西藏的现代化只能由外力（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即汉族纳税人的血汗）来维持﹐《天葬》因此把现代化称为“西藏的肿瘤”﹐说它不是西藏的繁荣﹐而是西藏的疾病（93）。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讨论。

达赖喇嘛说﹕“中共的目的只有掠夺。他们对西藏作的极少的投资﹐宣传得非常强﹐但是对他们从西藏掠夺去的东西﹐却一声不吭。（94）”达赖喇嘛举得出中国政府从西藏“掠夺”的具体内容与证据吗﹖如前所述﹐西藏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搜刮的财宝早在1950年就被达赖喇嘛自己运到锡金去了。1959年叛乱时﹐大批逃亡贵族﹑活佛﹑藏官又带走了自己的财宝﹐留在西藏的可供中共掠夺的财宝也就所剩无几。中共自1980年以来年年都在向寺庙与旧贵退赔﹐其数额每年高达数亿元。直到1997年﹐都占了自治区财政支出的16%。

《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甚至还说﹕“其实﹐如用现金数额来计算﹐仅仅从西藏运往中国的木材﹐其价值便大大超过了中国声称的所谓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数。”真是天大的笑话。1997年运出西藏的木材共12931吨（95）﹐是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339776万元。一公斤木材能值263元吗（且不说伐木和运输的高昂成本）﹖何况出售木材的收益也和西藏开矿的收益一样全部归西藏自治区财政﹐用在西藏各项包养藏人的事业上﹐中央政府不收分文。连“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达瓦才仁都承认﹕“西藏暂时来说在物质利益上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96）”﹐非常难得他说了一句真话。

注释﹕

（88）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99页。

（89）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8页。

（90）《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2月25日。

（91）罗布次仁﹐《西藏经济去年增长一成多﹐再次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月5日。

（92）本段统计数字见﹕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60﹑267﹑104-105﹑101页﹔粮价比较数字见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204-205页。

（93）《天葬》﹐421-422页。

（94）薛伟﹐《像朋友那样真诚相待----达赖喇嘛访谈录》﹐《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

（95）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234页。

（96）亚衣﹐《让西藏流亡者早日回归家园----访<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先生》﹐《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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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1﹑恐惧与崇拜

中共在平叛民改中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大部分僧尼﹔在文革中捣毁了大部分剩下的寺庙﹐遣散了全体剩下的僧尼﹐还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说毛泽东企图消灭西藏的佛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由西藏的自然（天）决定的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道）并未因此改变﹐他们需要新的宗教来填补心灵与生活的空白﹐这个新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乌托邦主义（简称毛教）。

《天葬》对西藏的“神界轮回”作了精彩的论述。它说西藏的宗教起源于莫名的恐惧﹐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产生神。毛泽东用恐怖手段打倒了西藏的旧神﹐藏人就把毛当作新神来崇拜。邓小平放弃了恐怖手段﹐藏人就不崇拜他﹐重新崇拜达赖喇嘛。

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说过﹕“恐惧第一个在地上创造出神”﹔“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人缺乏对于自然力量的认识﹐于是设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见的势力支配﹐认为依靠这些势力﹐想象它们可以发起脾气来对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类”（1）。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又特别严酷﹐孤立无援的藏人的恐惧自然格外强烈。自然而外﹐还有社会。西藏的统治阶级特别残酷﹐他们的刑具并不像《天葬》说的那样只是“文化象征”（2）﹐尊贵如藏军总司令龙厦尚且惨遭挖眼就是明证。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无论是农奴还是贵族﹐都无法摆脱对自然﹑对社会﹑对命运的恐惧﹐神于是应运而生。

藏人的原始宗教是本教﹐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转移。这是所有原始人包括汉人的祖先的本能﹐导源于神秘莫测的梦。那时人们不理解梦的生理原因﹐认为是灵魂的活动。死人会出现在梦里﹐可见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至今有些汉人还认为死人会“托梦”。由于本教的教义较简单﹐敌不过庞大复杂的佛教。更重要的是﹐佛教为时刻生活在恐惧中的藏人指明了一条简明扼要（这对没有文化的藏人特别重要）﹑极为诱人而又无从验证（这也同样重要）的出路----因果报应﹑超度来世﹐从而使几乎全体藏人都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由此可见﹐佛教并不是藏族与生俱来的宗教﹐藏人自古以来就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只要它适合他们的需要。

藏人同时还有崇拜强者的传统。他们的神既然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自然具有比使他们恐惧的东西更强大的威力﹐否则如何保护他们免于恐惧﹖到过喇嘛寺的非藏人士一定会对其偶像的狰狞恐怖与色情淫荡产生深刻印象﹐所谓欢喜佛就是两者结合的典型﹐那是汉传佛教绝对没有也无法想象的。关于色情淫荡问题暂且不论﹐只谈狰狞恐怖。那既是他们害怕的东西﹐又是他们崇拜的偶像。他们在历史上接受过蒙古人与满洲人的统治﹐因为后两者显示过强大的军事威力。当英国人刚开始进入西藏时﹐他们坚决将其拒之门外。然而当英国侵略军在1904年杀死数千藏人﹐打进拉萨﹐用实力表明自己比满清更强大后﹐藏人就把自己的崇拜由满清转向英国﹐达赖自传中感谢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赞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文字就是明证。那么毫不奇怪﹐当毛泽东通过平叛民改打断西藏上层的脊梁骨后﹐藏人包括被打断了脊梁骨的上层人士也会转而崇拜毛﹐何况毛也确实给了西藏下层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呢﹖

如前所述﹐藏人信仰佛教﹐是因为它许诺他们通过现世的修行可以换取来世的好运。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引戈伦夫的话说的那样﹐西藏的穷人安于现状只是出于无奈。贪图享受﹑要求尊严原是人类的本性。穷奢极欲﹑爱摆排场的西藏上层就为农奴和奴隶做出了榜样。农奴和奴隶之所以虔诚拜佛﹐不就是为了来世能像眼前的上层那样尊荣富贵吗﹖那么当毛泽东打倒了上层﹐把他们的土地﹑牲畜﹑房屋﹑衣物无偿分给农奴和奴隶﹐并把原先的上下层的社会地位翻了个个﹐使后者在现世就享受到他们渴望于来世的东西时﹐他们岂有不欢喜若狂﹑感恩戴德之理﹖

注释﹕

（1）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558页。

（2）《天葬》﹐294页。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2﹑毛教的兴衰

藏族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既然是建立在恐惧加感恩的双重基础上的﹐这种感情当然要比原先仅仅建立在恐惧上的宗教感情更加强烈。然而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毕竟不同于汉族﹐他们除了出于人类的本性贪图现世的享受外﹐还要超度来世。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却是无神论﹐不承认有来世。它不仅捣毁了大部分寺庙﹑遣散了全部僧尼﹑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还反复向藏人宣传没有来世﹑幸福只在现世的思想﹐那么藏人如何解决超度来世的问题呢﹖

瑞士哲学家兼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提出的发生认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3）认为﹐人们在接触新事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概念﹑逻辑﹑价值体系去诠释新事物﹐将其解释﹑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他称这种机制为“同化”（assimilation）。当年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去敦煌盗窃文物时﹐哄看守人王道士说﹐他是印度的唐僧﹐倒朔着唐僧的路线到中国来取经了﹐后者马上对这个洋唐僧肃然起敬。英国人与俄国人拉拢藏人时﹐都哄他们说﹐只有英国女王与俄国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曾相信过后者﹐还接受了后者赐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金色法衣。诚然﹐中共从来不曾告诉藏人说﹕只有毛泽东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最好的宗教。中共只告诉藏人﹐只有毛泽东才是藏人的大救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天堂。在同化机制的作用下﹐藏人马上把毛泽东诠释为西天大菩萨的化身﹐特别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前所述﹐藏人曾把清朝皇帝当作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崇拜）﹔把共产主义诠释为佛教里的天堂。文革捣毁了寺庙与佛像﹐禁止一切佛事﹐却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刚好填补了藏人的宗教感情与仪式需要。

藏人于是把毛像当成佛像﹐把鞠躬敬礼当成磕头﹐把毛的著作﹑语录当成佛经﹐把毛语录牌当成玛尼堆（藏人常在路口堆石﹐插上经幡﹐围之转经﹐藏语称为玛尼）﹐把“早请示﹑晚汇报”当成祈祷﹐把去北京当成朝圣﹐把“毛主席万岁”当成“六字真言”﹐把“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成毛的“转世灵童”……确曾有许多藏人围绕毛的塑像﹑语录牌转经。“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这一套本是中共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仪式（祈祷﹑念圣经﹑唱赞美诗）﹐用以取代佛教仪式也顺理成章﹐如前所述﹐藏人本有接受外来宗教的传统。至于某些细节上的差异----诸如毛的服装扮相与菩萨大不一样﹔佛教里的天堂是在另一个世界﹐而共产主义天堂则在子孙后代的人世﹔转世灵童只能在其前世死后诞生﹐而毛泽东死时华国锋已经56岁了等等----藏人倒不甚计较﹐可以忽略不计。1982年我进藏时﹐华国锋已下台一年﹐内地已看不到他的相片﹐西藏的党政机关和百姓家里﹐依然并排悬挂&#63208;毛华的像。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俄国沙皇当成“北方佛法大王”﹐把沙皇让德尔智带给他的东正教大主教的金色法衣当成袈裟时﹐也不曾计较过扮相与式样的差异----十三世达赖喇嘛虽未见过沙皇﹐却见过德尔智带给他的沙皇照片﹐他的秘书长还随德尔智去过俄国﹐见过沙皇。

当然也有藏人不为毛教所动﹐坚信佛教﹐偷藏佛像﹐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拜佛﹑祈祷。戈茨坦的新着《雪狮与龙》就说起有个藏女在文革中冒着被邻居检举的危险在家里点酥油灯拜佛的故事（4）。但文革中藏人狂热地捣毁寺庙与佛像﹑疯狂地检举﹑批斗“达赖特务”（已故的西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卢耀曾的妻子﹑藏人达噶在文革中曾被检举为“达赖特务”﹐遭到残酷批斗﹐卢也陪斗）﹑至今坚决要求独立的藏人仍崇拜毛泽东（5）等事表明﹐许多藏人确曾虔诚信仰过毛教。

唐山地震﹐毛泽东驾崩﹐华国锋也很快下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放弃对西藏实行恐怖手段﹐改为用现代物质文明收买。藏人便不再崇拜他们﹐转而崇拜美国。他们从种种渠道（中国的电视报刊﹑进藏汉人的言行﹑达赖和西方的电台﹑归国探亲的流亡藏人）得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连中共都害怕它﹑崇拜它﹑千方百计地迎合它﹑讨好它﹐而美国是支持达赖喇嘛的﹐所以达赖喇嘛也和美国一样强大。中共从1979年起邀请了几批被他们赶走的达赖喇嘛的代表团衣锦还乡﹑待为上宾一事向藏人证明﹐中共也怕达赖喇嘛﹐藏人于是重新崇拜达赖喇嘛。藏人在历史上曾有过恐英（国）崇英（国）的传统﹐此时很自然地转换成崇美媚美。邓﹑胡﹑赵给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他们开始还有点感恩。后来﹐他们天天从达赖与西方的电台﹑达赖喇嘛派遣的间谍﹑喇嘛尼姑那里听说﹐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掠夺了全西藏﹑在西藏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共也一再向藏人道歉﹐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答应赔偿﹐他们便不再感恩﹐而把中共给他们的所有好处都看成是赎罪﹐无论多少永不满足。因为人欲无止境﹐何况他们从电视里看到了西方生活方式﹐中共给的那些算什么﹖洋人个个有汽车﹐中共能给每个藏人发一辆汽车吗﹖

邓﹑胡﹑赵反对个人迷信﹐不再大量发行领袖相片并对之搞崇拜仪式﹐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藏人有崇拜活的偶像的本能需要。中共废止了毛泽东的“转世灵童”华国锋﹐1983年初在西藏下令禁止悬挂华的相片﹐却没有发行新的领袖的相片﹐藏人就用达赖喇嘛的相片来填充空白。1983年中共发行过六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起的相片﹐但邓的形象很不显眼﹐也未用行政权力大力推广（我当时在西藏）。1986年9月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办公厅曾向全体藏人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画像﹐这两个办公厅联合发出的通知说﹕“悬挂﹑张贴和摆放领袖像﹐是一种符合西藏人民传统习惯和心理素质的宣传教育形式。在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彩色肖像时﹐要热情细致地介绍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职务﹐宣传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6）﹐说明西藏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他们忽略了如下环节﹕第一﹐既要树立偶像﹐就只能独树一个。不突出个人﹐搞集体领导﹐不符合藏人的心理需要﹐没有用处的。第二﹐既要树立偶像﹐就要有相应的强制性的崇拜仪式﹐如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念语录﹑唱颂歌﹐到处立塑像﹑语录牌﹐高呼万岁等等﹐最好是磕头﹐方能收旗帜鲜明﹑印象深刻﹑条件反射之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用一字不识的藏人也听得懂的宗教式的语言（而不是藏人听不懂的“新长征”语言）﹐大张旗鼓地宣传唯一的偶像﹐把今世与来世的一切好事全部归功于一人﹐将其说成是无比伟大﹑无所不能﹑战无不胜﹑法力无边的神﹐方能把达赖喇嘛从他们的心中挤走。当然他们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做﹐那么他们赠送的肖像就只能被藏人当作废纸。说句笑话﹐如果中共那时在西藏大量发行邓小平的相片﹐大搞文革式的个人崇拜﹐并告诉藏人﹕“邓小平就是文殊菩萨（或观音菩萨）的化身﹐你们只要崇拜他﹐就可超度来世。”也许藏人就不会那样狂热崇拜达赖喇嘛﹐也不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骚乱。

邓﹑胡﹑赵还拨款三亿多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招收了46380名僧尼﹐由政府发薪或津贴（西藏数字﹐不包括川青甘云藏区）﹐使藏人重新回到熟悉到骨子里去的佛教氛围中去﹐显赫一时的毛教顿时灰飞烟灭﹐达赖喇嘛重新变成至高无上的神。

注释﹕

（3）Piaget, Jean, Logic and Psycholog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Marjorie Gab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7); Insights and Illusions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olfe Mays (New York: World Pub. Co., 1971); Adaptation and Intelligence: Organic Selection and Phenocopy,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tewart E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60.

（5）《天葬》339页说藏独示威者也崇敬毛泽东﹔徐邦泰1996年去达兰萨拉访问时﹐问一个坚决要求独立的藏族青年领袖“汉人中您最佩服的是谁”﹐后者竟回答“毛泽东”----徐邦泰﹐《中庸是金箴》﹐《中国之春》﹐1997年11月号。

（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5年﹐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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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3﹑宗教与文化

自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以来﹐中共为了向西方显示其尊重西藏人权的诚意﹐与达赖喇嘛展开了一场狂热吹捧西藏文化的竞赛。胡在西藏干部大会讲话时就带头吹捧西藏文化﹐时至今日﹐中国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与著作对于西藏文化仍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谁要是指出西藏文化的缺陷或不足﹐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民族政策（这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奇怪的是﹐中国所有媒体与出版物在提到藏族与藏人时﹐都要说成“藏民族”﹑“西藏人”﹑“藏族人”﹑“藏族同胞”或“藏族人民”（有时简称为“藏胞”与“藏民”）﹐绝对不能单独用“藏族”与“藏人”两字﹐似乎称他们为藏族与藏人就是不敬﹐尽管它们提到汉族与汉人时却一贯单独称“汉族”与“汉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敬。

自1985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文教书记的丹增更是张口闭口“我们西藏拥有世界上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姑且不论西藏文化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最灿烂”的文化﹐单说“最悠久”就不够格。就拿西藏的佛教来说﹐它是从印度传来的﹐可见西藏的宗教没有印度的悠久。诚然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有本教﹐但本教能被佛教取代﹐可见本教不如佛教伟大﹑光辉﹑灿烂。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创制的﹐藏文字母则是仿效梵文字母的。那时汉文已有了数千年历史﹐那么藏文也没有汉文与梵文悠久。甚至达赖喇嘛都要比丹增谦虚一点﹐前不久达赖告诉一个汉人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7）”虽然这话能否得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日本﹑韩国等国的佛徒的首肯尚属疑问﹐他们似乎从未请达赖喇嘛去布道﹑加持﹐但至少他没有说“最伟大﹑最悠久﹑最光辉﹑最灿烂”之类的胡话。达赖喇嘛大肆吹捧西藏文化不足为奇﹐他就是要煽动藏人的民族自大情绪与排汉仇汉心理。中共信任与重用的西藏文教书记在吹捧西藏文化上比达赖喇嘛还要达赖喇嘛﹐中共岂不是自挖墙脚吗﹖

不过丹增有句话说对了﹐西藏文化的确是宗教文化﹐类似于被天主教会垄断的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汉族的儒家文化（有人称之为儒教）﹐其共同特点是政教合一（特指西藏与欧洲）﹑压抑人性﹑轻视科技。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打倒了政教合一﹐改造了中世纪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中国汉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于一役﹐“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号召解放个性﹐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民主﹐改造了儒家文化﹐使之顺应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历史潮流（当然没有欧洲那么彻底）。西藏从未出现类似的文化宗教改革运动﹐更未出现理性启蒙运动﹐西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文化。虽然中共废除了政教合一﹐在文革中“消灭”了西藏宗教﹐但1980年后﹐中共又不遗余力地恢复了西藏宗教﹐于是中世纪式的西藏宗教按其本性又要求恢复政教合一﹐每次骚乱都由喇嘛尼姑打头阵就是明证。西藏宗教重又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劳动力（僧尼越来越多）与民众的时间精力﹐使之不能用于发展生产。藏文至今无法译介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喇嘛教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继续束缚藏人﹐使之无法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必要前提----理性思维﹐藏人重又狂热崇拜达赖喇嘛（比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更厉害）就是明证。

甚至藏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在摇头。有位至今仍在西藏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曾听到西藏文化厅的两个藏干议论宗教。来自拉萨的藏干说﹕西藏的“宗教政策”落实得不够﹐西藏的宗教还应大发展。来自甘南的藏干则说﹕藏族之所以落后﹐就是宗教麻醉人民﹐阻碍社会和科技发展﹐现在宗教搞过头了。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给西藏巨额补贴﹐又派出大批汉族专业人员进藏大兴土木并管理各种现代设施﹐把现代物质文明免费奉送到藏人手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其成﹐根本感觉不到有学习科技知识﹑培养理性思维的必要。中共不计血本培养的藏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文史哲专业的﹐不学科技就不知道西藏文化的缺陷﹐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在对西藏文化只许说好不许说坏的指导思想与舆论环境下﹐他们大都成为和丹增一样的西藏文化至上主义者﹐西藏大学藏文系的学生在历次骚乱中打冲锋﹑被称为藏独系就是明证。1988年3月5日骚乱时﹐西藏大学藏文系学生班长洛桑丹增持刀刺死了在大昭寺外面徒手站岗的武警班长﹑康定藏人袁石生（8）。他被捕后﹐他的同学纷纷去探监﹐尊他为藏独英雄。他被判死缓﹐由于美国某些议员的关切﹐他被一再减刑。我在西藏时就听一个藏族同事说过﹕我们西藏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我们藏族不需要你们汉族﹗----虽然他也和所有的藏人一样不遗余力地争工资﹑争福利﹑争房子﹑争美差（这些被争的东西都是中共享汉族的血汗提供的）。中共享汉族的血汗包养西藏的结果是被包养的藏人得出藏族不需要汉族的结论﹐可谓始料未及。

注释﹕

（7）曹长青﹐《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记》﹐《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8）秦文玉﹐《神秘雪域》﹐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5年﹐206-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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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章﹕法轮常转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我在上面用“藏人”一词﹐当然是泛指﹐具体到每个藏人﹐情况又很不一样。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离拉萨或各中心城镇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越少（相对而言）﹑与汉人交道打得越少﹑生活越贫困也越传统化的藏人如大多数农牧民﹐对达赖喇嘛越虔诚﹑对中国政府越尊敬﹑对汉人也越友好﹔反之﹐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轻﹑离乡村越远﹑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越多﹑与汉人关系越密切﹑生活越富裕也越汉化的藏人如藏族干部﹑职工﹑市民﹐对达赖喇嘛越不虔诚﹑对中国政府和汉人越仇恨﹐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前一种藏人是本色的藏人﹐他们只有宗教意识﹐没有政治﹑国家意识。他们虽然从宗教感情出发﹐对达赖喇嘛最虔诚﹐却听不懂达赖与西方电台的政治宣传﹐不知自由﹑民主﹑人权﹑独立为何物﹐也不崇美媚美﹐没有民族主义狂热﹐没有政治野心﹐所以不恨中国政府﹔远离花花世界（中心城镇）﹐不看也看不到电视﹐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值低﹐并不狂热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与汉人接触也少﹐所以不嫉恨汉人﹔由于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迫害藏人﹐不限制宗教活动﹐反而分地﹑畜到户﹐取消农牧税和农牧区工商税﹐给予农牧民大量好处（全民公费医疗与教育﹑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服务﹑各种优惠贷款与福利救济等）﹐他们对中国政府和汉人颇为感激﹑尊敬。用一个藏族老农的话来说﹕“共产党管现世幸福﹐达赖喇嘛管来世幸福。”现世来世的幸福他们都要﹐于是在物质上认同中共﹐在精神上认同达赖﹐两者并行不悖﹐也不觉得有什么矛盾。当他们刚好身在骚乱现场（这样的概率当然是很小的）﹑受到喇嘛尼姑以达赖喇嘛名义的煽动﹑处于宗教狂热中时﹐也会跟着高喊独立﹑打砸抢烧汉人商店与政府机关﹔当他们蹲在家乡的承包地里﹑享受中共的好处时﹐又尊敬政府﹑善待汉人。中共对藏农牧只实行半包养政策﹐尚未养成他们一切依赖中共供给的心理。即便家乡的喇嘛尼姑向他们宣传达赖喇嘛的独立主张﹐他们也不过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们想不出独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的藏人在农牧民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拉萨的骚乱始终扩散不到乡下去。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西藏“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占全区在业人员的79.1%﹐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9.4%﹐小学毕业占19.7%﹐初中毕业占0.8%﹐高中专毕业占0.1﹐大学毕业为零（9）。如此低下的文化素质是藏农牧一方面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又听不懂藏独宣传的根本原因。

如今50岁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记忆﹐他们至今认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近年来中共在寺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时﹐请要求独立的年轻喇嘛的父母去给他们忆苦思甜﹐据说还颇有成效。有位朋友告诉我﹐1986年他去当雄乡下时﹐听说有个40多岁的乡党支部书记“请假回家”（退党辞职）了。我的朋友去采访他﹐他说现在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贷不到款﹐富人贷款送上门﹔寺庙越修越大﹐（乡村民办）小学却因没钱解散了﹐所以他不干了。谈话间﹐他向一位乡邻借两百元钱﹐后者说只有二﹑三十元。这时一个昔日的“富牧”的儿子表示愿意借两百元给他。他说﹕“你的钱再多我也不要。”“富牧”之子说﹕“你怎么这样说﹐你以前也没有整过我嘛。”他说﹕“我以前不整你﹐是因为党的政策好。”人民公社解散后﹐农牧区基层干部失去了权力﹐他们中许多人因不善于经营而变成了穷人﹐而昔日被专政的“农奴主”﹑“牧主”﹑“富农”与“富牧”及其子女却因头脑灵活而发了财。但中共当年培养出来的翻身农奴干部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阶级立场”。虽然不合时宜﹐却至少说明﹐藏农牧中还是有一批人至今对达赖喇嘛与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持仇恨态度。如果藏独真的成了气候﹐只要中共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坚决投入反对藏独的战斗中去。至于说他们已经老化﹐很快会消逝﹐那么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同辈人﹐可以奉陪到达赖喇嘛也消逝。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8年去西藏进行问卷调查时意外地发现﹐拉萨老城市民中有4.8%不信教﹐而农牧民中竟有12%不信教（10）。据知情者说﹐去拉萨朝佛的藏人在“喇嘛书记”伍精华时期达到高潮﹐1990年以来大幅度减少。可见信教与否和文化程度有时并不成正比关系。推想起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大多数拉萨老城市民的生活反而没有某些头脑灵活的农牧民改变大﹐后者中间某些人（如前所述﹐这些人往往是文革中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学会或适应了新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尝到了个人奋斗﹑精明计较﹑理性思维﹑发家致富的甜头﹐原有的安贫乐佛﹑不思进取﹑超度来世的宗教观念因而被轰毁。不言而喻﹐藏干不信教的比例要高得多﹐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藏总的气候（天）固然恒古不变﹐但城镇及其周围与公路沿线的小气候（局部的天）却变了﹐那里的藏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道）也会跟着变﹐这就是皮亚杰所说的“顺应机制”（后文详述）。

注释﹕

（9）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西藏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1992年﹐第2册﹐366页﹑421页。

（10）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