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维稳相识的警官朋友──基层生活样本之三 -- 潇洒书生

在本单位搞完改革脱困工作后,我动手将这段经历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并冠名《闪亮的日子》。这部片子被层层送到各级部门，成了培训改革骨干分子的声像教材。大概也是因为这部片子记述的情况与表达的观点引起了注意,几个月后，我被主管部门点名“交流”到其改革办挂职副主任，负责指导重庆郊区两家直属企业的破产职工安置和维稳工作。我因此又经历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冲突风波。这是后话。

我刚上任不久,就接到紧急通知：一家破产企业的职工把上派去的工作组组长围在办公室不准外出,处境危险。根据领导决定,我带队到了企业所在的当地政府，找到主管稳定工作的副区长交换意见。他的意见很简单：由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做好自己人的工作。我当然明白应该做什么，但到了当地做些沟通还是必要的。随后,我与企业留守委员会负责人、工作组其他成员一起研究了解套的方案，动员还较听话的骨干人员去做疏导工作。但，苦口婆心的劝解并无实效,“闹事”者推出的代表态度强硬：不提高安置费标准、不满足让大集体单位员工享受主办企业员工安置待遇等要求,就不会放人。这些要求与国家政策完全是“对立”的,咱们这些人岂敢响应。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两天以后，一直不露面的当地公安局局长找到我，说这里的情况已经惊动了市局领导。他拿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在一份维稳简报上的批示电传稿。坦率地说,文强的字写得还不错。文强的意见是,企业主管部门要抓紧疏导,市、区的公安做好必要的准备。我明白“必要的准备”是啥意思,但我更清楚，在企业办公大楼里面围堵的大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他们在职的子女则在办公大楼外“放哨”，一旦公安、武警强力排堵“恢复秩序”，那些被其子女动员上阵的老头子、老太太将难免受伤。于是,我决定再做努力,与“闹事”者代表进行对话。当地公安局局长表示同意,并告知我文副局长的口头指示“两天后再无效果，就要强行排堵了”。

在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并征得认可后,我采取与“信访代表”坦诚对话，派骨干分子“打入”围堵队伍“做工作”等等措施,力求和平解决事态。在与“信访代表”对话时,我指出：你们没有权利把自己的高龄父母在如此高温下推到“前线”受罪,你们自己的诉求应该合法表达而不能采用要挟他人身体和行动自由的方式，即使你们的诉求是合理的也不应该这样做。与这些代表的对话进行了十个多小时,我很诚恳地讲清了政策底线和各级部门的权限,以及继续限制工作组负责人人身权利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气氛还可以。第二天下午,工作组组长借上厕所的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下了楼,上了几百米外的一辆警车“脱险”了。事后,当地公安局局长告诉我,处理结果已报告文强副局长,文副局长委托他向我们致谢：终于避免了可能的流血冲突。

这段挂职经历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丰富了一些做好维稳工作的思考。为此,我写过一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强调为维稳而维稳很难真正确保稳定，还应清晰思路、做细工作、综合治理,并着重介绍了一些比较恰当的具体做法。这篇文章在上报审查时却被弄成了“内参”，还引发了一些争论,再后来则成了一些破产、重组企业的维稳工作培训教材。至于我,没有挣到一毛钱的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