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民国废柴蒋百里--给李肿捅凑个趣 -- 胖的卡门

1931发生了“一二八”抗战。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校学生出身，不时地轻车简从到富国门路来，请百里指示当前的战略。百里倾注全神为之规划一切。那时，中日两军在虹口区会战，华军由于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所顾虑，不能通过租界，而敌军则能自由驰骋。百里忿忿不平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公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可以通行而我们反受限制?”他还指出进兵公共租界可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一是可乘敌人无备而包抄之，二是可扩大战争范围，迫使英、美不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赞成此项意见。可是，蒋介石、汪精卫还在作国联调停和英、美仗义执言的美梦，坚持其“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不肯采取进入公共租界作战的方针。

1934年，百里担任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集中精力研究过银行法及经济学。随后，他以私人资格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回国后热心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把制定发展钢铁、煤炭、石油等多种经济计划，做为其建设国防计划之一部。他当时分析中日战争是持久的，津浦、京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中国的国防将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出于这一战略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无论从地域或民族性来讲，从利于防空和坚守险要来看，应以湖南的南岳为工业核心，分布株州至郴州之线。并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乌克兰，对农业现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后来，实业部讨论煤钢计划时，他着眼于战时工业布局，提出了白己的看法。他说“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其质量都是可用的。”这个意见当时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同意，但受到实业部的反对而未实行。

他鉴于当时美国生产的柴油过剩，柴油的成本又只比自来水稍贵，且提炼三次可用于汽车，五次透明无色，十三次可供飞机之用，便以私人资格与美国煤油公司驻沪代理人谈及中国的煤油计划。当美国代理人愿与中国政府签订三年内尽量供给柴油，分期付款的合同时，他便拟就了技术、设备、需要、供给的整套计划及统计表，交实业部作进一步的研讨。他计划中的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脉川湘边境一带。油池均设于山洞内。他还找到了许多工程师，制定了三年炼油计划，企图利用美国供应柴油的三年时间，开发中国西北部的石油。这些计划被实业部采纳，并递交了行政院会议。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拟制了包括公路、铁路、河川的战时交通计划，供当局参考。

1935年12月份，百里回国后，根据对欧美各国国防建设和战时总动员法考察的情况，写有《总动员纲领》，向军委会作了详尽的报告，并提出了发展国防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的建议。他对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展国防以军民兼融，平战结合的方针很感兴趣。他说：“现代经济和其他各部门，无一不与国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国的情况虽不尽同，其以国防为中心思想则无二致。德国的国道计划，表面看来着眼刁：发展交通，骨子里却是国防计划之一部。德国公路路基筑得极其坚固，汽车每小时可行一百五十公里，这在战时便是绝好的炮兵阵地，这是一举两得的计划，比之临渴掘井高明得多。”他主张国防建设要合符经济原理，消费性国防和生产性国防，要以发展生产性国防为主。他说：“法国有名的马其诺防线，工事设在地飞，用心不可谓不周密，但是不合符经济原理，这是一种消耗性的国防。而德国在地面上设防，则是一种积极性的国防，平时战时两得其利。”

在意大利考察时，他很重视意国国防建设贯穿生活与战斗一致的做法。他说：“意大利的新村计划，规定罗马附近的新建筑物，要与左邻右舍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安排表面与卫生行政有关，实际也是国防计划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为散兵式，战时可以减少敌机轰炸的破坏程度。”他预测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耍实现乡村都市化与都市乡村化，尽可能扩大城市的面积，以防人口过度集中的危险。”

百里考察了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认为：“现在欧洲各国正在拼命发展空军。空军易攻难守，所谓防空绝无充分保障，而空军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军舰及潜水艇。”但他不同意美国飞行家林白对空军作用估计过高的看法。林认为空军机动力之强，破坏力之大，随着其发展，今后的仗就打不起来了。百里却说：“我认为，正由于战争的破坏力加强，战争的爆发性也就随之而更大。”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上次大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环，是因德国积极扩张海军和潜水艇，严重危及‘海上王国’(英)和‘金元王国’(美)的安全，所以人人都想避免的战争终于不得不爆发起来。”

百里在欧美各国考察中，研究了杜黑将军的制空权理论，认识够空军参加作战对战争的胜负将起重大作用。回国后，他根据中国经济条件，写出了《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一文，力主集中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他指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做为陆军出身，他是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无论人事、技术、训练各方面，空军都有独立之必要。并提出对空军的任务可分为三大端：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动作，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

他认为中国为大陆国和工业落后国，速成国防自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所以他在意大利参观秋操时，就电呈军委会，建议无条件扩充空军。其理由是：比发展海军来得快，经济力还勉强可以应付；可与将来的盟军配合作战。他估计中国陆军必将反对空军独立，所以指出空军发轫之始，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亲自主持，以杜反对独立者的悠悠之口。

百里鉴于自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犷、无文的武夫，为着忠于一人一系，立了一点战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他在建议呈文中画龙点睛地着了一笔：“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主张以荣誉酬军功，务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为酬庸之典。

百里所精辟阐述的观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认为：国家假使没有设想一个预想敌国而对之练兵，其兵既不能对外敌作战，势必横行国内，为祸于国家。盖中国旧时之将帅，多承袭过去藩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之陈腐思想，以为有兵即可有权，有权即可兼并地盘，篡窝高位。推其原因，都是由于彼等对于国防知识之缺乏，贪欲无厌。所以他在《国防论》中指出：“无兵而求战，是为至危；不求敌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收拾也。”

二是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他在《国防论》的扉页上明确告诉国人，“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三是认为经济为国家战力之重要因素。建设国防，必须注意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他说：“如果国民经济脆弱，军人生活贫困，驱一群营养不足及配备不全的士兵到前方，而后方却充满着啼饥号寒的群众，必至民心动摇影响军心，这种仗打起来是很危险的。”他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发现蒙古人平时利用马匹之运动性，就水草迁徒，行游牧以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骑兵部队以征服世界。希腊人因地处海边，平时造船航海经商似生活，即因之编成强大海军以征服地中海与中东。中国人因黄河水患，筑围堤水坝以御水，即因之筑成城堡以为战争时坚强之防守工具。马匹、船舶与围堤，为蒙古人，希腊人与中国人平时经营生活之工具，战时却变为战斗之工具。乘马、造船航海与筑堤，为三民族经营生活之技术，战时却变成战斗之技术。所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强兵必先理财”和“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结论，并把这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称作“生产国防”。在《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中，他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指出：中国“国防的部署，是自给自足，是在平静持久”。这些观点都成为当时人人传颂的名言。（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最重要，事实上土共就赢在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而解放战争蒋介石就输在未工业化的国家打现代化的仗，经济、技术、后勤统统跟不上，不输才怪。）

四是主张实行“民兵制”。他说瑞士的民兵制，足以达到全民皆兵，构成全面之防御。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战，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

五是“动员与总动员”。他认为今后之战争，将为国家总力之战争，而国家总力之因素包括战斗的与经济的，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有人有物，如果没组织能力加以组织，则不能发挥其力量。有人与组织能力，则虽缺乏物质，仍可由人的智慧研究出代用品予以补足。而人又须注意到数量、康健与统一的意志三件事。所谓统一的意志，不仅是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国人民与政府之各级官吏都要做到。

欧洲各国之所以能施行全国总动员，是赖其行政系统之健全，与各级官吏能本其职责彻底执行其任务。所以，有人问他当时中国国防症结何在?他便一针见血地说：“所谓国力的要素，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日‘人’；二日‘物’；三日‘人与物’的组织。”“盖今日之中国亦处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种。中国生死存亡之关健，完全在此‘组织’一事。”

六是重视军官的素质，主张学校的教官与部队军官相对流。他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盲动，毫无理想。在军事方面说，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在各校当教官的，是终身当教官，没有实际办事的经验。”他认为军官的重要素质是责任感与守法精神。在“瑞土民兵制”一文中说：“瑞士民兵家里都藏有枪械武器。在一次罢工风潮中，政府用武力镇压，这些工人不敢使用家藏的武器，因他们遵守法令，武器是用以对外敌的。”其次，他认为军官必须有识，“识是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各类之常识，乃是高级军官处理国防政务所必须具有的。”在宋之外交一书中，他分析宋代重文轻武，裁抑将帅，致国防削弱，及至外患迭来，主政者又泥于复仇思想，不能认清当时强弱形势，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亡国。

1937年初，他奉蒋介石之托视察全国各地的防务。他认为正确的国防之策，不能简单地重复古人的或外国人的东西，只能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研究前进的战法”。所以，他欣然从命，以孱弱之身，风尘仆仆地到了山东、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等地，走遍了半个中国。视察期间，他还陪同意籍顾问史丹法尼考察各地的经济情况，以便厘定改革方案。到达杭州时，与老友钱均甫相见，钱问及中日两国的情况，百里说除打之外别无出路，战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钱问他中国能不能打过日本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与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战则已，战即不能不动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矣。”他讲到在济南、青岛、汉口、长沙、衡阳、郑州、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平、天津等地，看到到处兵荒马乱、啼饥号寒的情况后，深深感到在打仗时期军事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不吃饭”，“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生活根本动摇了，社会的不平衡一天重一天，而百战百胜的雄师，遂至一败涂地”。在邹平，他访问了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谈到了“民兵制”，认为这种隐兵于农，耕战结合的兵役制度，弱大之国应采用。

1938年初夏，百里访问法国后偕第四女蒋和转道马赛，乘罗索尔号轮回国。途中接到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船长举杯向百里及中国旅客致贺。他非常高兴和自豪，私下对女儿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不爽毫厘的，我们表现一份力量，他们就给我们一分颜色，你们年轻人应当牢牢记着这个规律。”在九龙写了《抗战一年之前因后果》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百里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周朝开辟中原到秦汉统一中国，是完成本国文化的时期；第二时期从汉朝张骞开辟西域到宋未文天祥的死，是养成中华民族同化力的时期，第三时期从宋未至民元，即从蒙古崛起到辛亥革命，是锻炼我们民族抵抗力的时期。”在文章中的末尾一段，百里认为抗日战争除了考试作用外(谁最努力)，还有一种排泄作用。他说：“譬如人类疾病中有一种‘癌’，不是外来的菌，而是自己身体内变坏了的细胞所构成，天幸敌人给了我们一种妙药，将这种毒细胞尽量地吸收过去(汉奸)，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变得清洁和健康了。”

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丢失，国内的亡国论也甚嚣尘上。对此，百里非常愤慨。为了鼓励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必胜信念，他发表了《抗战基本观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古论今，分析了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提出：“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器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用这个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强者未必永强，弱者未必永弱，弱不一定就不胜，强不一定就不败”的道理。接着分析了几座大城市的得失，与战争全局并不发生大的影响。他说：“我们是农业国家，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指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因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届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届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是自欺欺人之谈。“说共产是思想问题，若渭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百里还写了《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了那条路，一样地陷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井的中央，只能掉在陷井的角落里。”

百里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他深恶痛绝“视外围人之势力为绝对之不可抗。。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中国除永远沉沦之外，别无它法”。对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他力主实行持久战。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战略上利在速战，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所以，“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匕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基于这一思想，他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第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第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第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百里认为抗击侵略的战争，应该启发全国人民的爱国心及其自尊心，使人人乐为国家效命。他说：“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并认为当今世界，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动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对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倒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他的这一分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遵循的发展规律。

1938武汉即准备撤退，百里奉命将陆大由湖南桃源县迁往贵州。在长沙暂住时，他夜以继日地整理了陆大讲演的两个题目。第一题为《参谋官之品格》，第二题为《知与能》。

百里认为：参谋二字是从日文中译来的，我国原来叫做“军师”或“幕宾”，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时告以“读此可为王者师”。如此说来，参谋长便是帝王的先生。他说：姜太公穷得以钓鱼为生，周文王礼聘至再才肯出山，这便是参谋官的“品”，张良世代为朝相，韩亡后散尽家财誓为故国报仇，不惜牺牲一己，这便是参谋官的“格”。他赞颂张良和诸葛亮的品格，说“诸葛亮一直等到先生三顾茅庐，然后才‘感激’，才‘驰驱’，而一出茅庐之后，人家把皇帝送给他做，他却报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诫参谋人员，要以先贤为样板，尊重自己的荣誉。他说参谋官的地位由“军师”降为“幕宾”，虽不在三军主帅之上，但还是处于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自从中国成立新军以来，参谋长再而为军曹，甚至成了司令官的“马弁头儿”，可以招之使来，挥之使去。今天要恢复参谋长的荣誉和原有地位，只有拿人格去争取，如果不能自重，休怪别人不肯敬重我们。

百里对《知与能》的阐述极为精辟。他说，学问是要去求才能取得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们，一个士兵也可以给你们宝贵的经验。他强调讲学问一定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细流。其次脑子要软，软得象水一样。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流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这便是能够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他指出： “各种地形不同，各种敌人的情况也不一致，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象演戏一般完全一致的，每次都有新的情况，全靠我们能虚心、能体验、能适应。所以能变就能打胜仗，不能变就不能打胜仗。这是讲学问的基础常识。”

他曾命学员把手表都交上来，从中检查了十只手表，发现有三十分钟的差距。他说：“中国人不认识时间的重要性，是个最大的缺点。在这三十分钟之内，如果德国跟捷克作战，他们的飞机早巳粉碎首都布拉格而有余。”教导学生珍惜时间，求知求能。

百里到达桂林后，应桂林市政府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发表了十点关于国事的意见。要点是：

第一，兵力宜集中使用，而训练新兵则宜以营为单位。军政部的职权在于物色合格的帅级人才，……每营集中训练，单位不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自可成立巩固之单位。每营训练成熟，然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有坚强之战斗力。这就是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的道理。

第二，军事期间，电信频繁，电报积压，往往数日方能到达。各省当局私人应酬电报，阻碍正常业务，宜予以切实取缔。

第三，目前各省公路，大多崎岖难行，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毁较易，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尽可能求其经济使用。各省因增强修路队而雇用民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楚弓楚得，亦殊值得。

第四，现在一般人习于坐汽车，汽车车辆异常缺乏，故各站宜尽量利用其他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车等，分任运输之责。亦可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用以疏散人口和搬运行李。

第五，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而不善使用，则有等于无。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此点必须向部队说明。

第六，抗战时不宜好高鹜远，要有若干飞机、大炮、坦克车，才能克敌制胜，这是目前办不到的事。应将现有武器合理地用在抗战上。

第七，提倡科学不求百废俱兴，宜因陋就简，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则较经济合算。

第八，湘军每营有夫一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其后兵革久废，遂有营长吃缺之举，北洋派鉴其弊害，而有取消夫额之章，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引起民怨沸腾。而军无辎重，即使攻克一城，士兵弹药已尽，必不能进行追击，以收克敌致胜之战果。

第九，我国近年建设，固无统盘计划，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如石家庄滹沱河，蜿蜓曲折，本为足资防守的要地，但当地土豪争设水坝而阻上游，形势遂坏。故各建设之始，必须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第十，抗战以来，通都大邑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今后抗战，宜求战志(士气)之坚定，而异日和平之后，更宜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之国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