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下无谍7.0 个人趣评共谍之最 -- 黄河故人

杨虎城后来的举动说明不了任何事情。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也最终没改变两党兵戎相见，一切都是利益决定的，张不过一个旅长，死了当然心疼；但不联共抗蒋就是寓公一条路走，怎么选择没什么奇怪的。

西西河不鼓励摘抄全文，摘选如下，连接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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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中共的地下武装，在陕南驻防期间，张汉民根据中共组织的意见，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底，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200名左右，成立了中共委员会；全团16个连队中，有10个连建立了中共支部，中共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

为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请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中共党员来警卫团任职；还把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请到警卫团隐蔽。（注95：据《五千年文明河东人》系列丛书《后稷稼穑稷山人－近代人物卷－张汉民》）

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25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25军负责人接头。红25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

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25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25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25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25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25军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

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25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以及与刘志丹的红26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1935年5月，张汉民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注96：徐海东致朱理治的信，1964年1月28日）

因为张汉民遇俘的地点是在九间房，所以，中共党史就叫这件事为“九间房事件”。张汉民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然而，令人倍感不解的是长期以来红25军的主要负责人除徐海东外，都对此事采取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做法，他们始终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包括军史、回忆录中对“九间房事件”给予正面解读。程子华晚年所写的《程子华回忆录》中仍旧喋喋不休的将错杀张汉民的“九间房事件”称之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97：《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参加过九间房战斗的原空军负责人刘震在解放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对这场战斗做了一定描述，丝毫不提张汉民的中共党员身份。（注98：《刘震回忆录》，第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最为奇怪的是号称“权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虽然羞答答地承认了张汉民遭到错杀，却仍旧坚持九间房事件是什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注99：《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版，第141、142页）

警备三旅的一些人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张汉民早就提出放空枪，就25军那点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击溃我们两个团？张汉民又怎么能轻易被俘？”

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就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多年以后，负责中共党史工作的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说：“红15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15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注10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60页）

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25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