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上述种种是罗伊.金肯斯在职期间最著名或最臭名昭著的“自由化时刻”，但这些并非全部。之前的离婚法一般都会要求提交夫妻中一方通奸的证据，因此私家侦探、偷拍照片、饭店开房以及精心策划的捉奸在床都成了常事。1969年的离婚改革法案结束了这一切。这也是金肯斯日程的一部分，他早在两年前就有这个打算。新法律允许夫妻在分居两年且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离婚，或在分居五年且一方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离婚。“婚姻完全破裂”条款通常被人十分别扭地称作“无过错离婚”，这一条款生效后离婚率随即从五十年代的7%一飞冲天直达如今的接近50%。导致这一家庭革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更加开放，家庭暴力以及妇女经济自主的增强等等。但是1969年法案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再然后是1968年的剧院法案，这一法案的推动者依然是一位工党后座议员乔治.斯特劳斯（14），《论坛报》创始人之一。在皇家法院对爱德华.邦德（15）的《得救》一剧做出了十分富有争议的裁决后，斯特劳斯终于彻底终结了张伯伦勋爵审查喜剧的角色。当时的张伯伦勋爵卡梅伦.考博德（16）私下里对自己这一责任的结束深感庆幸。尽管类似《毛发》（17）与《加尔各答风情画》（18）这样的剧作利用刚刚到来的舞台自由令英格兰中部厌恶不已，但这几出戏根本算不上席卷舞台的污秽大潮。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真正富有争议的剧作少之又少，一旦出现就会引发传媒旋风，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呼唤审查官勋爵和蓝铅笔的回归。

金肯斯成为了六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政客，尽管本人从未担任过首相。上述所有举措都得到了他的重要支持。他在多年之前就拟定了个人日程，并通过行使自己在内阁的决策权与在下院的说服力一直不懈地跟进着自己的日程。大部分个人提交的立法申请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辩论（这一点由政府控制）。金肯斯保障了充足的时间。他一直在后座议员中挑选并培养改革领袖，还不止一次地为他们说话。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不打头阵呢？简单说来金肯斯的内阁远不如他本人自由化，三到四位内阁大臣对上述所有举措都持完全的抵制态度。例如威尔逊本人对于戏剧审查的取消就十分敌视，因为他很担心《侦探》杂志即将搬上舞台的讽刺剧《威尔逊夫人日记》。苏格兰事务大臣威利.罗斯（19）对任何改革都看不顺眼。而且支持一项自由化改革的后座议员往往会反对另一项。所以金肯斯采用了一套特别战术，他会先给后座议员发动攻击的时间与自由，他自己则发言支持。这使得内阁里的批评家们可以投票反对变革，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漫长而十分情绪化的深夜辩论。

一切都如金肯斯所愿一般发生了。他感觉自己正处于推进开化战争的最前沿。反对他与改革运动的人里有众多神职人员，包括罗马天主教会成员；上百万沉静的保守派国民；以及政治当权阶层的主体。当他来到内政部一间老旧的办公室时（这间办公室已经不存在了），他发现屋里气氛沉闷，办公人员形迹可疑。一开始在他的办公室一角摆放着一块告示牌，上面是等待行刑的死囚名单。当时绞刑只是暂时终止而已。告示牌上的名字每天都朝向行刑日期稳步移动。金肯斯叫人搬走了这块告示牌，在空出来的地方摆了台冰箱存放白葡萄酒与汽水。

在支持废除绞刑以及拒绝批准对一名犯人实施鞭刑之后，金肯斯成了许多警察以及基层托利党员十分痛恨的目标，他本人似乎视其为某种荣誉。不过他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持自由化立场。他相信可以通过逮捕更多犯人并作出更多有罪判决来更有效地打击犯罪，而不是依靠事后的严厉惩罚。他推进的最主要改革之一就是将多数裁决制引入了英格兰的陪审团（苏格兰一向如此）来取代一致裁决制。许多批评金肯斯的右翼人士都反对这一点。很久以后他不无得意地写道，当时共有74名保守党投票反对他，“其中就包括撒切尔女士，她为了反对这一变化如此卖力地游说，结果这一变革在危险职业罪犯定罪方面的贡献比她的四位内政大臣所引入的所有举措都要大。”*12*

社会变革很少能得到明了或者诚恳的讨论。阿不思当年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论点是将同性恋当做某种值得同情并需要治疗的疾病，日后他将这一论点斥之为“十足的屁话”。尽管公共辩论无休无止，堕胎改革家们却对心理健康作为堕胎理由的重要性轻描淡写，他们激情洋溢地宣称堕胎法案并未给予人们随意堕胎的权力——事实上这正是该法案的作用。用分居而非通奸证据作为离婚的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可以巩固婚姻，如果真是如此那这一改革很明显失败了。还有人认为绞刑的结束不会增进谋杀或暴力犯罪的发生率，但两者很快都出现了大幅攀升。

所有这些举措背后都有一场规模有限但目标专注的运动，参与人数不过数千。每一场运动都有各行各业的著名知识分子坐镇，运动目的则是彻底了结一批早在维多利亚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立法——绞刑的历史还要悠久。无论是痛斥反同性恋法律的伯兰特.罗素还是给戏剧审查制度拆台的劳伦斯.奥利佛，又或者是帮助扭转公众针对堕胎态度的英国医学协会，专家与知识分子都是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领导者。可见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边缘人物在英国的影响力有多么大。自由党当时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甚至可以说正处于整个世纪的最低谷，但他们的影响力却极其巨大——不仅仅是堕胎问题上的斯蒂尔以及死刑问题上的肯尼迪，他们的领袖乔.格里蒙德在议会里也是热情洋溢。左翼人士与知识分子簇拥在《论坛报》之下，这些遭到威尔逊排挤的人在此类非经济问题上也有着切实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