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饶漱石1940年4月至1941年4月经历 -- 林之洋

1940年4 月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中央已派饶漱石来帮助东南局工作, 即经重庆来皖南。彼可主持江浙沪工作。”

在重庆, 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饶漱石一起会见了因受项英排挤而长期滞留重庆的新四军军长叶挺, 以及受周恩来之命从皖南赶来接叶挺回军部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周恩来向袁国平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确定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 饶漱石、曾山为副书记”。

同年8 月, 饶漱石随叶挺一行从重庆到皖南泾县云岭, 以梁朴、小姚的化名住进丁家山东南局机关。

饶漱石到东南局仅4 个月, 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4 个月中, 他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第一, 整理东南地区党务。饶漱石抵东南局后,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 发现东南局和下属各省地方党组织之间联络困难, 指导不畅, 就首先致力于整理闽浙地区的党务工作。1940年9月何鹏随同曾镜冰同志去皖南新四军驻地见了饶漱石（梁朴）、曾山同志。1940年冬，按东南局派何鹏隐蔽在永康吕公望家中，并设法打入国民党机关立足生根，涂峰同志任联络员，成立永康联络站。10 月中旬, 他召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代表及浙江各特委代表到皖南开会讨论工作, 决定在闽浙边基本地区建立一个分局, 而东南局则东移到苏南。会后, 饶漱石以东南局名义于11 月6 日正式电报党中央, 建议“(一)、东南局移苏南; (二)、在闽浙边基本地区建立分局;(三)、东南局直接指挥苏南、江南、浙西、苏皖边, 而分局领导闽浙赣及皖南之一部, 并速建立苏南与浙西之交通网, 以便经浙西保持东南局与分局之联络, 及建立闽浙边秘密电台”。同月14 日, 东南局又致电党中央, 建议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或分局, 领导闽、浙、赣、皖南地方党, 由饶漱石赴闽浙主持; 曾山则专负苏南党的工作。17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小姚去闽浙赣和曾山去苏南之提议”。不久, 曾山即先饶漱石离开皖南。

此时, 由于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阴谋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新四军部队, 南方各地形势日趋恶化, 从而影响了饶漱石到闽浙赣的行动计划。1940 年12 月14 日, 中共中央在给叶挺、项英的指导电中改变了同意饶漱石到闽浙赣的决定, 该指示特别提到:“关于小姚行动, 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断, 如有此条件, 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 如不可能, 则去江北。”虽然最后决定饶漱石去江北, 但他在组织、健全东南区域党的领导机构和地下交通的建立等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这一点, 连项英在12 月4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肯定说:“小姚来后, 极力布置。”饶漱石本人尔后在皖南事变中能够辗转突围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南方这些地下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的掩护。

第二, 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斗争。饶漱石到皖南前不久,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0 年5 月4 日曾对项英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甚至提到“将再犯1927 年的错误”的高度。对此, 项英不仅拒不接受批评, 拒绝传达中央指示, 而且多次向中央撂挑子、掼纱帽。饶漱石甫抵皖南, 项英一开始就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反复向他强调皖南的特殊性, 反对把华北经验机械地搬到皖南, 说中央不懂得皖南的具体情况, 以此拒绝执行中央的政治方针。结果两人争执得非常厉害, 用饶漱石的话说就是“闹了四、五个钟头”。以后, 项英对饶漱石处处提防, 抱有戒心, 不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 不让他参加军部有关会议, 也不给他看有关电报。饶漱石只得用婉转的口气致电延安, 反映皖南不需要自己, 以致许多情况都不知道。中共中央回电给项英, 要他把皖南的情况向饶漱石通报, 所有电报都要给饶漱石看, 同时指示增补饶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仍然我行我素, 独断专行, 不让饶漱石参加军分会会议。

第三, 布置皖南秘密特委。当时皖南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皖南特委, 书记李步新, 直接受东南局领导。1940 年11 月以后, 皖南新四军开始作北撤的准备。在饶漱石的主持下, 决定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皖南各县已暴露的地方党员500 余人随军北撤。另行成立新的皖南秘密特委, 作为东南局和军部北撤后皖南党的秘密领导机构。任命刚撤到皖南不久的原江西省委组织部长黄耀南担任皖南秘密特委书记。留下来的党员分别成立由3—5 人组成的小组, 并规定这些小组在半年之内不要找组织, 以免暴露, 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顶点过去后再活动。同时还布置少数地方武装留下来掩护党的工作。在皖南事变的白色恐怖中, 有近千名被打散的新四军指战员在皖南沿江地方党的策应下安全突围抵达江北, 绝大多数皖南地方党组织没有被国民党破坏, 也是得益于上述周密布置。

1941 年1 月4 日, 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 余人绕道北移, 在行至茂林地区时, 遭到国民党顽固派8 万余兵力的围剿,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按原定计划, 饶漱石于1940 年12 月25 日离开泾县云岭到繁昌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地, 拟在那里搞到赴沦陷区的“良民证”后即化装经芜湖、上海去苏北与刘少奇、陈毅会合。他在那里等到29日, 第三支队收到军部电报指示, 命令全支队4 日前赶到云岭集中北移。

饶漱石在1 月3 日随三支队回到云岭, 4 日即编入第二纵队, 随军部直属队行动。皖南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改编成3 路纵队, 于1941 年1 月4 日傍晚实施绕道茂林,再向东经苏南过江到苏北的军事行动。当时因天雨路滑, 浮桥中断, 部队于5 日下午方到达茂林。

6 日黄昏继续行动, 遇到国民党军阻击。7 日中午, 皖南新四军3 路纵队分别击退国民党军拦击,一纵通过求岭, 二纵出丕岭抵达星潭外围, 三纵占领高岭后向星潭进发。

7 日下午3 时, 军部在丕岭与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召开会议。在要不要强攻星潭问题上, 军部领导之间发生了分歧。会议照例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 待饶漱石得知消息、问清开会地点后赶去旁听时, 会议已开了3 个多钟头。军长叶挺的意见是宁愿牺牲一部分部队也要从星潭冲出去, 项英则以保存部队为由, 坚决反对硬拼, 这样又争执了3 个多钟头。最后, 项英武断否定叶挺的正确意见, 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 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到太平。但又误走濂岭, 部队转了一天, 秩序混乱, 只得折回里潭仓宿营。

8 日, 项英在里潭仓召开军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这次又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漱石实在忍无可忍, 冲进会场, 质问项英:“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 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 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 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 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当天下半夜, 项英在接到机要处破译顾祝同致上官云相命令9 日发动对新四军全线总攻的密电后, 竟然放弃领导责任, 置全军将士之安危于不顾, 率领十几个人不告而别, 企图择路突围, 以求保全个人生命。气得叶挺对饶漱石发火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掉了, 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 ”在此情况下, 饶漱石挺身而出, 召集军直属队和第二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会, 向与会干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竭力鼓励军长叶挺出来收拾残局。

9 日天明后, 叶挺和饶漱石集合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讲话, 叶挺严肃而坚定地说:“同志们, 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部队, 为了抗日, 为了人民, 我们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国民党蒋介石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 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的处境, 我们不得不忍痛来发挥你们这一批骨干的作用了。现在是每个人献身于革命的重大关头, 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叶挺特别激愤地说道:“同志们, 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 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 部队顿时士气大振, 斗志昂扬。这时, 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指挥所已进驻茂林杨山桥, 并派出大批增援部队向高坦进攻, 防守高坦的新四军第二纵队第三团据险阻击, 战斗非常激烈。叶挺立即调教导总队增援第三团作战。与此同时, 军部电台也已架设起来, 叶挺、饶漱石遂联名致电在延安的党中央和在苏北盐城的中原局, 报告当时的困难情况:“今(9) 日晨北进, 又受包围, 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 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 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 决维持到底。”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 先收到电报,立即向叶挺、饶漱石复电指出:“项、袁、周、李不告而去, 脱离部队,甚为不当, 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 违反中央的指示, 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 挽救危局, 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刘少奇同时又发出一个致叶挺、饶漱石并转皖南新四军各部负责人的电报, 在宣布党中央关于“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 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的决定后, 向他们强调指示:“项英同志及袁、周二同志闻已离开部队, 致使江南党的领导顿失中心, 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 以打破顽固派之包围, 胜利的转移到苏南北渡。”同日, 刘少奇又致电延安, 建议中共中央“明令撤项职, 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 叶在军事上负责, 以挽危局”, 强调指出,“无论如何, 再不能让项继续负责了, 早撤职一天, 早好一天”。

叶挺、饶漱石接电后临危受命, 在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 设立了指挥所, 准确及时地下达各项命令。经过9 日一天的激战, 终将顽一四四师击退。到黄昏, 叶挺、饶漱石率领第三团、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甩开茂林之敌, 向东北方向开进, 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 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 然后由铜陵、繁昌一带渡江北上。后因沿途遭到国民党军不断袭扰, 混战一夜仅行20 余里, 致使原定计划无法实现。

全军于10 日早晨进入横直不过数里的石井坑。在石井坑, 叶挺、饶漱石联名发出致胡服并转延安电:“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 今已濒绝境, 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 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 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10 日下午, 项英、袁国平等人因突围不成, 又回到军部, 认识到擅自离队的错误, 遂电胡服转中央:“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 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 有被消灭极大可能, 临时动摇, 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至9 日即感觉不对此次行动甚坏, 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11 日, 饶漱石以个人名义单独致电党中央反映新四军的问题及与项英的分歧:“我抵此后, 关于发展问题曾与项发生空前争论,但为干部团结计, 故自后我采忍耐之态度”,“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渡江完全可能, 只是项之犹豫迟疑所阻”,“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之一, 但项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 完全不要我参加, 一直到不告而别, 实令人寒心”, 最后, 他向党中央表示决心:“我为革命而牺牲, 正我初衷。但在这次万一不幸, 死不瞑目, 并愧不能负中央所予重任。”同日, 饶漱石还同叶挺、项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 汇报皖南当前敌情, 以及新四军“缩短防线, 加强工事, 以少数箝制多数, 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 选择弱点, 俟机突击”的方针。不久,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延安发出致胡服即转叶、饶及全体同志电, 指出:“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 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 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2 日,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挺、饶漱石, 宣布中央决定:“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 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同一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联名致电胡服即转叶挺、饶漱石, 建议皖南新四军应指定目标, 分作几个支队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 不限时间, 以保存实力, 达到任务为原则。同时指出,“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 指示他们“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此外, 毛、朱、王在另一个致叶、饶、项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 小姚辅之, 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重庆方面, 正在交涉, 但你们不要靠望, 一切靠你们自己。”12 日子夜, 叶挺、饶漱石指挥被包围在石井坑的剩余部队分散突围。叶挺、饶漱石等为一路,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为一路。各部队分散突围, 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江北无为。

叶挺、饶漱石等冲出石井坑后, 连夜翻过火云尖, 于13 日拂晓抵达西坑, 又遭国民党军包围。

14 日, 饶漱石根据党中央12 日关于“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精神, 以党的名义说服叶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叶挺和饶漱石的努力虽然未能挽回皖南新四军的失败, 但是,不谙军务的饶漱石作为党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在这场事变中表现出来的胆识和勇气, 是引人注目的, 也是值得肯定的。叶挺下山谈判, 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

饶漱石在山上继续隐蔽, 16日被搜山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士兵发现被捕。饶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 归国抗日, 担任新四军军需仅几个月。17日在国民党连部, 他用金钱收买了国民党连长, 由其代办便衣、路条, 得以脱险, 逃出虎口。

1月下旬，阳湖中共秘密交通王嗣，接到中共东南局转来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说是“军部有位非常重要的负责同志，现已突围来屯溪，组织决定由王嗣负责掩护，待来人护送出去”。当时，附近的两个交通点，一个已被破坏了，另一个也不好再去。王嗣有兄弟三个，大弟王施琼，二弟王白扉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在一个支部。父亲王弋真是徽州有名的老中医，在阳湖百花楼(现三塑厂路东)开诊所，有一定社会影响，如果把来人隐蔽在王嗣的家里，凭他父亲的声誉，是不会引人注意的。可是居住地方小，特别是每天都有人来求诊，人来人往，很不方便。在这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王嗣不得不去找刚入党的汪茫，要他设法帮助掩护，也是给汪的一次政治考验。

汪茫单独租住在父亲理发店隔壁豆腐店后面一位孤老太婆家，房子前面有条小巷，平时行人很少。周围环境比较单纯，更为理想的是 房东老太婆耳聋，年老体弱。可能是耳聋的原因，她孤僻好静，大门终日关闭，既没有人到她家去，自己也很少外出。即使卖点小菜、有事，也是从后门经豆腐店进出，回家之后关上后门，附近的人都知道她有怪脾气。况且甲长江有元就住在他家旁边，对老太婆家是一清二楚。经过商议，认为这是个好地方，决定让“来人”住在这里，由汪茫负责掩护，外面由王嗣负责联络，同时对王嗣来联系敲门的暗号都作了详细的研究。

饶漱石是在一天下午来阳湖，身穿一件破旧的短棉袍，貌似贫苦农民。王嗣让他理了发，换上一套新棉袍，打份成商人模样，到夜里七八点钟才领到汪茫的住所，并介绍说，这是梁甫同志。住下之后，在谈论“事变”情况时，饶漱石沉痛地说“这次战斗打得很乱，互相失去了联系，他是最后一个下山的。这次战斗，我们新四军伤亡和被俘的同志太多了，损失惨重。”他又说“他最后和叶军长见面时，谈了一会就分手了，叶军长去和国民党谈判，这一去国民党是不会放他的。很痛心，分手时俩人痛哭了一场。"他说“在山上蹲了六日六夜，警卫员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找野草来充饥。到第六日晚上，敌人不打枪，估计是撤走了，就决定突围。让两个警卫员先下山，给他们一些钱，要他们设法过江去找部队。等他们走后，自己才摸下山。大约走了l0多里地，遇上国民党的兵，当时身上还是穿着旧军衣，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派了两个兵，把他送到团部去。路上，饶漱石设法和两个兵谈心，知道他们是被抓壮丁来的，家里有父母妻子儿女很想家，饶漱石就编造他的兄弟在上海开大店，自己是为了抗日参加新四军，并愿带他俩一起去上海做生意，经过一番工作，两个兵动心了，给了他们一些钱，要大家分开走说是到岩寺会面，就这样，饶漱石得到了解脱，很快转到一个村干部家，换上了旧棉衣，吃了饭从小路走了出来。是从旌德转到屯溪来的，没有经过岩寺。路上也没受到盘查，顺利到达了屯溪。饶漱石还说，他犯了个大错误。就在这几日的夜里，阳湖接连查了两个夜里的户口，好在隐蔽在聋子老太婆家，没引人注意。

中共东南局政治交通涂峰，那时在屯溪负责东南局与浙江的联络工作，除与骆耕漠联系外，和地方党组织没有关系，也没有公开职业，经常住在屯溪王嗣和歙县王任之(共产党员)医生家里。事变前，刚护送骆耕漠去浙江，回到歙县，“事变"已经发生好几天了。一天，接到王嗣从屯溪寄给的《徽州日报》，字行间用铅笔写着“梁兄，很想念你!”他知道饶漱石脱险了。立即赶到屯溪找王嗣。第二天，就在阳湖对面稽灵山路旁一座小凉亭里饶漱石与涂峰见了面，并与南方局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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