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海峡两岸官方和民间开展了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大陆官方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统一”主题，并凸显出执政党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继承；台湾当局强调“中华民国”仍存在，并提出台湾应做“华人社会的民主典范”及“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在大陆学界，二十年来围绕“革命”和“改良”孰优孰劣的争论不绝如缕，辛亥百年纪念又带来一些新的“茶杯里的风暴”；而若干革命纪念地忙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开展“招商引资”事业 …… 甚至连欧美的学者都来凑热闹，对两岸的纪念方式指指点点。

在我们看来，辛亥革命的确“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这场革命自身的建设性成就是有限的，它虽然摧毁了旧制度，但未能将“皇统解纽”后的中国重新整合起来，中国很快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不过，这场革命为中国进一步的国家建设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是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共和政治精英群体，他们坚持共和理想，通过进一步的革命推进了中国的国家建设，并在革命过程中培育了新的政治领导力量。

第二，这场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抛弃了某些革命者秉持的单一民族建国思路，转向全面继承清朝的疆域与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多民族的共和国，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通过国家解体“走向共和”的历史路径。

在过去的辛亥革命纪念中，第二个方面往往被忽略。本期《经略》的辛亥革命纪念专题旨在凸出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辛亥革命是“旧邦新造”，政体上的断裂与国家的连续性是并存的现象。中国的共和建设绝不是“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它的每一步行进都与历史遗产进行着艰难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乏因历史的重负而自怨自艾的时刻，不乏试图在一夜之间洗心革面脱离古老传统的努力，但中国仍是中国，它的文明基因仍坚强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血液之中。

在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从世界历史的低谷回升到一个体面的高度。挨打、挨饿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惊人的发展速度，让中国周围充满各种各样的 “劝进论”或“中国威胁论”。在这种形势下，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无疑是进一步发展的大忌；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想法也已经落后于时代，它的消极影响是让人继续顺从正在衰落的世界霸权力量，不敢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打造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更为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内部就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因此，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经验，天然具有某种潜在的普遍价值，我们应当对这种潜在的普遍性有充分的信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又不能不广泛参考其它国家与文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这里，“内”与“外”的绝对界限就被打破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中国综合了世界各国的思想与实践经验、并贡献出了自身的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理论与实践那样，在新的时代，中国也应当做这样的综合者与贡献者。

在新的起点上，当代西方能为我们提供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从数量上看也许是递减的；但也正是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将对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学习转向对自立和自尊的方法论的学习——学习西方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脉脉温情，学习西方如何将自身的具体实践上升为普遍原理，学习西方如何在历史的断裂中重建文明的连续性。

“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出自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国歌），百年前的革命先贤们曾在一个“文明”的定义权被他人垄断的时代，用这样的歌词描绘他们的事业。在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更为从容地打开尘封的《诗经》，唱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