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认识61年初陈云与柯庆施关于上海粮食工 -- 乾道学派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1]

乍一看去，好像陈云的说法是对的，但如果站到全局的高度，看法就会不一样。上海的农民多吃点，上海的城镇人口所需的粮食就要更多地从外地调拨，其他地区的农民就要少吃点，而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下面两个材料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2]

　　一九六一年夏，新都县委反映，水稻的二道秧子耨不起走，农民下田耨几行就没力了，躺在田坎休息。当年秋天，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同志在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养病，到灌县看了一下，回来给我打电话说：“老宋，你今年遭了，成灌公路两旁田里的稗子长的比谷子还高”。我说：“是，二道秧没耨上去，一亩少收一百斤谷子”。[3]

[1]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

[2]周燕《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3]宋文彬《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