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我者，二三子 -- 淮夷

办公桌上搁了一本闲书，《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作者是英国的人类学家邓巴（Robin Dunbar）。工作间隙花了几天时间读罢，书的名字虽然闷了点，内容倒是超有趣的。

此书主题是人类语言的起源及其演进过程，在讲到哺乳动物的大脑进化时，邓巴注意到了一个重要器官：新皮质（neocortex）。

新皮质大概有3毫米厚，它包裹脑部，接收和发送神经信号至大脑各处。你不妨把新皮质想象为大脑的思考中心，它负责诸如推理、语言、空间位置等重要的认知功能。

邓巴考察了一些灵长类动物，诸如黑猩猩、狒狒、猴子，发现这些动物的社会关系网和其新皮质的规模，存在着高度的统计关联性。

于是他采集了一些灵长类物种的样本数据，并绘成底下的图表。

纵轴是动物群落的成员个数，横轴是“新皮质比例”。这个比例计算新皮质与大脑剩余容量的相对比，比如新皮质占人脑容量80%，所以人类“新皮质比例”为80/20，也即横轴刻度为4。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中，新皮质占脑容30-40%。而在灵长类动物中，新皮质占比高达50-80%。

此图很容易看到的是，动物群落的规模与新皮质的丰富度，有一个显著的线性关系。

邓巴的假想是，这种关联性也许具有普遍意义，而不限于灵长类动物。譬如，吸血蝠。

通常说起吸血蝠，印象中都是那种暗夜独行大盗。但是美国生物学家Gerry Wilkinson发现，吸血蝠有复杂的群居关系。在巢穴中，它们彼此搔痒，并发展出很铁的朋友。当一只吸血蝠没吸到血，空手而返，死党们会把自己的晚餐吐出来，和它分享。

实际上在不同的蝙蝠种里面，吸血蝠的社交性是最强的，吸血蝠大脑的新皮质，也是所有蝙蝠里最大的。在一些食肉哺乳动物，如狮、狼、鬣狗，它们的群居规模和新皮质也具有类似的关联。

这些样本数据的统计关联性，让邓巴产生了一个想法：大脑新皮质可能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它可以来推断哺乳动物到底能发展出何种复杂程度的社会关系。

说到社会关系的复杂度，有一些不同的角度衡量，例如关系的质量、数量、内在结构，等等。而一个最直观的衡量就是群落成员的个数。当成员的个数增多，理论上，关系复杂性是以幂级增长的。

比如你是5个猴子的一员，那么你要管理自己与另外4猴的关系，也要留意那4个猴子彼此的关系（谁跟谁要好，谁跟谁闹矛盾，等等，共有6对此等关系），这些加起来，拢共才是10对关系。

而当5个猴子繁衍到20个猴子，变成一个中型猴群，理论上的关系数将暴增至190对（你与另外19猴的关系，加上那19猴之间的171对关系），这时，最聪明的猴子想来也无法兼顾众猴，只得随它去、爱谁谁了。

人类又当如何？

邓巴把人类的新皮质比例（4:1）放入他的图表，这个数字对应的人群规模约是150。他由此得出一个有名的猜想：受新皮质制约，人类有效维持的社交圈，大约不超过150人。这个数字也称作Dunbar’s number（邓巴数）。

由于很难在大规模人群里开展实验和求证，这个数字只是一个猜想。不过，邓巴给他的猜想，寻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例证。

譬如，150这个数字有一个特性。在狩猎部落以及传统农耕社会里，以常见出生率推算，一对夫妻繁衍4代之后，四世同堂的人口（含所有丈夫们、妻子们、孩子们），接近于150人。

我想，弄清这么多人在一棵家族树上的枝桠分布和彼此关系，已经很挑战正常人类的脑力了。如果接着繁衍到第5代，恐怕许多家族成员的联系都将分崩离析。试想一下，这世间究竟有几人知道自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何方神圣呢？

而今，在澳洲和南美的土著部落，每个部落的人口有1500-2000人之众，这些人口操同一语言，但彼此联系不强。最强的联系以部落下的宗族(clan)为单位展开，宗族成员的血亲关系很强，成员定期聚合，举办成年礼、婚礼、以及各种原始崇拜活动。

宗族成员彼此甚熟，A的曾祖母是B的姑妈，B的表弟又是C的二叔，诸如此类只有中国人才搞得清的家谱，在澳洲和南美的宗族，人家也是门儿清的很。

邓巴考察这些土著人，发现宗族的平均人口恰是150人左右。这种人口规模的村落，在中国南方丘陵地区也许不算少见，那里水网纵横群山分割，自然村规模偏小，且隔离度很高，几十户人家的村子所在皆是。反观华北平原，自然村的人口动辄上千，反而很难去求证邓巴的猜想了。

再以教会为例。英国教堂做的调研结果是，一个教堂定期礼拜的最佳人群是200人以下，这样既有足够多的教徒参与，又能在教徒间发展出一种互信互助的关系。

与之相仿的例子是军事编制，作战单位也有类似Dunbar’s number那样的现象。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国王制定的基本作战单元以106人为编制。这或许可理解为，古代士兵的通讯主要靠喊，交通主要靠走，人太多的话，指挥官玩不转。

但在二战中，即使有了电讯通讯技术，一个连的平均编员仍然稳定在170人左右（英军连130人，美军连220人）。这是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据，表明Dunbar’s number可能确是士兵作为一个战斗集体的人数上限。超出太多，士兵的大脑无法支持其在操练中发展出默契的人际关系，而一个缺少兄弟情谊的作战单位肯定要出问题的。

这个军队编制现象让我想到水浒传。在梁山准军事组织里，108这个人数也符合着Dunbar’s number的理论值，且极接近17世纪欧洲的106人标准作战单元。尽管梁山集团设置了诸如五虎将、八骠将、一十六员小彪将的层级，但在山寨聚义厅，108人皆为平等头领，彼此熟识，关系紧密。

设想梁山好汉并非108条，而是508条，你想象一下宋江的大脑新皮质该当如何应付这一屋子黑压压密麻麻的人头？如果邓巴理论有效的话，想来此等规模的好汉扎堆，结果要么是梁山分裂，要么就须建立等级严格而交流有限的金字塔组织，英雄聚义的本意，荡然而失。

那么，若是相信邓巴的假说，以150人作为大脑处理人际关系的极限，这对我们现下的生活，有何借鉴呢？

没准儿我们可借鉴这个数字，梳理一下自己的人际网和社交圈。现实生活中，人们总听到“朋友多多益善”这样的话，却不曾当真思考过你到底有几个朋友。我有时参加社交晚宴或是一场行业峰会，随随便便就能认识二三十个新交。而在LinkedIn或Facebook，你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好友数超过五百人。至于名人微博，粉丝没有1百万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这种滚雪球式的社交网，让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幻觉：我交游广阔、我人脉深厚、我拥有巨多的哥们儿和闺蜜。

事实上，一面之交、网上好友、微博粉丝，皆是浮云过眼。而且，一个人的亲友团是逐年更替的，你的中学挚友恐怕大多星散，你换个工作，原来的同事也渐渐淡出你的生活。不过，在任何时间点上，对你有意义的“亲友团”，你数一数自己的，也许真的不过150 之数 （我很随意数了一下，似乎只数出130人左右）。

邓巴给这种“有效的关系”作了一个定义，他说这意味着，你要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彼此熟悉相互的关联何在。他打个比分，你在酒吧遇到一个人，如果能毫不拘束的和他坐下来喝一杯，这样的人就可算是一个有效的关系。

若以此种标准衡量，江湖上的“及时雨”们，看似认识N多小弟，那些纷繁的关系大多也和名人粉丝般，是无效的。及时雨也是灵长类，也受大脑新皮质的制约。

譬如水浒一书，宋江出场这样写：“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恐怕现在，我得给这句话里“无有不纳”四字，打个问号了。

更夸张的例子是孟尝君。《史记》载：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三千人什么概念呢？孟尝君要是遇到每个食客都叫得出对方名字，就已经很神了。

史记又写孟尝君的社交之术：“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

您看，孟尝君可谓用足心思、既有诚意也有资源，编织出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不过，效果如何？终究被王安石一语中的：“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如果借用邓巴理论，孟尝君“得士”上的失败，其实也是 因为高估了大脑处理人际网的150极值。食客三千，大多是打酱油的，都该遣散了事。

最后，邓巴从150人的理论最大朋友圈里，提取了一个更小的核心圈子：10个人。

他给这10人的定义是“sympathy group”，意思是，你对他们必须要有很深的感情。怎样才算是感情深呢？设想某人明天离开了人世，你会不会悲恸万分？

心理学家做了一个研究，让实验者写下全部令他们悲恸的名字，结果大多是10-12人之数。

在其他的社会现象中间，也隐藏着10人核心圈的规律。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9人，中国政治局是9常委，大多数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人数在7-11人间，足球赛场上队员是11人，等等。在这些小组织里，每个成员不仅限于朋友级的熟识，更要极紧密的行为协调，这要求更强大的大脑计算力。

所以，终究是大脑新皮质的缘故，不论你身处一城繁华、抑或偏僻乡野，其实都挺孤独的。对你有意义的人群，寥寥百人。而你的真感情，也许最终只给了不到10人而已。

想来稼轩说的没错，“知我者，二三子”，珍惜这“二三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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