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感言】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延伸 -- 史文恭

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在看书,好多本,翻来覆去的对照地看,不知不觉,对很多事情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的感触,也对看待历史事件的格局和视角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感触和认识的结果，对于个人而言，就是知道正确的认识永远都是在深入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的，这是很平实的体会，但不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这个体会的力量和深刻的。------所以俺现在网络上，都是阅读多于写帖子，因为知道深入之后，就必然带来交流方面的障碍，“岭上有白云”，是需要投入时间才能“自怡悦”的。

那么，在这个帖子里，还是说一些基本的概念吧，这种东西看似简单，成分单纯，定义精确，实则内有玄机，而会事随境迁。

比如，“所有制”，这个概念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杂交学科的基石。很多争论会拘泥于“公有制”和“私有制”，并把这两个制度分割后变成不相容的两种教义，实则这种做法本身就丧失了对这个概念的把握。----为什么？因为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原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经典的“马原理论”里， 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模式是“按劳分配”，而这一原则，如果通过一个模型来推理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假设，史文恭和荷子两个人，一个是渔民，一个是农民，史文恭每天捕捞10斤鱼，荷子每天种出10斤蔬菜，两人每天进行交换，史文恭拿5斤鱼换荷子5斤蔬菜。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就知道对于史文恭和荷子而言，他们对自己的生产工具（渔船，农具）都是“私有”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必然是“私有”的。----why？因为史文恭和荷子两者的关系在是人类经济学上第一个大革命，---即社会分工。-----也就是作为渔民的史文恭和作为农民的荷子通过各自专注于其“专业”，并通过交换劳动成果，使得对于以他们两个所组成的一个经济系统里，效率最大化。（否则，如果史文恭和荷子两个人都又捕鱼又种菜，可能两个人的产出之和会大大小于分工后的产出。）-------而正是因为“社会分工”，这一生产模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私有制”。

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想要贯彻“按劳分配”的这个原则时，显然“私有制”会比“公有制”远具有可操作性。-----顺便说一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对于一个生产单位而言，其劳动成果就会具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即“商品”，----用来交换的物品。（by the way again,从“交换”这一基本概念，就会引出“货币”这一“一般等价物”的另一个大概念。）------而“交换”这一行为的产生前提，就在于生产者对其劳动成果的占有。----对于这个原理，现代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大跃进期间，由于所谓的“公有制”之风刮满全国，东哥的四大秘书之首，后来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就提出要取消“商品生产”，遭到了东哥的严厉批评。----简单讲，陈伯达错误的要害就在于，取消“商品生产”就意外着无视“社会分工”了。

好，话到这里，有同学可能要说了，小史啊，看来你扯了半天，居然是说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将指向“私有制”了，你这不是大大大毒草啊！-----其实不然，因为俺的说明才刚刚开始。----上面说到的“按劳分配”会导致“私有制”这一情况是有一个大前提的，这个前提就在于，当生产的规模还停留在“小生产者”阶段，（通俗讲就是“个体户”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者同时也是劳动成果的分配者，所以，要确保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分配是建立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之上，则必须明确他们对其占有权利。

事实上，在传统的“马原”理论里，这种生产方式是不应该存在于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还要先进很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对于后者而言，基本的生产方式将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大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基本的生产者并不参与对劳动成果的分配。（现代社会里，我们见过生产线的工人对工厂产品有支配权吗？）------事实上，在同样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成果的分配是掌握在劳动的组织者手里。（或者说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手里，这两个定义并不完全重合，此处为行文方便，不展开），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往往会采取独占大部分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因为导致在整个社会方面，生产无法长期继续。（相关资料可见俺之前的帖子，链接出处），所以，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下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是指对无法参与对劳动成果分配的一般劳动者的一种“狭义”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工人，但技术高的，资历久的工人是八级工，而技术差的，新来的是小青工，在工资上会有几十块的差距。-------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分配”角色，在经典的马原理论里，实际上是由国家担任的。

那么，行文至此，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并非一个僵硬的概念，而是一个与生产方式（或者生产力发展水平）形成皮与毛，表与里的一种相适应的关系。-----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经济学现象时，必须抓住“适应”与否这个鉴别标准，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当代史而言，实在是有太多的故事和教训了。

好，回来，当上文提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分配角色是由国家扮演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澄清一点，即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一个叫“国家”的大神来料理此事，---而是必然会落实到一群有权威，有实力，也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群。------而这个推导，应用在历史方面，就让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的窗口。------TG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他们治国的权威来自于作为一个庞大组织的TG的力量和他们的军事胜利，这个前提是那些奢谈“人权天赋”等等的理论家所不敢正视的。脱离了这个最重要的渊源，就脱离了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史的基本点。----而这，正是政治经济学里面经济和政治相互影响的一个绝妙例子。

然后，我们可以将视角更贴近一点，即当作为人而言，作为组织而言，这一群核心TG领导层是如何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能依然保持那歌声里远大的信仰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吗？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成长，他们又将如何交班呢？我们也因此能仔细查看，作为核心TG里面开国八柱国（此处是泛指）各流派之间纷争渊源和纵横开阖，并体会到这种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如何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螺旋式上升的。-----而当我们的观察面到了这个层次时，才能够使得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可以操作实用的价值。----换句话说，站在这个层面，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八卦和细节中的党史，其实暗藏了很多影响中国发展的线索。

嗯，频道再一次换转，在观察政治经济学的进程里，我们同时还必须更深入地考察经济学本身的规律是如何在和政治结合的过程里磕磕碰碰前行的。-----比如，社会资源的流动是平均地，如池塘落石般从圆心向外扩张的？还是如雪球滚落山坡那样，赢者通吃进而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别日趋悬殊的？又如创新和国际生产大分工这两个传统马原忽视的领域是如何冲击整个马原理论架构的？这些的问题，在我们不断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对政治经济学整个的认识有一个贯通的效果。当然，这个展开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文章了。

拉杂地先写到这里吧，后面的以后再来。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