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反毛言论一：年轻时在苏区搞的AB团，多少红军将士死在毛泽东的手下：

驳：

（一）AB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①，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由于迷信中央②错误路线，萧克、李韶九③在军内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乱捕滥杀④。

（二）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但中央代表团到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⑤。

（三）后来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这三次会议，严厉指责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正确路线⑥。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

所以，肃清“AB团”中的冤案，非但不是毛主席的责任，而且毛主席在职时纠正了左倾错误。

反共AB团，理应肃反奸。刑讯又逼供，乱捕滥杀嫌。

黄陂会议开，重申九大言。主席废逼供，调查研究严。

主席辖苏区，上有中央管。王明左倾路，共产国际言。

二十八海归，钦差大臣遣。全国各苏区，闻之皆胆寒。

主席路线批，罢除党政军。红军遭大难，血染长征路。

遵义纠左倾，重铸红军魂。延安整新风，一人也不杀。

①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②1929年夏天，海归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 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③分别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处处长。

④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李韶九甚至曾怀疑毛泽东是“AB团”， 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⑤1931年6月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的叛变、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后跑到了中央苏区。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

毛泽东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

⑥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宁都会议”，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

反毛言论二：搞反右运动，整了很多人：

驳：

（一）时局背景：

1956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做的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影响下，全世界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①。

（二）反右：

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一些人借着“匈牙利事件”兴风作浪，叫嚷“共产党下台”②、“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还有“杀共产党”，乃至组织街头闹事。

这些人全然忘记了1954年，经1.5亿人两个多月充分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确定了国体、政体。他们这种行为，放到任何国家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中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③，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中央作出了反右的决定。

（三）反右扩大化的责任：

毛主席1956年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给地方“定指标”，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主席的估计一百多倍。

1958年开始，中央就开始对大多数错划“右派”摘帽。

主席退二线，小平掌中权。右派有五千，抓起五十万。

极左路线搞，冤案千千万。究竟谁之过，清白在心间。

①10月下旬匈牙利局势混乱，开始时是由于人民群众对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的工作失误不满，引发了示威游行，反革命分子则乘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

②还有“轮流坐桩”的言论，比如“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新中国政权性质就是工农掌权，而那些人却要工农下台，他们自己来坐江山。工农感觉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

③“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

‘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李敦白，美国人，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

反毛言论三：毛主席整高岗、饶漱石：

驳：

（一）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第二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①。

（二）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高岗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

（三）1956年毛主席退居二线，高岗是国家副主席，与刘少奇政治地位接近，又想倒刘。谁最具有整高岗、饶漱石的动机，不言而喻。

高刘来争权，小平巧能言。少奇伸铁拳，高饶命难全。

德怀虽逃过，积怨在心间。待到庐山会，恶运当头宣。

①1952年高岗奉调入京，组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接管了周总理领导的政务院的几乎一半部委，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于是，高岗准备倒刘，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小平；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小平则告发了高岗，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

反毛言论四：毛主席整彭德怀：

驳：

（一）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二）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三）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递交“意见书”后，毛主席将其印发到会同志讨论，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①。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四）刘少奇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五）彭德怀“意见书”里并不否定大跃进，而且肯定了其成绩，只是反对其中的“浮夸风”、“共产风”，而“浮夸风”、“共产风”恰恰是刘邓的杰作（见第八章第三节），试问，彭德怀到底威胁谁的执政地位？

主席退二线，少奇来接班。军中无威望，坐卧心难安。

小平来帮助，一泄心中怨。只为权利固，众帅才遭难。

①据毛主席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7.31日……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反毛言论五：毛泽东整粟裕：

驳：

（一）1958年邓小平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整倒刘伯承、粟裕，粟裕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

（二）粟裕是毛泽东的警卫出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战功赫赫。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那粟裕才是最理想的亲信，利用粟裕制衡老帅才是最合权术逻辑的做法——有几个独裁者会放着“异己”元帅不碰却拿自己嫡系的“御前带刀侍卫”开刀？

（三）如果说是毛主席整粟裕，那么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粟裕就该平反了，但始终未给予公开平反①。

主席退二线，少奇来接班。十帅皆安在，粟裕先踢翻?

擒贼先擒王，庸人也明白。先断自手腕，傻瓜不会干。

①在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传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什么人做梗，连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杨尚昆都“只能先办成这样”，而其他人的平反都是中央会议公开平反？

反毛言论六：毛泽东整刘少奇：

驳：

（一）1949年5月初刘少奇到天津，就和资本家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① 。

（二）毛主席1958年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再三做工作辞去国家主席，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三）刘少奇在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见第八章第三节）；1959年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完全是在搞资本主义，致使1961年至1962年农业生产陷入低谷②，后来毛主席亲自对“三自一包”展开反击，才使农业状况好转。

（四）刘少奇1968年年初患糖尿病③、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中央专门派医疗组给他治疗、看护、抢救。如果真是故意“整”刘少奇，当时刘已经被批判得很厉害，完全可以让他就那样病死，不予医治，也无人非议。

（五）1966年6月初，刘邓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将大量无辜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压制学生运动④，造成早期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六）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苏联准备“核打击”，在此情况下，中央作出战备疏散的决定⑤，刘少奇被疏散到开封。

（七）王光美回忆⑥：文革并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

（八）毛主席发文批判刘少奇，这是他应有的权利；人民群众起来批判、打倒刘少奇，更是人民群众的权利。

主席退二线，少奇来主政。浮夸大跃进，责任谁承担？

五九当主席，少奇握大权。三自又一包，四大自由宣。

两条路线分，资本主义路。六九少奇亡，文革新思想。

实为防修正，清除坏思想。若为权利固，职位不能让。

一切为人民，当家做主张。刘邓本一家，复辟旧思想。

①“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9.18）

②1961年由于推行“三自一包”造成农村地主经济复辟，水利破坏以及大批农民弃农经商，使得大批土地荒芜或者种应付地，造成了1961年农业的失败，我国的经济形势，包括粮食形势确实到了极其危急的时候。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重工业基地辽宁等面临了断粮危机，轻重工业也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农业的拖累。据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的报告》：“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一九六一年以来的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根据各地的核实数字，一九六〇年全国粮食和大豆产量共为二千八百亿斤，棉花产量为二千一百万担，都低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的产量为四百六十亿斤，比一九六〇年夏收还减少一百六十六亿斤。”

③1968年2月，领导给顾英奇（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 7 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2009年11月15日，《重庆晚报》；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④1966年6月9日，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

⑤毛主席去武汉；林彪去苏州；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留在北京。

⑥“王光美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

‘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孙兴盛文章：《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登载于《百年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