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反毛言论六：老舍被红卫兵逼得自杀：

文革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批斗、殴打老舍的主力军则是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女八中是干部子弟集中的中学，据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她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8月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这个时候，正是这批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的时期。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个要害部门 。

很多人用“毛主席——文革——红卫兵——老舍自杀”的逻辑推导出毛主席得为老舍自杀负责。这种观点错误在哪里？问题就出在第三个环节——红卫兵。文革红卫兵并非性质一成不变，起初是高干子弟，又有走资派利用手中权力组织“保皇派”，与真正的红卫兵对抗，而他们统统自称红卫兵。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来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文革中很多混乱与惨案都是欲破坏文革的人制造的，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又将一切责任推到真正的红卫兵头上。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蒙蔽了众多的人，因此罪魁祸首得以金蝉脱壳，逍遥法外。

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老舍自杀事件直接责任人却不见被追究。文革邪恶？红卫兵邪恶？聪明的你，还不清楚究竟是谁邪恶吗？

反毛言论七：文革武斗害死很多人：

驳：

（一）中央发动文革时就已宣明“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说到“要文斗，不要武斗”①，并且在出现武斗情况后予以纠正；地方不顾中央的决定而发展为武斗，正如一场辩论会上辩手大打出手，怎能责怪发起辩论会的人呢？

（二）早期的“武斗”：

早在1963年开展的“四清”②运动中，王光美到桃园蹲点，就搞戴高帽、“喷气式”、罚站罚跪、火烤、冷冻等武斗手段，在1964年刘少奇将其作为“桃园经验”推广，进一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

文革初期，由干部子弟为骨干组成的“联动”，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最终被取缔。

（三）后期武斗：

产生武斗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原因就是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始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外和下层，揪斗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知识分子等，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文革前期刘邓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以及前面说到的“联动”，他们主要干的就是这些事）；继而又变换手法，在群众组织中拉一派、打一派，造成群众组织互相间的仇视和对立，甚至亲自指挥、直接动用武力迫害群众。

如湖南零陵道县大屠杀——反毛者自认为最得意的可拿来攻击毛主席的事件——就是当权者熊丙恩一手制造的。“湘江风雷”组织虽然由中央文革在1967年2月4日对湖南省军区的一纸批复中说要予以取缔，但随后毛主席知道后对《二四批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中央于7月27日宣布为“湘江风雷”平反，紧接着发布了毛主席签发的中共中央《八十决定》，明确了湖南工联是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熊丙恩对抗中央决定，8月中旬，下令屠杀参加“湘江风雷”的造反派群众，进而扩大对象，展开大屠杀③。

（四）毛主席的态度：

毛主席是一贯反对武斗的，从针对早期人身侵害现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开始④，之后不仅多次发出制止武斗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而且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包括动用军队来制止武斗。针对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中央专门颁发过文件，如1968年针对广西的“73 布告”、针对山西的“724 布告”，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全国基本终止了大规模的武斗，而武斗的幕后挑动者和其干将，也都进行了追究。

※对于文革武斗问题，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一个比方是，现在，群众因不满情绪而上街游行示威，结果掌权者或派宵小混入群众阵营搅混水，或用武力镇压造成伤亡，这个责任应该落到群众身上——他们本应该忍辱负重、永不吭声；还是那掌权者身上——用武力镇压呢？

文革开始毛主席就已声明“不要武斗”；走资派则为保存自己而转移斗争大方向，孰是孰非？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文革十六条”，其中第六条中说，“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②“四清”是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

③道县大屠杀，是发生在湖南各地工联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激烈斗争取得胜利，并有中央“7.27”表态和中央《八十决定》下达后的八月中旬才发生的。这个时间上的界定和区别，完全可以证明小小一个道县的走资派，穷凶极恶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地惨痛。从1967年8月中旬开始的屠杀口号是“杀尽湘江疯狗”，继而是“要在道县消灭阶级斗争的彻底办法就是将地富反坏斩尽杀绝”，再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与地富反坏沾亲带故的也进入了屠杀范围，由此才造成生命之血流成河的恐怖血案。在这些屠杀事件发生中，下放到江永的知青基本上(有个别人被杀)都平安跑回了长沙市，有的群众逃跑出来投亲靠友。

④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紧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12月27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摘自《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有300个以上的不同版本。这一次网友整理上网的，是1968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反毛言论八：文革中亲人互相打击，反目成仇，伦理道德毁灭：

驳：

（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

封建时代宣扬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家丑不可外扬”， 强调的是亲属间相互庇错遮过，而置社会道德和公义于不顾。如恩格斯所说，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封建时代的这种理念实质是私有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为公有制，在道德领域则倡导大公无私的新境界。家庭成员间互相就对方不足和缺点提出批评，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家庭里的体现。家庭民主，不是现在很多人大力赞扬的吗？

一些人向往的所谓“人情社会”，不过是一张关系网，借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现在，人际关系呈现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同志般的关系才是最纯洁、最高尚的人情。

（二）关于文革中的“揭发”：

文革中一些父母为子女能获得优势政治地位，竟教子女主动去“揭发”自己。这种做法，在古代就屡见不鲜，正是封建时代的遗毒，遇上文革表现出来。文革本就是要革除传统思想里的糟粕，为何反而因此种“揭发”去怪罪文革呢？

那些攻击“亲人互相打击，反目成仇，伦理道德毁灭”的人极端化地夸大了事实。事实上，文革中的社会也好、家庭也好，并不象他们所描写的那样人性泯灭、亲情尽失、互相攻击成性。

反毛言论九：文革中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整个经济陷于瘫痪：

驳：

（一）关于“学生不上课”：

1、学生运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

学生历来是革命运动的先锋，如“五四”运动由学生发起，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等。“学生只应该安心读书” 的说法，是当时当局为平息学生运动所找的借口，实际是害怕进步力量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里，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应该给予积极评价。

2、“复课闹革命”：

文革中学生不上课是暂时的，1967年3月27日毛主席就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二)关于“工人不生产”：

1、中央自始自终宣明“抓革命，促生产”：

中央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说到“抓革命，促生产”①；11月10日，《人民日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1968年7月，毛主席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

1974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

2、经济战线并未瘫痪：

虽然在比较混乱的1967年国民经济遭受比较大的损失，但在整个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即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②。

即使在比较混乱的1967年，全国范围兴起大串联，需要多么充足的物资供应，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说“经济瘫痪”，又拿什么来支撑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呢？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文革十六条”，其中第十四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