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报纸里的中国 -- 大地窝铺

委报告说有事，你再看另一篇就会发现，调查组带队的是彭德怀。而且还有个问题，反教条一线是萧克，最多串上刘帅，按说和总参的粟大将扯不上关系，但最后把他也卷进去扫下台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事肯定不是象通行的说的，是毛泽东没事找事要整刘粟，而其它人都是被迫的，被动的，被毛牵着走。

这种乱邦当年在党校搞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和所有的相关事件，都对不上。

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8730051.html

萧克与“反教条主义”始末

刘波

2009年02月01日15:04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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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由此打破了“反教条主义”运动长期笼罩在萧克将军等人身上和我军建设中的厚厚坚冰，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因此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1950年代我军正规化训练 遭遇“反教条主义”

　　建国初期，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在周恩来、朱德倡议下，1950年6月，军委下达了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军训部成立后，在萧克领导下，按照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号召和毛泽东关于“五统四性”的指示，指导全军训练工作。军训部参照苏联军队的条令，结合我国我军优良传统和经验，编制了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以及全军统一的训练大纲，为人民解放军开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合同作战的正规化训练，奠定了法制基础。

　　在抓好部队训练的同时，军训部也大抓军事院校教育，建起了包括南京军事学院在内的一系列军事院校，形成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系，全军院校后来统一整编为91所。1954年11月，在军训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1957年底，由萧克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训练总监部成立后，在军队训练上建树不少。如，1955年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三军联合抗登陆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前往观摩。训总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成绩斐然。训总的工作与学苏联军队是密不可分的。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过程中，确有一些人不切实际地照搬照套苏军经验。对这些问题，1954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学苏军中照搬照套的偏向在许多方面作了纠正，训总、南京军事学院也在工作逐渐察觉，并予以纠正。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总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走他们建设中走过的弯路。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有分析在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照抄，机械搬运，要有选择地学。6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军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高级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中，纠正学习苏军的偏差，对部队的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避免出现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8月，刘伯承三次从北京致信南京军事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反教条主义，要求大家学好五个文件。

　　萧克认为正规化与革命化并不矛盾

　　军队中所谓的“教条主义”首先出自对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学评价上。南京军事学院于成立后管理十分严格正规，学员职务不论高低，一律按统一要求，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有人却对这种严格的教学与管理表示质疑，并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

　　1957年2月国防部派出了一支工作组开进了军事学院。调查中，大家反映学习有压力很正常，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还提出：“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有人据此便说：“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1958年2月，彭德怀提到：“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萧克不赞同这一说法，于是写了一封信同他交换意见：“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它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持，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萧克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的相关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

　　不料，这封信后来在“反教条主义” 运动中竟成了“罪证”，说他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反教条主义”使萧克等人蒙冤

　　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了有360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的发言推波助澜，把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就此推向了高潮，参会人员增至1400余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振起生气，大有可为”的指示和有关领导的意见，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式，将“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

　　7月22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草案）》，指出：“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决议要求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使得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功勋卓著、兢兢业业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将领和干部遭受批判。一些人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批斗，作降职、撤职、转业，甚至劳改等处分，这些同志长期饱受冤屈，个别被迫害致死。萧克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被斗得身心交瘁，大口大口地吐出血，最后被迫违心地作检讨，才算过了关。随后，被解职转业处理，后受王震之邀到农垦部任副部长。

　　1959 年5 月，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反教条主义运动才宣告结束。

　　平反与思考

　　历史总是公正的，继1978年11月总政治部对“反教条主义”作出初步否定后，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7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反教条主义”运动以偏概全，将训总及其领导下的军事教育训练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甚至是不存在的问题，无限上纲，夸大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以所谓整风的方式讨论军队建设的重要问题，对负责训练的各级领导和干部采取过火批判和惩罚打击，对当时和以后的军队建设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此后，长期心有余悸的军队干部怕谈学习外军经验，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我军长期忽视对外军经验的研究和汲取，我军刚刚起步不久的正规化现代建设出现了停滞和倒退。

　　否定“反教条主义”运动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好继承军队光荣传统与借鉴学习外军先进经验、以及处理好正规化现代化同革命化的关系上。这正如萧克深有感慨的那样：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1958年 “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了，使多年来对外军的情况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打破军事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敌为师”，为我所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外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萧克将军说得好！战争博弈的特点，要求每一支军队必须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有面向世界，勇于向外军先进经验学习，包括向潜在对手学习，洋为中用，才有可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使人民解放军迈入世界强军的行列。对“反教条主义”的彻底否定，有助于全军官兵在思想上拔乱反正，以开放的眼光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在我军建设史上可谓意义深远。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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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的申诉报告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 “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 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楚青）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 已故 )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 ( 王必成纵 )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 士榘 )、唐 ( 亮 ) 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 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 裕

　　 197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