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多年前，季羡林先生说了一个“东风西方论”，意思是“三十年东风，三十年西风，风水轮流转”。遭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嘲笑：中国还有很多人揭不开锅呢，您老就想着东风压倒西方了，正好配合上中共的“中华复兴论”，季老在晚年就牢牢戴上了“官方御用”的帽子。当年的我也在私下里的酒桌上参合到笑声中，颇为自己的良心和智慧而感到骄傲。

今天回过头去看季老的东风西风论，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他老人家走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读的书比我讲的话多，难道真的就像年少轻狂的我所想的那样糊涂？他是搞历史研究的，尤其是印度和中亚史，那边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势力消长，无有定形，季老看得多了。历史的风向从来不是绝对一边倒，只有我这样的无知之人，把一时的形势当作永恒的定势，既不知时间之长，亦不知空间之广，井底一蛙而已。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用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来说明历史的演变，阴为静，为稳定；阳为动，为变易。历史总在阴阳交替中运行，没有哪个文明总是处于阳，哪个总是处于阴。不过汤因比作为西方人，对阴阳的感觉还是有点偏向于阳，强调历史的变动与进步，多肯定阳的证明价值，对于“静”则似乎不那么看好。这与中国传统的阴阳平衡观不太一样。

以前看布罗代尔的历史学，有两个感觉特别强烈，一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说“地理解释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拉长了考察历史的时段，根据“慢变量决定快变量”的原则，传统历史观中强调的个别英雄事件的重要性急剧降低，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按一句中国的老话说就是“形势比人强”。但是什么能够造成势头的涨落呢？什么东西相比文明体的形势而言是“慢变量”呢？只能是地理因素。因此“东方西方论”在布罗代尔那里以某种不言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终究受制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只要摆脱了过于简单的价值判断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我们都能看出来，风向的变化才是更为强大的力量。而这个风向的变化到底是有利于某个地方或者不利于某个地方，是很难事先规划与衡量的，能够予以事后的合理的解释，就算很不错，如果能“窥一斑而览全豹”，观萍之末而察秋风，可谓神人。没有人能够真正规划“风向”，历史的风向与自然界一样，都有蝴蝶效应，没有人知道某个不起眼的变化会演变成惊天变局，沧海桑田。我们个人常常对某些风向和变化耿耿于怀，其实不过是由于个人的偏私和偏好，而历史从来都是“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并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或者说人的好恶本身就是天道循环变易的变量之一，如果还处身在“好恶”之中则无法真正探究这天道变易之理。天不变则人不变，反过来说，人不变则天不变，这两句的道理其实一样的，但是能明白这句话的人也许不是很多。

本来是要谈谈金观涛先生的“超稳定结构”，起个引子，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一千多字过去还没有提到金先生的名字。

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七十年代构思，82年出版，我站在今天的角度对他品头论足，是非常不合适的，倘若我能够对他的观点提出某些批评，这绝非因为我更聪明更敏锐更博学，只不过是我处在今天这个时代，看到的东西与当时的金观涛不一样而已。说实话，金观涛能够在七十年代就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思想深度，实在令人佩服。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理论从八十年代提出之后，就引起广泛关注，至今仍然是学术界重要的理论资源，研究者和讨论者众多，我也没有必要就“超稳定”本身说什么。但是我很想讨论的是金观涛和一代知识分子在当时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表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命题作为其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有共识，被看做是历史事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事实非常多，既有崇祯自杀，也有宋徽宗喜欢绘画，还有岳飞被杀，清兵入关，等等等等。但是能够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问题，并不很多。金观涛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叙事上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历史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问题的影响？

金观涛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们在本书中阐述的基本思想，大约产生于1971年。那时，每逢节假日，一些不同学科的同志凑到一起时，总要热烈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其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是最吸引人的。我们深感用现代科学方法进一步研究我们祖国的历史，认识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是时代向我们这一代人提出的一个任务。”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焦虑提问的代表，是因为这个问题蕴含了另外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使西方强大起来，而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落后挨打，使中国屈辱了一百多年。新中国在1949年的建立使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富国强兵的希望，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和折腾，直到1980年代，我们还要担心是不是会被开除“球藉”，丧失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这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焦虑的原因。金观涛之所以焦虑于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是因为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富国强兵，站在了世界秩序的顶端，获得了权力；而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则深受剥削凌辱之惨痛经验，其原因是中国贫弱，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原因是：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结论和认识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得以成为焦点的原因。

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博文叫做《知识分子的两道题》，认为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都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怎样实现富国强兵？”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根本上都在回答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具体关注的社会层面不同，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其焦虑处都在于此。从洋务运动到今天的普世民主或者新左派，都是在回答这一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事实判断常常隐含着价值判断的前提。常常有人文知识分子说，研究要与生命体验相关。其实这个“生命体验相关”从根本而言就隐藏着个人的立场和感情，而这个立场和感情，既是思考和知识生发的源头，同时又是思考者的局限。我在前面啰啰嗦嗦，说了半天“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贫弱”这样看上去老生常谈的废话，其实是想转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要突破这样一个焦虑：中国这样一个雄立东方五千年的文明，为何就贫弱了，挨打了，受欺负了？一定是哪里不正常？一定是哪里出了极大的毛病，才会产生如此不正常的状态：一个几亿人的大国被撮尔小国欺负，甚至遭遇罄竹难书的大屠杀的惨剧。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眼这个世界，真的直面真实的历史，拉开看问题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如果我们真的放下中国人的高傲的自豪感（自卑常常源自傲慢）；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常”的秩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从来就是盛衰相替，从来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纵观世界历史，像中国文明这样长期保持强势，每次崩溃都能恢复如初，生命力如此旺盛不屈，已经是一个“异数”，而不是常态。中国在清朝的衰弱并且被西方打败（不仅在武力上被打败，更在精神上被打败），我们当然能够在知识层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理论加以“合理解释”。但是我们更应该在另一个层面上理解：东风和西风的转换，这才是历史的常态。长盛不衰，只能是是一个愿望和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客观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审视中国的问题。

金观涛先生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衰落因为没有在19世纪之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是由于“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儒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相互支撑，由于其内在的相互结构，因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方面顺风顺水的时候，发展很好，但是与此同时，内部矛盾逐渐积累（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利益逐渐扩大，造成阶级冲突和皇权之外势力扩张），最终矛盾爆发的时候，系统必然是整体性的脆裂崩塌，而不仅仅局限于局部冲突。我想，这个观察是与欧洲进行比较的结果。中世纪的欧洲，不能成为四分五裂，而是百分千裂，没有一个时候是稳定的，不断有政权在崩溃，又重建。中国人在思考如何解决“治乱循环”的时候，欧洲还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治理。如何看待这种超稳定结构，显得很有意思。一方面，中国的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成功的标志；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成功才使得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使中国遭遇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惨败，而且现在依然还没有摆脱弱势的现状。

如果把历史看成是线性进步史，就像金观涛所运用的“封建社会”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对比，那么中国无疑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成功才导致的资本主义失败。但是中国古代并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发展史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是地球上的普遍线索。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因为技术因素导致的简单的力量对比（西强中弱），而是用文明观来比较中西，就能发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超越血缘、种族，并且能够在一个广大的地理范围内集合不同种类的民族，使之成为一个共同的文明体和政治实体。如果仅仅是描述这样的政治实体，恐怕我们更容易想到的是美国。然而，在汉唐之际建立的国家形态就可以进行如此界定，差距只在于两点：皇帝依然是血缘继承，技术力较弱。

金观涛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然而，根据什么标准评判成熟还是早熟？如果是看待一种水果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我们所根据的是统计学上的大多数的一般情况。那么我们怎样来衡量文明的大多数情况？实际上，当我们看待文明发展史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两个个体之间的比较，东与西，东亚与西欧。把其中任何一种当作“标准和范本”，不可能有统计学的支持，也不存在所谓“一般”情况。让我们把其中的一种作为“一般”、“普遍”或者“正常”的，基本上仅仅只能根据“某一特定时期”这两种文明体的实力和势力之对比。

金观涛的判断也许是过于站在八十年代的说法，只有把欧洲的发展史当作“文明发展范本和标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17世纪以前的人欧洲人来到中国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他只会说中国是成熟的，而西方是不成熟的。金观涛之所以认为中国早熟，其原因还是如上面所说，中国的历程使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了中国的落后，这是他的根本焦虑，也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他的这个判断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史学思想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准确，应当说，一切历史学都属于同时代的一部分。今天我对金观涛的讨论和批评其实也受到当前时势的影响，同样是时代的产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