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了沉默的言说——写在王立军边上: 改贴声明 -- 洗心

地球村过客

王立军事件事出蹊跷，怪异无比，但又并非毫无征兆。

其实，早在重庆方面宣布王立军不再分管公安工作之时，社会上就开始猜测这个举措的真实意义。但多数人宁愿往好的方面想，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人事安排。然而，了解中国地方政府运作的人士都免不了要犯猜疑，因为把一个官员从他熟悉的领域调走，往往有比“正常调动”更多的涵义。

时至今日，这其中的涵义尚不清楚。可能要等中央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并作出结论后，我们才能够从权威渠道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坊间”的猜测，趋向于两种判断：一是王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二是王碰到了法律方面的麻烦。

第一种判断很容易被人接受。从感情上讲，这不会损害王立军“打黑英雄”的形象，也有助于避免大家被幻灭感所伤害。从逻辑上讲，多年异常紧张的反黑工作，完全可能将一个硬汉逼出“抑郁症”。从现象上看，重庆市将王立军从公安领域调开，可以被理解为意在减轻其心理压力、帮助其康复；而市新闻办发布的“治疗性休假”微博，事实上也指明王立军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症；此外，根据“消息灵通人士”的描述以及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表白，王立军看起来确实出现了某种歇斯底里、神志不清的现象。这些都为王立军“病人假说”提供了足够的推理空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王立军是一个“病人”，还有一些人喜欢他是“坏人”。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早在王立军离开公安岗位之前，就有人在兴高彩烈地散布王立军“出事”的消息。尽管这些信息并没有被人注意，但这足以说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王立军事件”的发展，而它可以从事态发展中获益。不过，这个假设也面临着一个矛盾，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因为一个人是坏人而将其从关键位置上移走，那么有关部门必定同时对其采取观察措施，然而，有关部门似乎并未对王的动向采取必要的关注手段，否则，他不可能自由地跑到美国领事馆。

进入美国领事馆并不容易，除非有外事部门的事先安排，否则不可能进入武警控制的门禁。在美国领事馆里发生的事情现在尚无准确的报道，但长达一天的滞留是令人纳闷的，而更令人纳闷的是，美国方面表示王立军并未提出政治避难之类的问题。那么，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立军步出领事馆时的情况。但不妨把它作为病历纪录来读，因为那种情况完全符合抑郁症的临床表现。这些人还如身临其境般讲述了王与美国人谈话的内容，但从理性人的观点来分析，即使王手中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材料，也不必如此张扬地交给美国佬，因为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叛国家，徒增罪名尔。倒不如暗地交给外国媒体，要求选择合适的时机予以公开。

这些故事充满矛盾，但却使我得出一个也许更合乎情理的判断：王立军可能是一场心理战的牺牲者。在这场心理战中，重庆模式的敌人们找到了王立军的心理弱点，亦即他在工作重负下濒临崩溃的意志力，然后用采用种种手段，诱使王立军相信自己不过是一枚棋子，正在面临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使得问题复杂化的，是王立军本身的心理弱点。这既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也是针对理想信念和个人性格而言的。其实，多数网友都没有意识到，尽管王立军在重庆打黑中出死入死，但他并不具有薄熙来那样的理想信念。他没有谈论过政治方面的问题，因此回避了人们对其意识形态的审视，他更多地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技术官员。

一个技术官员，往往过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一旦感觉自己可能被迫离开正处于颠峰状态的事业，心理失衡就是必然的。在不怀好意者的心理暗示下，在工作中形成的心理疾患将导致他失去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结果趋向于将一些善意的安排视为恶意的迫害。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疾患将不断加剧，使他转而仇视改变其事业轨迹的人，并以激烈的方式去反对之。

这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催眠型心理战案例，它表明“硬汉”可以从心理上攻破。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写成一部惊心动魄的书，从而向世人揭示心理陷阱的结构，以及我们如何逃避别人设下的心理陷阱。

确实，目前似乎只能这样方可有效解释王立军事件的异常性。如果说这个事件有什么教益，那是无关“重庆模式”成败的，而更多地关系到领导方法和干部修养：首先，领导干部用人，一定要考察其政治取向，了解其理想信念，而不能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才干；其次，领导干部用人，一定要注意张弛有度，不可一味压担子，以防弦断于过度绷紧；第三，心理疾患可能广泛存在于党政干部中，有关部门应予关注，并着手建设防范和调节机制。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事情的发展，也许更加复杂曲折，后果也殊难预料。但王立军事件，已经对“重庆模式”构成打击，至少一些人已经在欢呼庆祝。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将不遗余力地将这个事件的冲击波成倍放大，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推进以“割社会主义尾巴”为核心的所谓“改革”，在诱使执政党自我剥夺其赖以取得合法性的经济资源后，被迫接受政治体制的巨变。至于这种变化将给中国带来何种灾难，则并非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在形成重庆模式的过程中，中国百姓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方向，也发现了共产党人的新形象，从而获得了对于未来的希望。正因为如此，重庆模式是一切反共势力所不能容忍的现实，他们更喜欢看到党政官员们呆头呆脑、自以为是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模式，在“不争论”的蛮干中加剧党群分裂，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制造现实需要。

重庆模式如果垮了，将为新自由主义扫除最后的障碍，那时中国距离空前灾难也就近了。在这场灾难中，将不会有胜利者，甚至鲜有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