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中国政府对萨米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关注 -- Emyn

逃亡大使馆：从急先锋到替罪羊

雪珥

盛宣怀逃亡了，藏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这一事件，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这位67岁的大

清国正部级干部，成为全球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

这是1911年10月27日，距离那场日后被称为“辛亥革命”的暴动，仅仅17天，其受关注

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逃亡者

这一天，大清国全国人大（“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

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人民”和“宪政”的名义，不经审判程

序，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要求处决一位政府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

上的一个奇观。

此前2天（10月25日），资政院还只是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部长职务。路透社（

Reuter）从北京发出的电文说，资政院此举，给大清政府出了道难题：要么服从资政院

的要求，赶走一位“忠诚的官员”；要么否决资政院的要求，但这相当于向宣称代表大

多数人民的资政院开战。这篇电文被次日（26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等广泛援引。《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是资政院对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

”（ultimatum）。

第二天（26日），似乎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的大清政府，接受了资政院的“最后通牒”

，下令将盛宣怀“双开”。上谕宣布： “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

，实属辜恩溺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

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

著该衙门议处。”

国际媒体继续跟进报道。10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题目就是《中国皇室屈服以图避免革命》，可谓一针见血。与《华尔街日报》所用的字

眼“屈服”（yield）相似，同日《纽约时报》的标题用的是“投降”（surrender），

《华盛顿邮报》则用的是“屈膝”（bow），来描绘政府的妥协。

与这些相对中立的报道不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泰晤士报》(Times)记者莫理循

（George Morrison），则发出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报道。他认为，在压力胁迫之下解

除盛宣怀的职务，实在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代表着这个政府的“虚弱和恐惧”(

weakness and fear)。《纽约时报》在转载莫理循这篇报道时，将题目干脆改成了《这

是可耻的法令》(Calls it a shameful edict)。

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认为，被解职一事，对盛宣怀本人来说或许并不坏，因为他的身体

虚弱（his health is frail）。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唯一提

到盛宣怀的健康状况的。在盛宣怀1916年去世后，其子孙为其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

，才披露了一些当时情况，似乎盛宣怀的确面临健康问题，但并不严重。看来，作为大

清官场通，有着“北京莫理循”绰号的这位英国记者，或许有特殊渠道接触到更深的内

幕。

而此时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却对自己被申斥并不在意，《纽约时报》说，

根据接近庆亲的人士透露，这位总理并无不悦，甚至还期望着自己也能被离职，早日逃

离这个左右为难的工作。

《华盛顿邮报》还刊发了盛宣怀及政府军前敌总指挥荫昌、被革命党炸死的广州将军凤

山，已经卸任和即将上任的驻美公使张荫桓、施肇基等4人的照片，题目则带有相当的

调侃成分：《中国乱局中的主演们》(Chief actors in China’s troubled affairs)。

但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华盛顿邮报》标题那样轻松。资政院对“双开”盛宣怀，仍不

满意，他们还想更进一步——要了盛宣怀的命。

对此，《华盛顿邮报》似乎建立了特别的新闻管道，刊登了远较其它媒体更为详细的报

道。

该报记者在27日发出的电文（28日见报）中说，资政院的议员们为未能处决盛宣怀而颇

感悲愤，通过了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判处这位部长死刑并立即执行。在见报稿中，该报

用了一个长长的副标题：：“下野的内阁部长盛宣怀，已经逃离北京，以避免暗杀，据

信他已获得外国外交机构的庇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继续说，据传，盛宣怀逃入了美国使馆，随后在10名外国士兵的

护送下前往天津。但在该报向美国使馆查证时，使馆参赞爱德华（Edward T Williams

）对此予以否认。

记者继续挖掘说，当天先是盛宣怀的一名追随者，紧急造访了美国使馆，随后，美、英

公使进行了磋商，并召集了，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的联合会议，会后立即集体觐见

中国总理庆亲王，对盛宣怀的安危表示强烈关注。报道说，四国之所以出面，是因为盛

宣怀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盛宣怀如今的处境，与此谈判极有

关联，各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对他给予保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事后被证明属实。当天（27日），在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

怀的消息后，英国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国公使嘉乐恒（William J.

Calhon）、德国公使哈豪孙（Herr von Haxthausen）、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

Francois Georges Picot）紧急磋商，决心采取联合行动，保护盛宣怀。

朱尔典在10月28日发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急电中说，四国公使在27

日联合觐见庆亲王，得到了庆亲王的承诺，绝不加害盛宣怀。而在更为详细的邮递报告

（11月17日到达伦敦）中，朱尔典汇报了更多的细节：

“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雪珥

注：原文是盛宣怀成为这个“衰弱政府的肩膀和头脑”，此处从旧译）……资政院未知

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

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26日）料理交待。然次日（27日）事势，忽更大变

。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

报告说，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后，立即寻求美国使馆的帮助，美国使馆又通告了

英国使馆，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在四国公使觐见总理庆亲王时，庆亲王表示，

资政院已经将杀盛的要求提交给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认为盛宣怀的处罚已经够了，应

该不会同意资政院的要求。

虽然庆亲王担保，盛宣怀绝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朱尔典认为，庆亲王在谈话时，其实表

露了相当的不安，担心围绕铁路问题的争论将继续恶化。于是，朱尔典表态说，资政院

这种要求处决盛宣怀的决定，是十分野蛮的。

在美国使馆，盛宣怀向各国公使表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希望经由天津前往

上海避难。各国公使决定，每个使馆各派2名军人共8人，全副武装，由英、美使馆的汉

文秘书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和巴顿（Barton）陪同，护送盛宣怀前往天

津租界。

没有任何资料记录表明，对于列强武装协助这位下岗高级干部“逃亡”，大清政府是何

种态度，但显然，“多国部队”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唯一的麻烦，只是来自日本人。

根据10月29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27日当天，盛宣怀正好在一家日本银行谈事，得

知了资政院的“死刑决议”后，他就滞留在了日本银行内，随后离开该银行，来到了美

国使馆。

但根据日本的资料，盛宣怀其实从25日资政院通过罢免他职务的决议后，就已经藏身在

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支行行长)的宅邸内。

日本公使伊集院在10月26日，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盖自昨晨（25日）盛宣怀入我

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宅邸后，司戴德(W.D.Straight，美国银行团代表)侦悉此事，即与

美国公使馆及福开森等人串通，经多方策划，极力想把盛宣怀拉入美国保护之下。终于

策动四国公使出面、迫使庆亲王作出保证：清政府对于盛宣怀、除降谕革职外，别无其

他任何加罪之意，并言明准其在四国保护之下离开北京。同时，百般劝诱盛宣怀谢绝我

横滨正金银行为其提供之特别快车，改乘美国方面为其准备之列车出京，然后由天津搭

乘德国轮船赴青岛避难。”显然，开始“逃亡”之后的盛宣怀，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猎取

的宝贝。此后，围绕对盛宣怀庇护权的争夺，各国、尤其日美之间，还上演了更为激烈

的秘密战争。

当夜（27日），盛宣怀在美英德法“多国部队”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华盛顿

邮报》(29日)记载说，此时的北京城内已经谣言漫天，有的说满清政府决定对汉人进行

种族屠杀，有的则说皇室也在准备逃亡，但被各国外交使团劝阻……

急先锋

这一“逃亡”事件，显然大大出于所有人、包括盛宣怀本人的预料。

此时距离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长，仅仅10个月。邮传部是个大部，综合铁道部、交通部、

电信部、邮政部四大功能，而尤以铁路为大，盛宣怀则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起，一

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哥”。

但在这个超级大部正式挂牌的时候，盛宣怀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被发配到了上

海，以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

，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

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几经周折，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

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这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终于握上了向往已久的印把子，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

，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

当时全国17家“商办”铁路公司，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包括

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在民众中强

行集资。但是，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家家腐败丛生、问题成堆，

铁路建设毫无推进，巨额资金倒是不见了踪迹，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不

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而且弄得民怨沸腾。

中央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在他主持下，中央

在1911年5月份宣布，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或换发国家铁

路公司的股票。这一“铁路国有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

市”的省份一片喝彩。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5月31日报道了盛宣怀的这一改革，并认为：“这是中国稳步发展的又一证

据，这一法令的颁发，受到了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的欢迎。”

但是，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高管们实际上在

其中已有巨大利益，一旦国有，其利益必将受损，而且之前的花账、坏账、烂账也将在

审计中曝光，因此竭力反对。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川路公司”），

其高管在欢呼国有的同时，提出一个附带要求：希望中央财政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

亏损的350万两埋单，遭到盛宣怀强硬的拒绝。

川路公司高管们丧气之余，恼羞成怒，加入了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

者的行列，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猛攻盛宣怀本人。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

打。此即所谓的“保路运动”的肇始。

但是，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中央，显然出师无名。不久，一个极好的“抓

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毕竟，铁路建设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中

国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实际上难以支持这一个巨大的投资，引进外资几乎

是唯一的选择。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高管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

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尽管这些所谓的“保路运动”者们，后来也偷偷

地与外资谈判。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与四国银团的贷款谈判“磋商

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

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

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

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

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

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它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

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遭到了“卖国”的指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嫡系人马，在李鸿章去世10年之后，盛宣怀其实没有任何

过硬的政治靠山。而此时的大清官场，十分讲求门派，时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国闻备乘

》里，列举了此时的“七党林立”:“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庆亲王），凡内外

希图恩泽者，非贵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

易扭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

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

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报馆，据

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

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

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即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雅有

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党。”

梁启超也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

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

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显然，并不属于任何派系的盛宣怀，却“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

大政”，自然成为众人眼红的目标，再加上其在推行铁路国有时，办事如此认真刻板，

实际上给自己种祸不浅。

在中央的竭力化解下，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的“保路远动”见好就收，迅速地偃旗息

鼓，既得利益者们退居二线去享受幸存的胜利果实。但四川却因为炒股亏损实在过于庞

大，只能选择与中央死磕，并且越演越烈。在成都的中心舞台上，一场“变脸”大戏越

演越热闹。以川路公司高管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

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抱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

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革命党则希望天下大乱，好早日享受革命的高潮快感，明确将

“离间官民”作为在四川工作的重点。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成为颠覆

大局的风暴潮，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

盛宣怀对此，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

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在其子

孙日后撰写的《盛宣怀行述》中说：“府君（盛宣怀）以职掌所在，日与左右侍郎吴公

郁生、李公经方商榷、讨论，期于上补国计，下协舆情，苦心图维，委曲周市，至忧思

不能成寐。旬日之间，鬓发加白。”

替罪羊

在对付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盛宣怀是坚定的鹰派，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

中央领导班子，也试图振作一番，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理、法，与“保路运动”争锋

相对。端方受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导致了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暴动成功。

事态进一步恶化。

武昌暴动之后，盛宣怀虽没有带兵出征，却成为“刚性维稳”的总调度，为了保护铁路

桥梁、调集车辆船只、运送军需民用，可谓殚精竭虑。

甚至，为了及早实现维稳的目的，他还在10月20日一天内，为摄政王亲信，度支部大臣

载泽代拟3份“面奏节略”（与中央核心汇报谈话的要点）：

一是《代载泽拟进兵迟速关系大局之缘由节略》，认为乱军势孤，“平乱”军事行动必

须快；

二是《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荫午楼即正在前敌的总指挥荫昌，盛宣怀指

责他一味观望，坐失良机，并建议中央立即撤换；

三是《袁世凯宜明降谕旨催其赴鄂节略》，盛宣怀建议中央起用袁世凯，代替荫昌。

这3份节略，其实令盛宣怀在体制内更趋孤立：一是得罪了自视甚高、在德国学习军事

回来的荫昌，而荫昌的背后，是一大群大清国的“太子党”；二是他推荐的袁世凯，本

来就算是他的政敌，当然也不会领他的情；三是荐袁之举，令那些对袁深恶痛绝的“太

子党”更为恼怒。

10月23日，盛宣怀再度亲自上奏，要求中央降旨严饬荫昌亲临前敌，加派袁世凯为钦差

大臣，并建议对前线将领实行“重赏严办”的问责制度。

而此时，已经实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的盛宣怀，也遭到了别人的“问责”。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

为盛宣怀的国有方案只是为了其满足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

议”。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四川总督）之操

切罗织、瑞澂（湖广总督）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

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的铁路国有采取不同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

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

，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

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

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钧，

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

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

危险在一步步地逼向盛宣怀，并终于在10月25日的国家议会“资政院”的会议上，达到

了顶点：资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罢免盛宣怀的一切职务。

当晚，盛宣怀居然还在写长篇辩护词，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并“自请解职，以避嫌

疑”。作为在官、商两界厮混了一辈子的人精，作为一直以来行走在风口浪尖的“急先

锋”，盛宣怀居然在这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幼稚的一面：毕竟，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

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从来都是只讲实力而不讲道理。

果然，盛宣怀自请辞职、体面退场的要求没人理睬，中央毫不犹豫地将他抛了出来：革

职、永不叙用。这在大清国的纪律处分中，是最为严厉的一档，再往上就是追究刑事责

任了。而资政院的议员们依然不放过他，直接诉诸最严厉的刑罚：死刑。

盛宣怀的儿孙们在其去世后编撰的《盛宣怀行述》，对此感叹道：“无何川乱（保路运

动）猝起，鄂变（武昌暴动）继作，海内响应。当局亦知积薪厝火，事非一朝，其藉口

于路政，召祸者仅一蜀耳。而资政院议员，群喙方张，争以府君（盛宣怀）为集矢之的

。朝廷俯徇众论，毅然夺府君职，以为罢斥一大臣，宣可间执其口，或因以暂弥乱机。

而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耶！”

至此，盛宣怀彻底走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困境”：在“革命者”眼中，他是最为

凶悍而坚定的反革命者，甚至比荫昌、载泽这些皇族贵戚都要凶悍而坚定，这令他的资

产在民国成为最容易被瓜分的肥肉；而他不惜鞠躬尽瘁试图挽救的这个政权，却短视而

冷血地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希图以此迟滞大厦崩溃的速度。

在清末民初的世代交替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改朝换代的关头，能如盛宣怀这般

、走到如此绝境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如果没有那些自称还讲些“义气”（honor

bound）——《华盛顿邮报》说，四国联合营救盛宣怀，就是为了这个honor bound——

的老外们，盛宣怀恐怕也要如同端方、赵尔丰一样，成为辛亥年祭坛中的一滩血泊。

*** ***

盛宣怀的儿孙们记录到，在流亡日本的第一年，盛宣怀一直住在神户的盐屋山地，穿的

和服上挂了颗小印，上刻“须磨布衲”四字。每天，他都要写点日记，令后人好奇的是

，逃脱了绝境的盛宣怀，究竟都在为自己写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