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历朝历代，确立先例在开国之初是最有效与最优规范作用的。前面有人一而再提建国三十年失败。但是他们不知道，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操作工作，基本都是参照大跃进《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放手地方搞经济，放权给企业搞经济的思路。还有，奠定今天土地财政的基础，来自于对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废止。这里有段公案，《土地改革法》内容是把耕地所有权给农民。而后来搞公社与合作社，前提都是农民以私有土地入股形式。这个法律是建立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基础之上的。但是，后来百花齐放运动之后，当时民主党派已经有人上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共放开民选政治要求政党轮换。没有后面的历次运动，以及对所谓前朝势力的清算，当年的问题放到今天。仅仅看我们今天改革内容及改革之难，要把那些问题拖延到现在才开始动手，恐怕这个国家早随苏联后尘了。所以，民主党派一直有人认为共产党背约，这才有了本届政府不成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尝试。这种尝试止步于，土地私有化。简而言之，如果建国前三十年都是错的。那么土共本身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其执政基础及其行为的合法性就不存在。土共也是在实际发展中在这个问题上碰了壁，才想逐步回头重整意识形态。

另外，建国前三十年任务复杂。既有要在国际事务中确立国家地位的任务，也有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更有确立国家根本制度的任务。这里牵涉的路线问题，各人都有各自的主张。但是，从国际游戏规则角度看毛。毛的确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奠基于他缔造的共和国得以延续。并且，也在于他为国家打造的基本框架，既文官体制得以延续。很多人误解毛的周期律说，认为文革是打破官僚制度僵化周期律。这个本身是错的，周期律滥觞来自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讨论。黄炎培提出的周期律就是，自清末军阀割据以来，军人独裁政治这个周期律，黄炎培当时对毛说，你死之后我看和袁世凯死后没区别。毛对中国政治第一个成功塑造就是确立了文官政治，打破军人干政这个百年中国政治遗留的周期律。其次，毛在国际政治环境中最终在文革中实现了国内国外两大调整，一个调整是与苏式官僚制度切割，这个切割不仅开始于文革更在改革之后得以不断延续。这样的延续本身不能单纯的看做文革的失败，那只能说明在文革中确立的政治改革方向通过不同方式得以延续。而之余国外的调整，那就是我们从苏联阵营转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我曾经很认真的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国家谁走这样的战略方针调整的路线，会不会走向赫鲁晓夫式的覆灭。同样，如果我们继续苏式道路并且继续与苏联保持同盟关系与美国全力抗衡。我们今天这个共和国还存在不存在。我有我自己的答案，而不管谁有什么答案。毛在文革期间打开的中美关系大门，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另一个基础。不思考这个问题，单纯的说文革实践失败与否我看都是南辕北辙。

另外，毛泽东对国际间游戏规则的把握至今没有谁能比的上。那些无论怎么厌恶与憎恨文革及建国三十年的人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谴责89那事者有之，说改开后历次政治事件者有之。在国家层面，谴责与追究文革的没有，因为在中国和美国缔结外交关系时。两国对两国缔结外交关系前既往行为加以确认。这个就是我说的，毛试图在立国之初就确立的规范内容在国际政治中的实用性。很多人刻意忽视，但是在深入讨论后无法回避的实用性。

回到对官僚制度的周期律遏制问题。最早提出官僚制度有关问题研究的马克思韦伯曾经这样说过，科层社会（既官僚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选择。但是那不是人类的夏天，是人类的冬天。其本意，就是官僚制度的僵化会最终扼杀社会进步的尝试与努力。毛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未尝不是想在开国之初就确立一种带有规范性的尝试。无论你怎么评价文革和建国前三十年，那个循规蹈矩，对权威亦步亦趋，对读书人顶礼膜拜几乎不质疑的传统中国在建国三十年和文革中消散了。对于传统封建伦理的洗涤，那不仅仅是文革的主题，也是改革的主题，更是我们即将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的核心主题。从这个角度说文革，恐怕谁都不能轻易说文革是一种失败的过去，因为无论你怎么看文革，那都是你无论如何不可以忽视的幽灵，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补充自己旧帖里罗列的大跃进下放企业权力；

链接出处

谁有兴趣的话，都去了解下，大跃进里是怎么样下放各种经济建设管理权力的，这样的下放力度在今天都是看不到的。这些下放的权利包括：

1.下放计划决策权

2.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

3.下放物资分配权

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

5.下放劳动管理权

6.下放商业管理权

7.下放信贷管理权

再来一些具体的：

轻工业部下属企业除了4个特殊纸厂和一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铁道部改为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邮政总局除北京及各省长途干线之外全部下放，农恳部除三个直属企业外全部下放，粮食部商业部下属企业全部下放。中央在1957-1958下放的中央直接属企业达到8000多家，占当时中央直属企业的80%以上。中央各部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个减少到1958年的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57年的39.7%下降到13.8%。

在计划管理权上，国家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从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的215，从经济总规模上，归中央的管理的工业品种占工业总产值的58%。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从40%减少到20%。中央统配、部管物资减少到132种，减少了75%。特别是允许地方对中央制定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建设规模、建设项目可以突破，允许地方层层加码、自行增额而不需要中央批准，这实际上是不适当的把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生产建设决策权下放到地方。

在基础建设项目上，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1959实行投资包干的建设单位达到5000多个，占全国总投资的40%，其中冶金、煤炭、水电、石油化宫灯系统实行包干的投资额占本部门投资总额的75%-80%。基础建设权力下放的后果，直接导致项目的盲目上马，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在1958年为1589个，在1959年为1361个，在1960年为1851个，而对比一五期间上马的大中型项目实际5年总和仅为1384个。另外计划外施工的项目十分普遍，仅仅1960年计划外施工项目就多大380个，占全国施工总项目20%以上。

另外在财政水手下放上，把多种税收合并转移地方使二五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从1：1.6降低到1：2.1。在银行信贷上，基本就是敞口信贷，需要多少贷多少。在劳动管理权上，实行合同工和亦工亦农政策。在1958年之后，中央决定放宽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管理，各地招工计划在省一级确定之后既可，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在扩大企业管理权方面，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计划权，国家与企业实现全额分成扩大企业财权，并规定处厂长副厂长主要技术人员之外，其他人员由企业负责管理，可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而在商业管理权下放之后，出现了撤消公司。关闭自由市场，甚至提出取消商品经济之后的现象。还有就是关于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也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以上资料均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董辅衽主编，200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 建国三十年争论之补充：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的相关
• 这里恰恰说明文革值得重视的地方
• 我又要用比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