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的账,压根就是毛的对立面的.为了凑所谓被迫害对象,贼喊抓贼,把他们为对抗毛泽东,而整或害的人的账,倒算到毛泽东头上,这类事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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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说“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

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

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

“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

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

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

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

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

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

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

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

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

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

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

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

“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

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

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

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

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

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

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

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

“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

“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

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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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毛言论三：毛泽东搞“血统出身论”：

驳：

（一）“血统论”的来龙去脉：

1、“鬼见愁”对联宣扬“血统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人称“鬼见愁”对联。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各处展开激烈辩论。8月6日，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2、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只要是革命的就应该团结。但陈伯达的谈话不管用，北航附中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

3、“血统论”思潮泛滥：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大字报大力宣扬“鬼见愁”对联；20日，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借机大力宣扬。干部子弟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核心任务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①。

他们不同意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而是以“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大搞打砸抢抄抓和武斗、到处揪斗民主人士、文化知识界人士，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冲击公安部，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走资派，而且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

4、中央出手整顿：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的主张；10月16日，陈伯达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批评②。不久，11月谭力夫被捕入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1967年1月，“联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成员纷纷落网③。

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二）区分“阶级论”与“血统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乡村特务，土匪武装横行，在城市搞暗杀、袭扰、捣乱、破坏活动。另外，地主、资本家等势力虽然被压制，但其思想仍对抗社会主义；而且，直到文革前夕，政府还在向一些实行赎买政策的原来的资本家付赎买利息。

所以，解放之初直至文革，我们党执行“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的阶级政策即阶级论，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采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把他们归于团结、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在运动中有人搞“唯成分论”即“血统论”，怎能将责任归到毛主席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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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同时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也成立了。

10月1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26日--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并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

②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③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