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灌水】看完了美剧《罗马》 -- 月色溶溶

对游牧民族而言，理论上在部落和奴隶时代中，很可能没有都城而只有王庭的。以匈奴为例，单于王庭在汉武帝时代之前是蒙古鄂尔浑河东岸和硕柴木胡附近，逐草而居，卫青攻破的匈奴祭祖之地龙城在鄂尔浑河西岸。南北朝的北魏鲜卑拓跋部，是在拓跋圭改国号为魏的同时迁都平城，号称最早定都要追溯到什翼犍时代，定都灅源川，不过按说此时鲜卑拓跋部还没进入奴隶制，王庭也是逐草而居。

统万建于公元413年，赫连勃勃称王早在407年，当时他镇戍朔方郡故地，这片区域曹魏废郡，但后赵又恢复，不过治所朔方县城防残破，刘勃勃之父刘卫辰久居朔方，但并没有大修城池，刘勃勃在朔方只称王而不正式建都朔方县十分正常，他本来就是匈奴一系，有王庭就成，朔方县虽然城墙残破，但自刘卫辰起成为铁弗部实际上的都城，是整个朔方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因为刘卫辰主动袭击北魏，铁弗部宗室除了刘勃勃外被北魏团灭，倒是使刘勃勃少了很多累赘。后赵石勒，最初也是游兵，直到为石勒所器重的汉族知识分子张宾建议要选一形胜之地，要么据守邯郸，要么据守襄国（邢台），石才选择了襄国作为根据地。

三师肆楚之计，不能说是游击战，只能说是有游击的性质。一般游击战是处于内线和劣势的部队，以本部进行大范围机动，避实击虚，攻敌不备，但吴国之计是不准备作战，只是“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当然后来为有效的调动楚军，也发动了一些袭击，例如围攻楚城等。这种战略袭扰日后隋渡江灭陈之前也进行过，是利用北地作物熟的早，在本方已经完成收获而陈国要进行收获之时，集结大军于江边，迫使陈国动员，破坏其农业生产。这种战法对本方国力损害较小，如果采用小股骑兵部队进入敌境可因粮于敌，还有虏获收益，也能锻炼部队。

宋太宗986年歧沟关失败之后，已经被党项西夏和辽压迫为战略守势。你说的敌境游行我还真没有注意过，你指的是不是边境的小规模互相掠夺和袭扰？深入到什么程度呢？倒是988年辽国好像有进掠涿州。而且从高粱河和岐沟关的战例看，集中宋军大队步兵深入辽境对宋的后勤压力和国力损耗远比对辽国的巨大，因为坚壁清野+后退决战是契丹战术中重要的一种，在匈奴对汉军采用“益北绝幕”战术之后，这一战术已被证明是游牧骑兵对机动力不如本方的农耕军队最有效的防御战术，由于农耕军队很难拥有比游牧更多的马匹，就必须将大量步兵作为后勤兵使用，还要保卫粮道，所以深入敌境将造成可供作战的机动兵力大幅减少。

对于汉军和罗马军队“羞遁走”，不需要怀疑，这个有丰富的史料可以证明。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以赏罚治军，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规定，是考虑到传统的全民皆兵的部落式动员体制已经崩溃，而单独以统治阶级的“士”为军队主力不足使用，必须鼓动被统治阶级中的精英分子脱离生产而投身军旅。如果没有严刑和重赏，长期服役和远距离征伐造成的冗长服役时间，将对士卒家庭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迫使士卒逃离战场甚至发动叛乱。你所谈到的状态，比较类似与佣兵团张或者指挥私兵部曲的军阀，由于他们掌握的兵力，军法对其基本无效。但对于强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将领，“羞遁走”才是事实。

即便采取拖延战术是正确的，统治集团也很难容忍。长平之战的廉颇，攻打即墨的乐毅，罗马历史上跟汉尼拔玩躲猫猫的费边，这些都由于没有与敌军正面交战而被剥夺军权。对于国家而言，允许敌军在本国军队面前横行无忌，同样是一种自杀行为，尤其是敌军在本方领土上作战时。

你所说的弹性，处于理想状态中，实际上总有可攻的必救之地。汉景帝允许周亚夫用梁国都城睢阳为诱饵吸引吴楚叛军主力，绝对是个例。换一个将军或换一个皇帝，基本就会出现大量死命令压着将军去救皇弟梁王的情况。对于戍边，占优势的一方必然采取攻势，这个优势不一定是兵力的，很可能是机动性上的。

将领和士兵也应该被作为一般人看待，希望靠他们的大局观而让他们与边城共存亡是不现实的，只有保证援军以最快速度集结并出动，才能保证下一次被围城镇还会死守，也就是说即便动员的援兵有限，不足以击退围攻军队，也要强行增援，这同样需要“羞遁走”来保证。梁孝王守睢阳，期间有多股小股汉军冲破包围进入睢阳，这种不足以解围但足以为守军打气的小股援军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对于常备军，汉军北击匈奴或者援助边城的主力，是都城的南北军，其次是郡县的郡国兵，其次是选募兵和募兵，除募兵有部分是临时征召外，其他几种都是常备军。至于纯粹动员的谪兵和奴兵，比例就更少了。

以边关重镇本身的属国兵都难以抗拒的敌军，想要依靠临时征召部队搞定是不现实的，只能依靠调集训练有素的常备军才能击败。而羞遁走代表的严苛军法是维持常备军凝聚力的最重要手段。

对于中国古代的兵制，东晋大发贬谪罪人等为军户之后，普通军人的地位才开始下降，但南北朝和隋唐军人地位仍然比较高。至五代开始用招刺也就是在身体上刺字的方法来确定世兵制军户，说明普通军人的地位已经降到一般民户以下，这种情况还是在于唐末和五代的藩镇割据过度扩军，兵员出身很低，进入部队后待遇更差所致。至宋代又用天灾之年扫地为兵避免产生叛乱的方式，以及国家有意宣传武不如文以达到强干弱枝避免藩镇割据的目的，军人 的地位才算彻底沦落。

而在宋之前，从春秋到隋唐，除了战乱年代外，只有高门大族才能为大将，即便是战乱之中，大部分将领也都是家资殷富的一方豪富或世家显宦。普通士兵尤其是主力部队和禁军的地位也远高于一般民众，再考虑武人干政的传统，因此你不用怀疑当兵的自豪感和羞耻感。即便到宋朝之后也不缺乏耻于后退和投降的将领，

个人认为文人向来更容易培养无耻之徒，虽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在孔孟之前就没有取义成仁的侠士？汉朝独尊儒术之后难道侠义之士就出的多了？所以什么没有文化就不容易培养羞耻感完全是个伪命题。相反，戚继光等选兵，多用淳朴之人，读书人和市井之人可能更有文化，却为文弱奸猾之气所浸染，不适合当兵。说难听一些，是骗头脑简单的去送死容易还是骗头脑复杂的去送死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