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希腊在直接民主制方面进行的实验还产生了其他创造性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戏剧的诞生以及西方戏剧艺术的奠基。如同希腊文化中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诸多体育赛事一样，戏剧的发端也是公共宗教仪式。 观众们密密麻麻地坐在烈日当头的露天剧场，有意无视舞台后面连绵起伏的自然风景。戏剧为他们提供了思考极端人生境况的机会，他们日后在城邦大会上投票时也有可能遭遇类似的情况。戏剧的即时性意味着它比哲学更能直面人生中最深刻的两难处境并加以总结提炼。戏剧当中悲惨的人类面对着一个漠不关心的宇宙，就好比剧场之外的自然地理令舞台显得无比渺小，戏剧借此揭露了这些两难境地的无解本质，或许还借此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变态的慰藉。在公元前五世纪早期到六世纪初这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以雅典为首的希腊世界诞生了一系列剧作家，他们在继承希腊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以前无古人的深度探索了人类的悲剧与愚蠢。这一时期的后半段，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往往拿前来看戏的雅典观众们开刀。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嘲笑自己，唯此才能保持神智清明——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维持理智与平衡的重任即便对于雅典人来说也有些过于困难。

另一种希腊人用来探索理解并控制世界方法的途径就是研究过去。他们理解历史的渴求催生了历史写作的传统，这一传统与基督教西方世界尤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本书就是这一传统的体现。因此很有必要让读者们看一看历史写作的起源。最早产生这一冲动的所在似乎是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城邦。由于他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因此不得不对“野蛮人”的历史产生兴趣。他们开始收集关于邻居们的各种资料，区分他们的异同，有时笔下甚至还会流露出同情或倾慕。后来波斯开始与希腊腹地的城邦发生冲突，认为后者煽动自己的希腊臣民发动叛乱。全面战争由此爆发于公元前499年并持续了半个世纪。最终波斯战败，这个当时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强大政权之一败给了雅典主导的希腊城邦联盟。希腊民主与相应的文化由此得到保全。

一位来自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城的希罗多德决定写一本书，这本书要成为所有关于这场波斯战争的记录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作品，要覆盖这场希腊世界与非希腊世界之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碰撞，但同时还要包含所有他能够找到的民族与地点，他总是试图亲身前往自己笔下的地点进行考察（而且往往能成功）。他将自己这个工作计划称作historia，“调查”，任何他在这一过程中收集起来的资料都能服务于最终的整体。赫西俄德与其他神话作者们发展了一套用来理解神祗的方法。但是据我们所知，在希罗多德之前从未有人试图整理如此大量的回忆录与文献来讲述一段如此千条万绪且盘根错节的历史。这是一件极富勇气的工作。波斯战争在他出生前后就结束了，等到他决定动笔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所欠希罗多德的实在太多，因此尽管他有着考据不实与文笔繁芜的毛病，我们依旧不应当跟着其他古代作者一起对他加以讥笑。后世的普鲁塔克曾带头多年如一日地对他发动戾气十足的攻击，说他根本不是历史之父，而是谎言之父，这个说法实在不甚公道。普鲁塔克之所以如此大动肝火是因为希罗多德过于沉湎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努力来整理完善自己的作品以便于年青一代的接受。当代历史学家们应当理解希罗多德，他之所以会忽视自己作品的晦涩拗口或者将说教误当做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全心投入创作的结果。

修昔底德进一步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修史事业。修昔底德也是一位显赫的雅典市民。公元前五世纪末的新一轮战争破坏了他在城邦事务方面的工作，这次是希腊人彼此兵戈相向。这场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的自信与自尊造成的灾难性的打击，正如当年波斯战争的胜利令其志得意满一样，最终战争打垮了雅典。波斯的失败使雅典成为了众多城邦组成的提洛同盟的领袖。面对着利用领袖地位将同盟打造成另一个帝国的诱惑雅典人没能把持住。骤然而至的财富与权力刺激并资助了大批最为杰出的雅典艺术成就，但同时也招致了嫉妒与反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雅典的竞争城邦斯巴达，一个体制迥异与雅典的城邦。在斯巴达，少数人通过武力与精心维持的恐怖政策统治着为数众多的被征服民族，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精英则奉行野蛮训练的传统，终日枕戈待旦。当柏拉图这位雅典民主的背离者在《理想国》里面描述专制政体的“美丽城”时，他的雅典读者们无疑能感受到作者对于斯巴达既爱且厌的复杂感受，斯巴达是对希腊性的另一种解读。

雅典在提罗同盟内越发自私贪婪的举止壮大了斯巴达的胆量，在希腊自由捍卫者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分下斯巴达对雅典采取了行动。在损伤惨重的二十七年战争之后（公元前431-404年），斯巴达及其盟友粉碎了雅典的权柄。修昔底德本人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身为将领的他卷进了最终战败的问责并遭到流放——他本人坚称自己遭受了莫须有的耻辱。接下来强制赋闲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本人与他的雅典同胞会遭此劫难。他决定撰写一本书。于是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财富四处走访，尽可能多地寻找当年那场漫长悲剧的各种细节与环境。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想法，即寻找导致这场灾难的深层原因。灾难的起源绝非希罗多德笔下某个个人的一时兴起，或者荷马口中情敌的争执与神祗的怒火，而是整个社会的集体腐化堕落。雅典人的骄傲与政治道德的衰退才是令他们栽跟头的原因。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愤世嫉俗的政府结构表达了他对人性的看法一样，修昔底德的这部作品也是对人性潜质与雅典民主制弊端的黯淡总结，是一段惨痛经历的结果。尽管他的书注重强调道德史观，但是其中并没有特别涉及神意的干预。*24*

修昔底德抓住了历史的要义：群体与个体相比在行为与动机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而且群体的行为往往远比个体更为恶劣。他将自己的著作视为一件艺术品，冷静而平衡，结构如同希腊神庙一般优美。然而此等和谐往往会与精确描述历史的需要相冲突，因为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性与人类动机和集体愚行之间互动所造成的混乱与无序。修昔底德纠结的文风之下体现着记述事件与斟字酌句之间的冲突，两者都能在他自己的思考与他在众多事件中分配给众多当事人的虚构演讲里面得到体现。不过任何一本试图超越单纯的编年体例并进行历史分析的史书都要面对这一冲突。这样看来，如此别出心裁的著作最终未能完成也算不得奇怪。但是他依然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史学家，后世所有有志于修史之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