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汪兆铭的反思 -- 种植园土

“淞沪会战”后一群党国精英，诸如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喊抗日，一个比一个喊的高调，喊打喊杀的，和平反倒没人敢提了，可是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后果是必败无疑，而这样的失败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们主张和平救国，为了区别高调主战派，他们自称“低调俱乐部”。

“主和派”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汪精卫，他因为身份的关系，并不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可他的诸多思想却在“低调俱乐部”赢得了广泛共识，之前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反正你“主战派”也不用亲自上战场，喊口号动员别人上，自己躲在后方唱高调，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更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殒命沙场，更多的人们流离失所，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如果我们韬光养晦，用部分的让步换取暂时的和平，积蓄力量，以图*，岂不比现在拼完了老本强。

一年的时间，几场惊天动地的大败仗，一半国土沦于敌手，几十万将士血洒疆场，是“战”还是“和”，问题摆在了两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面前，也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时候，*的《论持久战》出来了，这是一篇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却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的分析了中日两国的优劣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坚持到底，耗死日本。《论持久战》让人们看到的是生的希望，对于“主战”派绝对是一个鼓舞，对于“主和”派也是一个很好的争取和瓦解。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但之前没人系统的进行过阐述，当“主战”派大员白崇禧看了《论持久战》后深以为然，并推荐给了蒋介石，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七七事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高呼“抗日到底”，可如今一败再败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抵抗失去了信心，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产生怀疑，汪精卫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死敌，此时都坚定的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险恶环境下，在懦夫们的聒噪下，依然喊着“抗战到底”的口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内外交困下，仍然能够保持坚定立场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败再败下，依然不放弃战胜对手的努力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摊上这么一群铁血兄弟，是蒋介石之幸，在这个时候摊上蒋介石这么一个性格极其刚毅的领袖，是中华民族之幸，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本心是以打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边打边谈，可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他们的停战条件也层层加码，在轻松攻陷南京后，竟然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成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国民政府好样的，强硬拒绝了敌人。

可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作为并不苟同，你们主战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争取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吗，可这么打下去，中国必败，你们主战派所追求的目的又如何实现呢？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海路交通的断绝，必将使我国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于水火，蒋介石应该重开谈判大门。在无法说服主战派的情况下，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和日本人接触，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与日本签订两国和平协定，实现停战和和平。汪精卫当然知道此一步如果走错，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恐怕日后千百年被钉在耻辱柱上，在思考两天后，汪精卫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他也不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给了你比蒋介石宽松的多的条件，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就两条，一是日本人打不动了，连续打了一年，驻中国的部队高达24个师团，四十多万人，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和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二是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以战养战。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妓、不纳妾、不奢侈、不张扬、不结党、不营私、不贪功、不恋权，在道德和个人生活层面几乎无可挑剔，以他在国民党内无出其右的资历加上年轻时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本可为后世留下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完人传说，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38年底，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运动”，战争也自然会进入到战略僵持阶段，日本人短期内已无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也许汪精卫不去，日本人照样会扶持其他傀儡，但任何人投敌都不如汪精卫的破坏力大，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之前，虽然“抗战到底”的声音占了绝对主流，但说和做毕竟是两回事，喊口号的人并不一定是真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政策，就算开始是真心的，经过这一年的大溃败，意志动摇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屈服，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开始大家还藏着掖着，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到汪精卫公开和中央政府决裂，且得到了强大的日本人支持的时候，这帮孙子们就纷纷跳出来追随汪先生“拥护和平”去了。

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逆转，降日者的心理压力骤减，这玩意儿不叫投降了，叫投身“和平运动”，不论汪先生还是蒋先生，不都是中国人吗，不都叫国民党吗，开会的时候不都挂着*的照片吗。于是战败投降、不战而降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纪录——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国家。

在中国抗日接连惨败之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公开投敌，中华民族才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对汪精卫真是有几分同情的，原因是我坚信他本心是要救国救民的，如果不是一步走错他会名垂千古的。但同情归同情，立场归立场，我坚决反对有些人为汪精卫辩护甚至翻案，政治人物，尤其是掌握大权的政治家，不同于我们普通人，对他们的评价我们更多的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至于有人说，南京国民政府站在日本人一边，代表轴心国参战，重庆国民政府和英美联合，代表同盟国参战，不论谁胜谁负，中国都是战胜国，可以享受战胜国待遇，不用战败赔款，这难道不是好的结果吗？对于持此论调者，我懒的跟你们多说，只送四个大字：臭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