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希伯来圣典为以色列人及其传承提供了详尽的记述，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帝造人为止。这些细节记述与现代历史学家所研究与理解的历史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并且引发了众多关于圣典“可靠性”的深切争执。因此对于那段历史的任何讨论都十分微妙，而下文中对其加以重构的尝试也无疑将招致众多反对。*3* 圣经第一章创世记中记录了众多被人称为族长的领导者。第一位族长是亚伯拉罕，按圣经记载他来自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吾珥城，上帝称不止一次与他立约，赐这片土地与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为象征这一约定，上帝赐予他亚伯拉罕之名，意为“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十分不老实，明目张胆地骗过好几次人，后来他与一名神秘的陌生人通宵摔跤并最终落败，此人将他改名为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在那个夜晚雅各与展现神力的上帝化身摔跤之后，以色列之子的历史就正式开始了。在所有凝聚于单一宗教之下的民族中，很少有谁会通过名称宣示自己曾与本民族所崇拜的神灵动过手。以色列民族与上帝的关系十分激烈、个人化且冲突不断。以色列与他的宗教都源于那一夜的摔跤比赛，而他本人及其宗教的追随者们则受到以下教诲：即便通过最为恶劣可鄙之举——例如与那些最深爱他们的存在动手打架——也能多少领略到他们与上帝之间的联系。

借助圣经里的参考点来判断，族长们接受承诺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但是这样一来就出了问题，不必对照任何其他材料，只要对圣经文本加以认真阅读就能发现端倪。在 “后世”伟大先知如耶利米、何西阿或者第一位先知以赛亚等人的言论中极少提及这些“族长”，而他们的言论则主要发自公元前八至七世纪。这方面的沉默意义重大，似乎后世先知们总体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关于千年之前以色列人起源的基础故事，而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关于族长的引述则极大地丰富起来。按照逻辑，圣经中族长故事的出现时间要晚于第一批主要希伯来先知出现的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尽管创世记中的各种故事无疑非常古老。*6*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在于“族长”们的故事往往与发生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六百年、确定性更强的“历史”事件暗合。其中比较触目惊心的例子包括：某城市访客遭到轮奸威胁（威胁者都遭到了致命的下场）的情节就在创世记19章与士师记19章各发生了一次。以色列之子们还两次对倒霉的示剑城刀兵相向，一次是在创世记34章，一次是在士师记第9章，这等漫不经心要是让《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纳尔夫人看见了一定会大摇其头。下一个问题：族长们的叙述中提到过一两次非利士人，而这个民族此时还没有出现。至于另一个与族长们有着近亲关系的亚兰民族——亚伯拉罕曾十分明确地在自家家谱当中为亚兰人留下了位置——就更有问题了。亚兰人最终在十分合理地靠近迦南/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但是历史证据表明这一过程最早也要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与所谓的族长时代相去甚远，此外在他们最终定居的时代之后以色列之子即将迎来新一轮大动荡。*8* 总而言之，如果在更为可靠且宽泛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那么创世记中的编年顺序根本站不住脚。

传统上人们将创世记与之后的其他四部书统称为摩西五经（Pentateuch）。因为自创世记最后一章起，之后的所有内容都有着同一个主题，讲述着同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以色列人进入埃及、获得解放并再次向东北方向行进的经历。进入与离开埃及的旅程花费了大约430年，期间以色列与约瑟夫的后裔生活在法老统治之下。这四个世纪在圣经叙事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一段细节极为丰富的出埃及移民史诗。移民们的目标是占领在创世记中上帝许诺给族长们的迦南地。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日常起居以及神殿的装饰与运行——还要再过几百年这座神殿才能盖起来——都做出了极尽详细的要求。这段缺乏关联的叙述依旧难以与外部历史或考古证据相联系。但是在进入以及离开埃及的故事核心当中还有很特别的一点，任何后世以色列幻想家都不会故意编造，因为这件事实在令人颜面无光：出埃及的领袖，以五经作者的身份为人所知的那个人却取了一个毫无犹太特征反而十分埃及化的名字。*9* 摩西这个名字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便于我们将最终定居在迦南/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族群与离开埃及的移民联系在一起。或许埃及移民只占日后当地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出埃及的故事则成为了更广泛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与士师记中的应许之地见到这个民族。

士师记终于提供了开始有资格与常规历史遗迹考古证据相提并论的故事，这些证据发源于公元前1200-1050年期间。此时圣经文本中的以色列还不是一个君主国，而是由士师领导的联邦。按照圣经的描写，士师是上帝亲自选定的平时与战时领袖，但他们的统治无法继承。以色列与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之间常年攻战不休而且从来未能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去，这也是士师记当中可悲而现实的暗藏基调。士师记的作者尤其担心非利士民族对以色列之子的威胁，而非利士人（Philistine）的名字也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下来，因此今天的巴勒斯坦（Palestine）一词总能让人想到当年以色列民族的大敌。但是非利士人也为以色列民族帮了一个大忙，正是他们的存在确定了士师记的成书时间。现代考古学家发现非利士人不仅与以色列人作对，还经常与埃及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在埃及就有了大量关于非利士人的记载，根据这些记录，非利士人大约于公元前1200-1050年期间从西方渡海前来，占据了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场范围极广的大动乱摧毁了迈锡尼，非利士人的迁徙就是这场动乱的一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古学家们在公元前1216年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而树立的石碑上首先发现了“以色列”这个词最早的非圣经记载。在他对自己成功攻伐迦南的叙述中（很可能有水分）声称“以色列惨遭践踏，其种无存”。值得注意的是，法老的碑文在列举其战功时用了不同于描述迦南地其他具体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来形容以色列，暗示着“以色列”一词当时并不是地名，而是民族名称。但是在阅读碑文的埃及民众心里，这个民族很显然与“种”，或者说谷物有关。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色列”当时是一个散布于整个迦南地的农耕民族，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10* 士师记中反复多次提到唯一神（时而成功时而徒劳地）呼吁以色列民族忠实于他的指挥。这可能反映了以色列的身份源自他们的宗教。或许宗教是唯一能凝聚这一民族的因素，而不是种族或者祖先。

从早期开始，以色列之子也被称为希伯来人（Hebrews）——一般使用这个名称的人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甚至在希伯来文旧约中也是如此）。这个词在圣经之外倒是有不少可靠的出处。这个词曾以“Habiru”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现代的伊拉克）的众多不同时期与地点。这些出处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所指代的似乎是一个社会群体而非民族，至于出处的上下文则往往表明这些人是无根的游民，寄身于社会边缘，除了添乱之外没有别的价值。*11* 对于那些以“以色列”之名聚集在士师统治下并在迦南地生活的人们来说，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的起源。他们是一群边缘人：游牧部落与半游牧部落，丧失了一切并开始寻找新落脚点与新生活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这样的民族算不得特殊。但是对于这群来自埃及或其他地区并于公元前十三世纪聚集在迦南地的希伯来民族来说，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他们为自己构造了一个新的身份，确定这一新身份的是一位未必与社会上层或较久远崇拜有关的上帝。因此这位上帝的崇拜者们很自然地开始了漫长的整合过程，将来自各自家园的不同古代故事拼接成单独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可信故事，这些祖先当中自然就包括了亚伯兰/亚伯拉罕与雅各/以色列。这些族长们全都接受了上帝的改名，这一点意义很重大。或许希伯来人认为这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上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