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自从上世纪90年以来，随着知识界一些人士发出“告别革命”的呼声，英国的历史发展路径迅速成为追捧对象。

根据“告别革命”人士的认识，英国与法、德、俄等国相比，其历史发展路径的特征是稳健、渐进的改良，避免了激烈的革命。英国的1688年革命是其“改良性”的集中体现：它并没有要求和争取不存在的权利，而是以英国的“古代宪法”为号召来推进变革（——这当然只是参考了辉格党人士的一面之辞），这场革命更是以温和而著称。在1688年革命之后，当大陆各国内乱和国际战争频发之时，英国稳如泰山，其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继续引领世界潮流。

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传入中国之后，则不过是进一步为这一种印象加上了一个理论论证而已。根据哈耶克，英国的国内秩序发展可谓“自生自发”，并不像大陆诸多国家一样，出于一个权力中心的理性建构。当时引领中国舆论潮流的经济学家们频频引证哈耶克，将在中国推进市场经济事业与建构“自生自发秩序”相对应，却根本不提当时推进的大规模私有化恰恰是以国家强制的方式展开的。

继经济学家之后，一些法政学者又在英国发现了所谓“普通法宪政主义”。在他们看来，英国之所以能实现平稳的政治变迁和社会发展，与普通法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法官与法律职业的独立性以及遵循先例的制度，使得法官能够积极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通过个案来推动制度变迁。法官所造之法甚至制约了王权，成为英国宪政的重要基础。

法政学者比经济学者看问题要深入一些。经济学者在英国看到市场经济，而法政学者进一步看到，英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一套遵循先例的司法制度有密切关系。而遵循先例，就意味着要尊重传统，保持历史的连续性。

但如果从英国的发展历史中总结出“尊重传统”的方法论，再放到中国来用，就会碰到一个很难的问题：如何尊重和接续中国的传统？

所有的难点在于，中国的传统似乎看起来没有英国的那样可爱。“五四”人士已经把中国的古典传统描述得一团漆黑，而五四之后的整个政治发展更让普通法宪政主义者不满。在他们看来，党治比皇权更糟糕。皇权不下县，还能给士绅自治留出空间，而党治则窒息了社会的自由空间。

但是，如果要用英国的经验主义方法，则非要接续中国的传统不可。在这里，就不妨对中国的传统作一个筛选：共产党的传统太可恶，所以就应当剥夺它作为“传统”的地位，将它处理成类似英国史中的克伦威尔时期（正式说法是interregnum, “王位空缺时期”），而只给1949年以前的传统以“传统”的地位。1949年前的传统里还有一些与英国“古代宪法”相类似的东西：比如“三代”的禅让制、周朝的贵族封建制、宋明以来的乡村士绅宗族自治。于是，仿照普通法宪政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粉墨登场。其用意在于搞一个英国式的“古代宪法”，然后“托古改制”。这种做法在儒家传统里也不乏对应的传统，即今文经学传统。

这种解释策略造成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将历史范例与当下全面也对立起来，二者之间没有多少交集。当下不在传统之中，却仿佛孤悬在传统之外。这种对立恰恰背离了普通法的思维方式。从普通法思维方式出发的改革是“旧瓶装新酒”，但这个“旧瓶”应当是现实存在的，不是想象的。而这些怀着自由主义理想的“儒家宪政主义者”不过是用想象中的“旧瓶”装了想象中的“新酒”。这不是经验主义，而可能恰恰是哈耶克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只不过它为自己戴上了精巧的历史的面具而已。

在我看来，“儒家宪政主义”者们迄今为止并没有提供真正通透的中国近代史叙事。而真正有历史连续性思维的并不是那些自称的“儒家宪政主义者”，而是近年以来出现的左翼儒家或儒家左翼。他们真正面对了国共两党的革命，并试图重建历史的连续性叙事。

根据左翼儒家或儒家左翼的历史叙事，近代革命本身就是在儒家的革命思想传统中发生的。国共两党是历史上的儒家士人团体的继承者，是新时代的先进性团体。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清帝国的大衰败之后，重建“大一统”国家。国共两党的土地革命纲领与儒家的井田制想象具有紧密联系。

但左翼儒家或儒家左翼的主流并不是要用儒家传统完全吸收近代革命，而是承认新时代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许多价值观与儒家重合，但毕竟是一个具有自身正当性的传统。这也是一个在当下具有现实存在的传统，并非如儒家一样，以“游魂”的形态存在。

有了这样一番历史解释，左翼儒家或儒家左翼就比儒家宪政主义者们更有可能实践普通法的方法论，用新时代的“旧瓶”去装未来的新酒。比如说，用“学雷锋”来倡导新时代的志愿者精神，用“群众路线”来激活政治参与。

自由主义者们担心社会主义传统中缺少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范例。但在这方面，左翼儒家或儒家左翼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恰恰也为他们提供了出路：为什么不把1978年以来的邓小平路线的实践也称为一个传统？一旦你把它描述为一个传统，它就会逐渐赢得传统的权威。老标榜自己是“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意改革者，就别抱怨自己无法调动人们的保守主义感情。

而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传统是逐渐生长与扩展的，并不是锁定在一家学说上。新的实践也可能迅速进入传统，成为未来实践的范例。古人所谓“通三统”，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方法，即必须要以融会贯通的方式，处理与自己最为切近的几个传统之间的关系，哪怕其中有许多内容是自己不喜欢的。而“通三统”的努力本身，也是对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既然要“通三统”，这里面必定会有“将错就错”的成分，因为“三统”之中肯定有你自己不喜欢的部分。但政治审慎与公共利益呼唤行动者超越个人情感上的好恶。

如果不能超越这种个人好恶，各种各样的思想努力，最多也只能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可以“批判”现实，可以炫耀自身的道德姿态，却无法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引向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