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发丧 -- 本嘉明

4-27游行后，以北京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学运，转入低潮。

第一个原因，是4-26几乎通宵不睡，4-27闯关成功，极度欣喜亢奋之下游行十几个小时，大家的体力和情绪，都高度透支，当然要歇一歇。

其次，当年能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录取比例低，招生时又没有太多的特权后门，基本就是靠苦读。大多数能考上的孩子，一个是家庭环境好，比如是教师家庭或干部家庭，家长注意抓学习；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尚可，孩子不用担心温饱；三是孩子用了大量时间苦读，对于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了解。所以我说当时大学一年级的情商，相当于今天初中生的水平。4-26社论传达到全国后，家长们都是久经“运动”考验的，哪里读不懂，又担心孩子“这个真不懂”，于是“母病速归”，雪片飞来，过了27号，很多在京读书的外地学生就这样被“钓鱼执法”了。

第三，仍留京的大学生们，很多人倾向于回校复课，一面巩固学运成果，一面不耽误学习。学运完全是自愿参加，没有牢固的组织纪律，大家都要动，就需要有人牵头；大家都不要动，领袖们就歇菜。所以学运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大民主”特色，有事大家商量，头头们控制不住。

第四，学运始终没有一个具体量化而且务实的目标（“李鹏下台”这种口号，很不实际），口号空洞，无法检验操作结果，令人有遥不可及的感觉。而国外的游行，通常都是为了非常具体琐碎的目标，比如降低学费（甚至要降低多少），工会要求加薪（加百分之几），等等。一旦对方接受或者提出合理的还价，达成一致，那么游行就结束了。

由于这些因素，等到五月四日，为纪念“五四”而游行时，气势就大大不如4-27了，学生人数少了一半，也没劲头，大多数人就是为了纪念而游行，没有使命感了。

但在5-4当天，除了游行学生这个主角外，有两个配角，带来了意味深长的新气象。

首先，是首都新闻界的“造反”。

TG最重视的，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首都新闻界又是全国的风向标，更加控制得紧。4-27之前，没有一份大报敢于报道学运，只有《科技日报》作了些勇敢的探索，其他大报都受到学生和市民的唾弃。这在新闻工作者心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憋屈感。

4月下旬，上海发生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报纸被封。北京的报人们兔死狐悲，更加不甘于戴着“走狗喉舌”的大帽子，终于在5-4这一天，揭竿而起，组织了300多人（来自30多个新闻单位）的游行队伍，和学生队伍一起进入广场。一时间欢声雷动，学生和市民大声喝彩，因为老记们的横幅是这样的：

“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

从这天开始到风波结束，各报社自己把自己解放了！

这场轻松活泼的游行，下午3：30就结束了，高自联宣布北京各高校全面复课。同学们溜溜达达，兴高采烈各自回校。

第二个配角，就是老赵了。

老赵在当天亚洲银行在北京召开的年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口径温和，同杀气腾腾的4-26社论完全不同，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要求。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同样语气缓和，同4-26拉开距离。

这个亚银讲话，给学生很大的希望。因为不管学运背后的操纵者做何打算，绝大多数学生从没有想过推翻党的领导。尤其这10年来，党领导大家奔小康，这些大学生，这10年来自己的家庭和自己，都从改革开放受益良多，所以大家的愿望，只是奔得再快一点，方向再准一点而已，并不是恨国家没有奔起来。当然，这个“方向再准一点”，也透露着大学生们自以为是，对西方思想囫囵吞枣后的自大和浅薄。

绝大多数同学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在本年度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只要巩固成果，一面复课，一面同当局规划出一个长期的“对话制度”，通过定期的“对话”以及实况转播，影响国家的决策，就已经很好了。由于学运的“大民主”特点，这样的想法一旦成为主流，那么头头们再上窜下跳，也掀不起新浪来的。同学们甚至已经对于遴选“学生对话代表”，做了周密的规划：有“普选”和“代表选举制”两种，各校自选。

在亚银讲话中，对于腐败问题，老赵认为是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老赵希望同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学生广泛对话，全面了解社会各界的想法。而学生的要求，一是对话层级要高，同国务院副总理或人大副委员长对话；二是对话过程自由采访及直播；三是对话的结果，双方签联合声明，具法律效力。

应该说，如果把双方的意见求同存异地统一起来，是可行的，这可以建立一个小规模的“新政协”，代表涵盖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等各阶层。看起来这个“新政协”同现有的政协重叠了，但因为“老政协”是橡皮图章，而“新政协”有一帮天不怕地不怕又暂时没有被染黑的学生崽，所以是能够起到一点微弱的监督作用的，毫不客气地相互质询和打架，都有机会上演。

这个事情要成功，唯一的前提，是政府的诚意。

政府恰恰没有诚意。

早在5月3日，国务院召开学运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会，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一口回绝学生的提议：“（这）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对手……(这)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冲动。”

这样一种老子天下第一，决不变通的思想，在后来李总理迫于学生绝食多日而出来对话时，也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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