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情局的无人机战争 -- 加特林

911事件后，无人机愈发频繁的实战应用，带来了不少技术上的难题。这是历史上第一场具体作战人员在远距离外遥控武器装备进行战斗的大规模战斗，参战人员表现出了一些很奇特的心理现象。表面上看，似乎端坐在加州或兰利基地里的无人机操纵人员（多数曾担任战斗机飞行员）应该舒坦得很，因为他们不需要直接面对敌人射来的子弹，完成任务后还可以回到自家床上好好睡一觉。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员无法适应几小时前还在激战，几小时后就回到家里放松下来的生活。于是美军为之进行了不少心理研究工作，甚至将一些人员集中到基地营房里进行长达几星期的战斗、休息，然后才让他们回家放个大假。

从装备技术上看，作为无人机战争中的核心装备，MQ-1“捕食者”和MQ-9“收割者”无人机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特别是“收割者”无人机，因为有着超越“捕食者”无人机数倍的载重能力和更好的飞行性能，加上出色的武器携带能力（它可携带多达14件空对地武器，包括“地狱火”导弹和500磅激光制导炸弹等），成为了战斗的主力。尽管如此，这些无人机仍有着不少缺点，例如最大速度依然有限，载重能力有待提高，在恶劣气象下飞行能力不太有保证。它们的探测能力已经较为先进，可是地面操纵人员始终无法获得和飞行员一样直观、灵活的感知能力。这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严重依赖于双向数据链，而这是一个可能被敌人渗透、破坏的薄弱环节，尽管没有证据标明有哪个敌手已经攻破了相关的信息安全防御，但这恐怕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另外一个技术难题是，几年下来美军和中情局的无人机获得了海量的动态视频与静态图片，远远超越了情报分析机构的处理能力。仅仅空军的无人机在2010年获得的视频情报，就已经比2007年时多出了两倍之多。随着更多、更好的无人机探测手段的部署和使用，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加速增长。例如“收割者”无人机携带的多频谱光电系统具备多方向的探测能力，而且其光电探测能力还将不断的得到扩展，获得的视频信息将成数量级的赠长。至2009年时，美国空军每天要处理的作战区域动态视频的播放长度超过1500小时，静态照片多达1500张。所有武装力量总计存有多达2400万小时的视频。

这让兰利基地的空军情报中心和中情局相关部门疲于奔命，而且许多信息需要实时的进行监控和分析，例如为地面部队提供关于路边炸弹的实时探测，进一步扩大了在分析能力上的缺口。不仅对最新获得的视频如此，中情局分析部门发现对比新旧视频是非常关键而有效的分析手段，特别是用于判断地面可疑目标人物的起居出行状况是否出现了异常，但直到现在，只有很小一部分旧视频获得了对比分析。不过直到今天,仅有一小部分的库存视频资料被重新翻出进行这样的情报分析。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无法获得适当的处理。

为此美军和中情局一直在积极扩展各自的视频图像信息处理能力，除了大规模扩招相关人才之外（美国空军情报中心在近期一次招聘活动中，就放出了2500个情报分析员职位），部署具备更好的视频图像自动化分析能力的计算机系统也成为了相关工作的重点。此外云计算相关技术的兴起，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中情局计划利用相关技术，将各个无人机平台和地面设施融入到一个高度整合的网络中，使得处理与共享任一无人机平台获取的视频信息的过程更为快捷。

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找到最为适用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而是如何让这些新系统与现有的军队决策、指挥体系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而军队指挥体系中的技术核心是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这是美军在冷战时期已经建成的一套庞大的体系，要想将新的情报处理系统融合到其中，不做出重大的技术、流程乃至人员编制上的改革，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正面因素来看，美武装力量一向锐意改进，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再到伊拉克战争，在正规战争中美武装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的指挥作战体系革新的成绩。但从负面来看，尽管在正规作战方面成果显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反恐”战争中却显得相当笨拙，想要改变这一情况并不只是中情局的问题。

类似的弊端，样的问题在中情局内部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原本并不是一个直接进行作战的单位，内部改革所带来的阵痛更为剧烈。其中经历的重大变革的详情不为外人所知，但通过种种信息可以判断中情局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中情局无人机作战的主要方式

中情局目前使用作战无人机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搜索－猎杀”模式，使用无人机负责监视搜索目标区域内的敌情，发现高价值目标后，由携带空地武器的无人机发起攻击。与以往的特种作战方式相比，作战无人机的出现令美国能够更为便利的在未能取得全面控制的地区实施攻势作战。特别是在美军尚未进入、或者因为国际政治等原因不便公开干涉的地区，无人机已经被看成是在这些地区以极低成本进行反恐作战的关键工具。

在相关的作战方式里，无人机几乎不需要来自于目标地区地面友军人员的支持——或者说可以大幅度减小对地面作战、支持人员的需求。这一特性使得无人机作战成为了美军和中情局极为钟情的手段，毕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战斗已经遭到了国内外、各个角度的大量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派出地面作战人员、甚至少量地面情报人员都有可能惹来很大的麻烦。无人机作战的优点甚至反过来对美国“反恐战争”决策过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对这些决策有关键影响力的人士都认为美国应该更加依仗无人机、巡航导弹、传统作战飞机空袭等打击手段来实施反恐作战行动，而不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中东、非洲等敏感地区实施传统的大规模地面战争，甚至可以大幅度减少小股特种部队在这些地区实施的传统模式的特种作战（这是无人机战争兴起之前阿富汗地区美军最为频繁采用的作战方式）。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和政府智囊人员都做出了相关的表述，而在近期美军、中情局的中东、非洲行动之中，干脆就完全把无人机战争当作了核心的作战方式。

无人机为中情局反恐行动带来的变革

中央情报局从未正式承认自己在进行一场无人机战争，因此我们只能侧面的对无人机为中情局反恐行动带来的变革进行了解。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梅伯里表示，无人机是911事件之后军事装备方面最为重要的发展，对延长美军在战场执行作战任务的持久能力非常有帮助。显而易见，与有人作战飞机相比，无人机能够在更长的时间里对更广阔的地域进行监视，从而能够更有效的对更多的目标实施探测和攻击。无人机使得美军控制人员能够长时间的对计划中要针对的目标进行观察，同时又能更加有效的发现突发的事件和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特点能够让无人机获得美军更多用于有效识别目标的宝贵时间，而这在过去常常是十分欠缺的。携带先进观测设备、通信设备和空地武器的作战无人机的出现，将搜索、监视、识别和攻击等原本分离的环节融合在了一起，大大增加了应对时间敏感性目标的能力。

因此，在基地组织、塔利班转向广阔的偏远地区分散行动，与平民混杂，以至于藏身在美军不便发起正规作战行动的巴基斯坦境内的背景之下，无人机对美军以及中情局有效的进行探测、识别和攻击目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终无人机在2010年代后半期成为了美国最高当局、包括了中情局最高负责人直接参与和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收集的信息常常直达总统率领的领导班子，而总统做出的作战决定也多次由无人机直接实施。例如，虽然本拉登是被美军特种兵击毙的，但整个过程中无人机参与了监控及指令传递，而直接由无人机独立完成的空袭任务则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作战能力和实战战果，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获得的，而是美军与中情局经过深刻而痛苦的改革才获得的。在911事件之前，美军早已开始了使用无人机进行直接作战的探索和尝试，但这些尝试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实际作战中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执行监视任务，而不是空袭任务。直到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RQ-1“捕食者”无人机才首次完成了发射“地狱火”空地导弹的试验。到了911时，美军无人机没有成规模的实际空袭作战能力。在此后的几年里，无人机的空袭作战能力才逐步发展起来。曾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空军最高指挥官）的张普尔将军在2005年曾向国会表示，因为作战需求非常紧迫，如果可能的话，他想买下每一架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出来的“捕食者”无人机，而且在几年之内空军都想这么干。这当然不是现实状况，因为中情局的无人机部队要走了相当一部分的“捕食者”及其改进型号。

就在同一个场合里，张普尔道出了无人机战争给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武装力量带来的显著变化，特别是情报收集与实际作战相互关系的变革。他说：“这（指无人机战争）造成了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门之间的‘一点’‘文化冲突’，但我们已经获得了正确的结果。现在当我们找到高价值的、能够逃跑并消失的目标时，我们有能力使用携带实弹的作战平台（指无人机）做出相应的行动。”这句话道出了两个重点，一，到了2005年，经过几年的努力，美武装力量终于获得了较为完善的无人机作战能力；二，在这几年里，美军和中情局理顺了情报收集与实际作战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两个领域相对独立的状况，将情报获取与实施攻击之间的时间差大幅压缩。这也反过来印证了中情局大幅度改变内部架构，以更好的实施其无人机战争的决策与努力。张普尔还谈及了在这一变革之中遇到的阻力。他表示部队和其他部门里有不少人认为无人机是飞行员的敌人，但真正懂得作战的人都被无人机的能力迅速的折服了。

中情局与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紧密合作

美国武装力量发动的无人机战争中的一个亮点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与中央情报局的紧密合作。跨部门的合作是不容易的事，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与中央情报局实现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原本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部是实施特种作战的部门，但近年来其人员深入的参与了各种类型的情报收集行动，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对嫌疑人的酷刑逼供，这就好比把一只脚踏进中情局的地盘上。而中情局方面，如前所述建立了直接实施行动的作战单位，其作战内容很多是以往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的范畴。在911事件之前，双方不时为这些“交集”发生争论乃至摩擦。但是，911之后双方出于反恐战争大环境下的共同利益，乐于进行深入合作，从中共同获益，不仅越来越切实的进行着情报共享和联合实施作战行动，在职能上也主动的进行了融汇乃至互为替补。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反恐战争的大局需要，但也有一些内在的因素，例如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美军里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单位，他们的预算与资源有限，还经常被公众舆论、国会政治斗争所掣肘，无法仅靠自身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即便是在集中精力对付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个热点国家里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他们也还是需要一些伙伴进行合作，例如中情局。而中情局卷起袖子大打出手也只是短短几年里的事，有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这个掌握着“海豹”、“三角洲”等经验最为丰富的实战部队的伙伴，很多作战行动会变得容易一些。此外两者之间能够获得的授权和活动范围互不相同、互为补充，当需要绕过繁复的授权过程时，合作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再就是为了对付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无人机战争的舆论浪潮，双方可以交替执行任务，利用各自所在的决策、保密体制中获得的保护，分担相关压力。

双方愈发紧密的合作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在伊拉克战争及其后几年的美军占领时期，美军缓慢的情报收集和决策过程在与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交战的进程中暴露无疑，特别是闹出了不少酷刑逼供的丑闻，对政府和武装力量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武装力量各个方面都不得不对传统的情报收集的方式进行反思和改革，而无人机战争显然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与潜在机遇，这必然拉近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和中情局在无人机研发、使用事项上的距离。技术上的互补也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在击毙本拉登之前，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所拥有的定位与分析中心通过刑事法医常用的一些技术，分析了本拉登住处附近获得的一些物品，从生化分析的角度提供了可信的依据，通过分享结果，直接帮助了中情局最终做出了关键的判断。

中情局的无人机部队有不少职员和外包承包商人员有着特种作战部队的背景，曾任职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数量不小。这些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使得双方的合作又有了一种独特的默契。中情局长期以来一直从特种部队以及其他军种，特别是退役人员里招募情报及作战人员。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在巴基斯坦、阿拉伯及非洲国家，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不便大打出手，挑起这一重担的中情局需要具备特种作战经验的人来在这些国家执行任务，而进驻这些地区的无人机部队当然也配备了很多这一类型的人员。假如一个退役人员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部队中参与过空地特种作战任务，例如参与特殊改装的C-130间谍情报飞机、或者无人机任务，那么他在中情局找到一个工作职位的机会相当的大。

目前，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和中情局之间可谓合作融洽，中情局甚至将一些重要的作战行动直接“外包”给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最好的战例就是击毙本拉登的行动，双方都在行动里发挥了自身的最大作用，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关键任务。这一战例已有很多详尽的报道，就不多做描述了。

中情局无人机战争的现行策略

2011年11月，24名巴基斯坦边防军人在本国边境哨所内被北约发起的空袭炸死。这一事件究竟是北约的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目前不得而知。事发后巴基斯坦国内反美反北约情绪高涨，以至于各方面纷纷向北约及美国当局提出警告，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巴基斯坦很可能完全放弃对“反恐战争”的支持。作为实施大量相关无人机作战行动的主导方，中情局不得不相应的对其无人机战争策略进行了最新一轮的修改。根据中情局内部透露出来的信息，相关的无人机空袭次数将被大幅度缩减，以确保造成的伤亡人数降低到巴基斯坦方面较为容易接受的水平。

在这一期间，中情局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公关工作，试图避免国际及美国公众对其无人机战争的反感情绪进一步升级。中情局的一些官员以匿名身份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等重要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官员们表示长期的无人机空袭行动，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实施的空袭有效的打击了基地组织，宣称目前基地组织只剩下少数几名高级领导人，因此现在不是停止无人机空袭的时候，必须对基地组织发起“最后一击”。

另一个关键事件是基地组织知名人物、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被美无人机炸死。奥巴马总统说这是打败基地组织的“重要里程碑”，但这一行动因为奥拉基的美国公民身份掀起了悍然大波。这一美国政府未经法庭审判而动手杀死本国公民的事件开创了美国“法外处死（extrajudicial killing）”本国公民的先例。一方面这件事充分印证了中情局已经成为了关键的“法外处死”执行者，并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国家法规约束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掀起了美国国内及国际上的强烈抗议，这些反对意见很可能又会给中情局相关的行动套上新的枷锁。无论如何，中情局的无人机战争在这次事件令人有了一种出笼猛兽的感觉，似乎有脱离了体制与法规管束的趋向。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2011年底到2012年初，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对中情局无人机战争的不满意见开始转化为实质的政策改变。对中情局持批评意见的相关军政人员认为，中情局在无人机战争问题上越来越明显的将自身的短期目标凌驾于国家整体战略利益之上，过多的对巴空袭行动对美国在当地实施反恐战略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跟随着这些半公开的表态，美国政府最高层为中情局无人机战争套上新的“枷锁”：不再允许中情局使用无人机对人数较多的低级别“反美战士”进行空袭。这类空袭行动虽然能够杀死一些敌方人员，但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风险很高。而且这类任务几乎没有大的实际作用，基地等反美组织很快就可以填补上这些低级别人员的空缺。因此，中情局的无人机行动被限制为只能够针对具有较高价值的目标，例如基地组织的高级指挥官。

美国方面还对巴基斯坦方面做出了一些妥协，双方达成了新的反恐合作协议。从美国政府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称，巴基斯坦获得了更多的中情局在其境内实施的无人机行动的详细信息。同时，美国承诺将无人机行动次数降低到2010年之前的水平，并缩小作战地域。在巴基斯坦境内负责实施相关行动的美国军人、中情局特工的人数也将被缩减。

综合各种因素，中情局的无人机战争在这一两年来一段时间将不得不进行较大的变革。究竟这些变革是否能够真的降低对平民造成附带伤亡，还是造成更多更进一步的伤害，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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