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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海风云》（五）

碧血汗青

第二章 明帝国的东南亚藩属控制及帝国舰队的海外军事行动

1，肃清（苏门答腊）旧港，旧港宣慰使争位事件

比较能直接体现永乐大帝已经把目光注视到海上的事例之一，是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侨居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的华人首领、回教穆斯林施进卿，协助郑和剿灭了当时试图袭击郑和船队的东南亚最大的海盗陈祖义部队，并在明帝国支持下控制了旧港这个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正是明帝国把施氏家族扶上了统治者的宝座。。

这件事的经过相当复杂，但其过程却很明显地表明了永乐大帝对东南亚海域的重视，以及他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海外统治的努力。

旧港在洪武时期就与中国关系很密切，但苏门答腊岛本身就许多小国和地方势力存在，同时在周边还有暹罗、爪哇、印度势力，远一些则还有西亚庞大的阿拉伯势力，所以在那里并不是唯中国独尊。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宰相胡惟庸被指控叛乱，当时在他的罪名中，有勾结蒙古、日本势力企图谋反之说，《明史》又曰：“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云云，其时爪哇攻破三佛齐国，而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等则占领了旧港（1）。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郑和从满剌加返航时停靠旧港，陈祖义遂图谋偷袭郑和船队，当时侨居那里的华人施进卿前来报信，并率领部下加入了郑和部队。

这是一次真正的高强度海战，陈祖义部队当时纵横东南亚海域无人可制，尤其在前首领梁道明死后，更是横行一时，并一直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旧港。双方在开战后，动用了舰只上的各种火器，结果郑和舰队大胜，此战击毁对方十艘战船，斩杀敌军五千多人，并俘获七艘战船，活捉了敌酋陈祖义。

郑和随后将陈祖义等三人押回了中国，最后他们在中国被永乐大帝下令处死。

永乐大帝随即诏设旧港宣慰使之位，并加封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这实际上等于由明帝国扶立了一位新的旧港统治者，自此以后，旧港便归属在明帝国和施氏家族的统治下。

施进卿同年派其女婿丘彦诚前来中国朝贡，大约在永乐十九年，施进卿故去，根据郑和随从所著的《瀛涯胜览》言，当时他依照当地习俗，“位不传子”，以“其女施二姐为王”。施二姐在当地甚得人心，她不但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支持，还争取到了爪哇的支持，被人尊称为“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俾那智”在马来语中乃是首领的意思。

可施进卿还有一个儿子叫施济孙，根据《明史》的记载，他为与施二姐争位，曾来华求助，要求明帝国册封他继承施进卿的旧港宣慰使职位。而丘彦诚则又一次来到中国报告施进卿的死讯，可这个丘彦诚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就此滞留在了中国，再也没有回去旧港。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二月，明帝国任命施济孙继任旧港宣慰使。

关于这件事，中国本土记载的有《明史》和《殊域周咨录》等，其中以《殊域周咨录》的记载比较详细：

五年，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整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诸番闻之，皆■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浩、冠带、文绮。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这里有个问题。按目前流行的说法，郑和是七下西洋，但并没永乐二十二年这次在内。但关于郑和于永乐二十二年下西洋却有很多记载，如《明史》的《成祖本纪》二十二年条下就有明确记载：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巳，郑和复使西洋。

在《郑和传》内也有同样的记载：

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齐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

又《殊域周咨录》也道：

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

《明史?三佛齐国》则曰：

二十二年，进卿子济孙告父讣，乞嗣职，许之。洪熙元年遣使入贡，诉旧印为火毁，帝命重给。

可见郑和应该在永乐二十二年去过西洋。

不过我国在1983年10月于江苏省太仓市城厢公园“树萱斋”西壁内，发现了“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一般称为“周闻墓志铭”，现存太仓人民公园内。在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话：

永乐己丑，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甲辰又往，仁庙诏停止之。

这是当事人亲历的记载，可说绝无可争议之处了。

所以，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确实曾奉诏前往旧港的，并已经准备起航，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永乐大帝突然驾崩而中途被仁宗招回，于是最终没有成行，《明史》在这点上，肯定是漏记了。而相当多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学者也因从未见过这块碑铭，因而引发了郑和下西洋究竟有几次的争论。

不管怎么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了施进卿统治权的“三佛齐国宝林邦俾智”施二姐，不但此后依然统治着旧港，而且她抚养长大的一位名叫索朗吉瑞的孩子，成年后还被被爪哇人尊为圣人，并成为了当地教长。而施二姐本人也一直都是旧港的统治者，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

所以，继承施进卿管理旧港的真正统治者，应以如《琉球历代宝案》之类的记载中所说施二姐为准。盖因其资料有本地人士之记叙，理论上应当比中国的记载更准确些。但《明史》记载中对施济孙的赐封，也不可能有假，此事非同小可，也断无错记、误记之理。

因此，这件事情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永乐大帝在知道施进卿死讯后，自然而然地准备让施济孙继承旧港宣慰使之职，因为这一来符合父死子继的中国习俗，二来他还不知道旧港发生的争权之事。

时至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九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闰十二月初六，船队自龙湾（今南京下关）启航会于太仓刘家港，郑和等人在此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绩碑》，之后船队到达福建长乐太平港，又在南山三峰塔寺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石碑，这两块碑都记载了前六次下西洋的情况。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十二月九日，郑和舰队再次从福建五虎门出发前往南洋和西亚、非洲等地，这次远航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木骨都束、竹步等地，最后在到达非洲南端后开始返航。当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四月初船队到达印度西海岸古里时，郑和因病于此逝世。舰队由正使太监王景弘率领，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到达南京。

在这次远航前，明帝国及郑和肯定已知道了旧港的情况，而目前也没发现明帝国及郑和舰队对施二姐进行斥责或者不友好的记载，显然两者良好关系是继续得以维持的。

所以当郑和率舰队于宣德七年抵达旧港后，应该是考察了当地实际情况后改弦易辙，承认并支持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

因为倘若当时明帝国以及郑和对此有异议的话，那么在如此庞大的帝国舰队达到后，施二姐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这个位子的，同样的事例在锡兰、苏门答剌等地都发生过，事实上凡是明帝国不支持的统治者，最后都会遭遇郑和舰队的武力镇压，其首领也都会被抓回中国进行处理，同时明帝国会把选中的人选扶植上台，锡兰和苏门答剌事件，都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由于在此前明帝国已经把旧港宣慰使的职位颁发给了施济孙，那也不好追回，但没有了明帝国和郑和舰队的支持，这显然已成为一个虚衔而并无实际意义，至多只能成为明帝国安慰此人的一个平衡手段而已。在这次事件中，明帝国或者说代表明帝国的郑和，显然支持并站在了施二姐这一边，可以说明问题的现象是，那位施济孙就此再也没被提起过。

另外，中新社五次前往当地调查郑和事迹的韩胜宝先生在当地获取的资料也表明，明帝国和郑和最后确实承认了施二姐的合法地位，施二姐以“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姐”的名号继续行使职权，这等于是让她继承了旧港实权，无非名义不一样而已。

再一个能证实明帝国改而支持施二姐的旁证，则是施济孙为争夺旧港统治权，不但到明帝国进行了求助活动，还曾求助过日本和琉球，希望借助这些国家的力量统治旧港。可在经历了七年之久的求助过程后，他虽然名义上是继承了旧港宣慰使之位，但却依然没有真正统治旧港。如果明帝国真的支持他继承，则绝无是理。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施济孙派那弗答和邓子昌等人为使者，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但日本方面却一转手把这个烫手山芋推给了琉球：“日本国九州官源道镇，送到旧港施主烈智孙（注：烈智孙既施济孙）差来那弗答、邓子昌等二十余名”（2），然而一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琉球才将他们送回旧港，同时带来书信一封，名曰：“琉球国王相怀机致旧港国管事官书”，实际这也就等于承认了施二姐的统治地位。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施二姐修国书一封交给琉球船队，致琉球国王相怀机，题称《三佛齐国宝林邦俾那智施氏大娘仔致琉球国王相怀机书》，内里客气了一番，同时淡淡地送了几件礼物，便完结了这桩公案：“今见便船回国，薄礼贡奉……象牙二条，谈否仙酒四埕。宣德六年二月初三日，愚妇俾那智施氏大娘仔百拜奉书。”（3）

当时的日本，也许还可以说因为他们正处于内乱时期，没有太大把握和能力去解决这个权利之争，因此放弃了此次纠纷调解人的角色，但琉球却是有着足够能力介入旧港争夺的。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愿望，两家政府一个把这个皮球开了个大脚踢的远远的，另一个则干脆押住了使者不放，等几年之后局势已定再将他们送了回去，同时还承认了施二姐的统治，这不但不是介入的姿态，差不多已是把这些人送回去给施二姐处理的意思了。

这样的结果，与明帝国的态度以及郑和舰队这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之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郑和舰队不但下过西洋，在下西洋之前还曾去过东洋，也就是当时的“倭国”日本。鼎鼎大名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礼边倭贼二十余人。

又，明人冯应京在《皇明经世实用编》中也道：

永乐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

类似的记载见诸于各书，不下六、七种之多，由此可见，在下西洋前，郑和的远洋舰队已去过日本。虽然，顾炎武说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不无可能，盖因郑和有可能负责统率和协调各出使海外的船队，譬如侯显等人，毕竟相当于军区司令的总兵级太监不是满地都是的。但如果说出访水军有十万之多，则不免过于夸大，但是，相信这次出访舰队的规模比较庞大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支持此判断的原因有二：

一，次年郑和就开始了庞大的下西洋行动，所以此时舰队的建造应该已经完成了相当数量，同时明军原有水师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譬如《明史》记载仅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闰六月，朱元璋一次就“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

二，日本在元朝就被蒙古帝国猛烈进攻过，因此对中国一直心怀戒惧。而郑和前往时期日本正处于“下克上”的内乱时期，相信他们对中国的大规模舰队也无法组织起全国性的战斗力量以抗衡，另外，郑和的舰队如果不是足够庞大，也无法对自元朝以来就对中国怀有相当敌意的日本进行威压，并致使出现“日本首先纳款”、“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等状况，而日本也不会自此以后就长时间地频频捉拿一直在骚扰中国的海盗和倭寇，并远道而来献给永乐大帝以邀好。

另外，也正是因为日本这样的臣伏姿态，才换取了其后明帝国给予其“勘合贸易”的资格。

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依靠，是不可能达成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证，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进一步进行讨论。

这次郑和下东洋，应该是大规模下西洋前的一次近距离操练。而在遭遇了如此庞大的海军力量拜访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以及海上问题的处理，恐怕一定会先看一看明帝国的眼色，然后再考虑自己怎么行事的，而东南亚等后来郑和舰队频频到访的国家，也更应是如此。因此，日本和琉球两国对施济孙求助行动的推诿、冷漠态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施氏这个明帝国任命的回教穆斯林家族掌管并控制了旧港的结果，是保障了明帝国的舰队可以自此顺利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并且在海峡的尽头进行补给后，可以保持充分的给养以继续开向西方。同时，这也证明了明帝国对旧港的控制和重视程度，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此外，选择郑和作为舰队司令官，并且在舰队中大量配备了通晓阿拉伯语的回教穆斯林，甚至包括清真寺大掌教哈三这样的回教长老这样的举动，也显示出永乐大帝自一开始，就把这支远洋舰队的目标定位在南亚和西亚地区，而不仅仅只是南洋地区。郑和舰队的航行路线，也证实了这一点。舰队的第一次下西洋，就是绕过越南、爪哇等地，直抵印度古里（今印度科本科德）后才返回的中国大陆。

由此可见，永乐大帝选择郑和作为远洋舰队的司令官，是符合他的海洋战略的。而永乐大帝试图建立强大海权的另一佐证，是郑和本人的才干特点和舰队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