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京杭大运河简史——王朝生命线的兴衰（申请认证） -- 删ID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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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历经2000余年沧桑，肇于先秦，兴于隋唐，完善于元，极盛于明清，衰败于清末，复兴于建国后。它曾经是帝国的生命线，维系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它更是中华水利工程史的丰碑，展示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它还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了运河两岸一个个名城的繁华和兴衰。

我国东部的水系河流的流向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流，各水系之间又有山脉隔绝，农业时代南北陆路交通极为不便，人们自然想到开凿运河沟通各个水系，以缓解陆路交通的艰辛。京杭运河历史上大规模的开凿和扩建共有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隋和元。

京杭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486年，即春秋时期鲁哀公九年。吴王夫差为北上和齐国争霸，在今扬州和淮安之间，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水系，以便于输送粮草和军队。开邗沟后3年，吴国又继续向北开凿，在商鲁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名荷水，使沂水（泗水支流）、古济水相连通。于是吴兵船粮草便可从长江出发，由邗沟北上经泗水，再由荷水通济水至黄河。除了邗沟—荷水之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开凿了很多运河及水利工程，以用来运输和灌溉，著名的包括，郑国渠、都江堰、灵渠、鸿沟等。这些水利工程的目的，不外乎军事及农业。所以京杭大运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国的政治、军事、农业乃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了。

从秦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近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开凿的水网运河大体保持不变。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京杭大运河第二次大规模开凿和扩建的历史来临。

由于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战乱，北方残破，中原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到了隋朝，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为连接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统一全国。公元584年隋开皇4年，隋文帝杨坚开广通渠，由大兴（长安）自潼关通黄河，公元587年隋开皇7年，隋文帝在扬州开阳山渎，对邗沟进行裁弯取直，进行漕运，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杨广，开凿通济渠。通济渠：又称汴水、汴渠、汴河，全长1300余里。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公元608年隋大业4年，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南引沁水入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1900多里。公元610年隋大业6年，隋炀帝重开江南运河，自镇江直达杭州，共800余里。仅26年之内，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点，全长四千余里的南北大运河体系已经形成。

隋炀帝为开凿运河和征辽东高句丽，几年之内征发数百万民工，役民力到极点，天下大乱，数年后隋亡唐兴。从唐太宗贞观18年（644年）至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多次征辽东，先后灭百济、高句丽的战争。多是利用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进行输送粮草和军队。高宗以后，关中地区的出产已不足供养长安城，大唐帝国的繁荣完全依赖江南漕运，随着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超过了北方，中唐以后更是“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唐人皮日休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残唐五代，军阀混战。最后宋太祖赵匡胤一统中原，定都汴梁，原因就是汴梁有江淮漕运之利。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中，舟桨往来，桅樯林立的汴河，道尽了当时汴京的繁华景象，这汴河正是北宋的立国之本。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每年经汴河运往京师的漕粮数目以百万石计。

宋、金之际，金人南下，加上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汴河逐渐壅塞，宋、金、蒙南北对峙时期，漕运亦断绝。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漕运路线大致为，由长江辗转入淮，逆黄河上达中滦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陆运180里至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再入御河（今卫河），水运至大都。因运河河道多有壅塞，水陆转运颇多不便，而海上运路往往风信失时，又多倾覆。于是，元朝政府着手组织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与修凿。京杭大运河第三次大规模的开凿和扩建时期来临。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2年，考察江淮到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于是，元廷逐步在山东西部大力开挖新的河道，大运河弃“弓”走“弦”，“人”字形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绕道洛阳。

公元1283年元世祖至元20年，济州河开凿成功，从济宁到东平县共150里。公元1289年至元26年，郭守敬主持开凿会通河成功，从东平县到临清，共250里。此段是大运河地势最高的河段。此工程历时6个月，中途建水闸30处，可随时调整流量。

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30年，郭守敬主持开凿的通惠河全线竣工，从通州到北京积水潭，全长160余里。至此，京杭大运河南北全线贯通，杭州的漕船可以直接驶到北京城内，全长1794公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京杭大运河。

元祚短暂，终元一朝，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明初洪武年间，北伐蒙古残余势力，为供应北方军粮，首先恢复的是海运，由于海运多有险阻。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即征发民夫重新整治大运河济宁至临清段，恢复河运。公元1421年明永乐19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迎来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打击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五次亲征蒙古，又沿鸭绿江至嘉峪关，重修长城，设九边镇屯重兵，以防蒙古南下。而后，又迁都北京，修紫禁城所需的大木、石料、金砖等物资多由大运河水路运输。迁都北京后，整个政府机构的官员随之迁至北京，加上京城三大营及长城九边的屯兵，每年所耗之粮多由大运河漕运供应。宣德朝后卫所败坏，更是“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终明一朝，经大运河漕运入京师的漕粮平均每年在四百万石左右，最高时达五百万石。因此，明代统治者无不视漕运为“朝廷血脉”，“国家大计”和“治世之要务”。

既然王朝的兴衰系于漕运，明代朝廷对十分重视京杭大运河的管理和整治。公元1411年明永乐9年，会通河於塞三分之一，明成祖朱棣命宋礼疏通会通河，宋礼在汶上县访得汶上老人白英，用白英的“引汶济运，南旺分水”之法，使会通河的漕运量提高了十倍。公元1451年明景泰2年，又设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总督大运河漕运事务。公元1528年明嘉靖7年，吴仲主持重新疏通大通河（即通惠河）。由于宋代黄河夺淮入海，从徐州到淮安青口500多里河段，大运河以黄河为漕粮运道，所以明清时期治河即治运。公元1578年明万历6年，明代最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策略。“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潘季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淮河、黄河、运河联在一起全面整治的人，潘季驯500里堤防和洪泽湖高家堰加高工程竣工后，漕运得以维系。公元1604年明万历32年，为避开黄河漕运，又开凿泇河。

明清易代后，满清统治者携十几万八旗贵族入关，定都北京，同样依赖大运河的漕运。所谓“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于东南数百万之漕粮”。满清政权的稳固还是维系于京杭大运河。清代对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康熙年间命靳辅开中运河以全程避开黄河，加筑高家堰等工程。在管理运河机构方面，改明朝的漕运总督为河道总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势力逐渐进入中国内河，漕运逐渐式微。公元1855年清咸丰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致使京杭运河南北断流。公元1901年清光绪27年，漕粮折银，漕运停止。宣统年间，津浦铁路通车后，大运河的运输作用逐渐为铁路所代替。随着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没有漕运的大运河多处淤塞，许多地段已不能通航。

自京杭大运河诞生以来，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维护和保障其贯通的，一直是通过国家力量的维修建设。由于水源短缺和黄河泛滥，大运河的生命一直都很脆弱，维护和保 障与开凿一样都是浩繁的工程。末期的清廷和以后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曾嚷叫要整治运河，但始终未曾赋予实施。昔日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货积如山的码头、摩肩接踵的市场，随着运河的断流停航和废弃，也逐渐变成了遗迹，甚至荡然无存。运河两岸和河上的许多民俗风情大多散落民间，逐渐销声匿迹。解放后，国家虽然对部分河段进行了政治，但大运河的风采已比不上明清时期。现在，缺水少运的大运河已不能全程通航，其中通航里程为1442公里，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

不过随着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启动，以京杭大运河为输水主干线的东线工程必将给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带来新的辉煌。从大禹治水开始，治水造就了中华民族，大运河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