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打开三国学大门-三国学研究之一 -- 不爱吱声

三国时代，虽然前后不过七十来年，但它的蕴量却十分丰富，堪称隽永深长。一些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至今使人回味无穷；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等三国人物，他们的音容状貌仿佛仍活在人们眼前。这固然跟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曲、影视作品的广为传播分不开，更是由三国历史本身蕴量丰富、多姿多彩决定的。

　　一个短暂的历史年代，能引起后世历久不衰的广泛关注，并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人以启迪，给人以教益，千百年来产生深远影响，是唯三国所独有的。然而，人们对“三国学”这个词似乎还感到比较陌生，尽管对三国历史文化包括《三国演义》的研究一向不乏其人，评点论说之文自明清至今可以说数不胜数。一部《红楼梦》，从它问世之初就出现有所谓的“红学”，一些文人学士纷纷对它进行探索和研究，从“索隐派”到“考证派”好不热闹，但至今仍然扑朔迷离，有些所谓“红学”研究似乎还没有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真正的“红学”家屈指可数。而无论文化内涵还是现实意义都远在“红学”之上的“三国学”，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谓打开大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实际上“三国学”之门早已打开。我们所以这样说，目的是推进对“三国学”的探索与研究，使这扇大门敞得更开，让人们更好地领略其中的夺目光彩。

“三国学”古已有之

　　“三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从史学和文学艺术这两方面看，早在三国时期终结之际就初露端倪，到明清时期业已形成大的气候。史学方面的三国论著，则在魏晋时期已蔚然成风。

　　晋初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历史比较完整的史书，属于正史之列的史学名著，其成书远在《后汉书》之前。陈寿早年曾是蜀国观阁令史，蜀亡归晋，任著作郎，便撰写魏、吴、蜀三国志。此前，魏、吴皆已撰有史书，只有蜀国没有。陈寿之后，记述三国往事的史书尚有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至于野史、杂记更是比比皆是。南北朝时宋朝的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所引有关记述三国往事的书藉多达二百一十种。裴松之开始为《三国志》作注大约在陈寿之后130多年，可见在这130多年间，魏晋时人所作三国书籍之多。一个短暂的年代有如此多的书籍竞相记述，此令人关注，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足见“三国学”在当时史学界的兴盛。

　　至于三国故事的流传，也早在三国末期就开始了。这是三国书籍大量涌现的必然产物。魏晋南北朝后的隋代，出现有关羽升天后皈依佛门的故事。那是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当时有个名叫智岂页的高僧(原为南朝陈代士族子弟)，云游到湖北当阳建庙传道，说是夜见一个长须神人，自称蜀将关羽，现为当阳山主，愿作佛门弟子。智岂页将此奏请晋王杨广封关羽为伽蓝护法之神，因造玉泉寺，并于近处为关羽立庙。这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争取汉人归化的一种表现，佛门宣扬的三国故事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唐代，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已很普遍。李商隐《骄儿诗》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英雄们的一些基本特征连小孩子都熟知。宋、元时代，三国故事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北宋“说三分”已是民间说话艺人的独立科目之一，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并有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据说小孩子淘气，家人往往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讲三国故事。元代的说话艺人已有底本，叫做《全相三国志平话》。这种平话本，很可能是依据宋、元民间艺人的口头讲述整理而成的，并可能不只一种。元代的诸宫调和杂剧，演唱三国故事的曲目、剧目大抵出自平话底本。元杂剧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司马昭复夺受禅台》，有关三国故事始末主要事件的剧本几乎应有尽有。元代的诗歌、散曲，也有歌咏三国人物之作。

　　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在魏晋至宋元间三国史籍、三国文艺以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其十分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由于《三国演义》的出现，使文学艺术方面的“三国学”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重视，并将它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三国演义》问世后，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各种翻刻本不断出现，并加以评点、诠释，争奇斗艳。其版本之多，评点、诠释之富，在小说创作盛兴的明清两代，没有一种小说可与之相比。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将其定为第一才子书，列入明代四大奇书(还有《水浒传》、《西湘记》、《金瓶梅》)之首。著名《三国演义》评点家、清初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对《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极力褒奖，认为“〈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令他“有观止之叹”。经他与其父毛伦评点，使罗贯中原著增色不少，成为三百多年来《三国演义》的通行本。

　　清末民初，在《三国演义》这一名著的感召下，“三国学”进而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百年来，对这一名著的探讨盛行一时，各种论著不断见诸报章期刊，可谓详详大观。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触角由文学领地延伸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本身亦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流行，其影响远至他国，一些海外学者也加入到三国研究者的行列。近年，这一名著被搬上电视屏幕，人们争相观三国、议三国，进而引起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只是人们往往只把它称作“三国热”而未将它视作“三国学”兴盛的一种反映而已。

深入研究几点看法

　　“三国学”既早已盛兴，为什么没有名正言顺地予以确定并响亮地正式提出呢?

　　《红楼梦》一成书，文人学士竞相解迷释疑，从而出现了谓之“红学”的专门学问，三国故事流传千载，形成文学名著，其内涵其影响，远在《红楼梦》之上，如若对其的探索研究反而不算作一门学问，至少是有悖常理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恐怕跟对“三国学”的认识和只注重研究演义一书有关。演义是在史书和三国故事广为流传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在一些文人学士眼里，似乎不及《红楼梦》这样的纯文学创作富有新鲜感和高雅性。再说“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好，其代表人物均是一时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而早期最著名的三国研究者毛宗岗，不过是一介寒儒，其后也没有哪个三国研究者在声望上能与胡适等“红学”大家齐名。最主要的恐怕是对“三国学”本身的认识问题，没有把它看成一门十分广博精深而又十分符合民族心理的大众化的学问。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各种因素，我们不必去争个一清二楚，也没有必要去跟“红学”论个短长，问题是对“三国学”研究应切实予以重视，并把它开展好。

　　深入开展“三国学”研究，首先应跳出就小说论小说的框子。作为文学名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研究《三国演义》，是“三国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现在也不是研究够了，仍有待深入开掘。但只研究小说，只研究文学艺术是不够的，还应研究三国历史。把对三国历史和对三国文学艺术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才是完整的“三国学”。事实上，研究三国文学艺术，也离不开三国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说：“《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还说：“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所以，毛泽东是十分注意从历史的角度读《三国演义》的，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把历史与演义结合起来研究，可使“三国学”的内涵更为丰富，研究更有价值，从而大大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国历史本身丰富多彩，加之演义出神入化的艺术加工，更是生动传神，异彩纷呈。我们要拓宽研究视野，多角度、多侧面加以审视，见仁见智，都大有用武之地。举凡政治学、军事学、外交学、人才学、谋略学、伦理学、心理学、审美学以及经济、科技学、人际关系学等等，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有做不完的文章，道不尽的哲理，这正是三国历史之妙、演义之妙的所在。毛宗岗强调《三国》小说之妙首先决定于三国历史之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如果只是翻来覆去分析评论人物性格，典型塑造如何如何，是远远不够的，反倒有可能掩盖“三国学”的无穷光辉。

　　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名著，其落脚点在于有益于现实，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当然，学术研究不应一律强求实用，但古为今用才有生命力，才有吸引力，才有启迪作用。“三国学”研究决不能搞成书斋式研究，而应面向社会，面向当代，尽可能紧密联系实际，使之有针对性，对社会有所裨益。事实上，当今社会的芸芸百态，从人性角度都可以在三国历史、《三国演义》中找到影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明得失；以人为鉴，可以知廉耻、明事理。如三国一些政治家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宵旰勤政、廉洁奉公，死后身无遗产，一些见义勇为之士刚正不阿，仗义执言，敢作敢为，都是中化民族很可贵的品质，如今又多么需要倡导、发扬。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小至我们芸芸众生如何立身行事，如何学会做人的一些准则，都可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

　　“三国学”不像“红学”那么神秘，那么深奥，它不是某些文人的固有领地，而是全社会都可以参与的。它既是高雅的，又是很大众化的，十分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易于为社会各个阶层接受。“三国学”研究从来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古时就有“柴堆三国”、“茶肆三国”之说，老百姓评说三国本是“三国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只有大家都来参与，“三国学”的大门才能敞得更开，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富有成效。

荆州对此责无旁贷

　　荆州作为三国争夺的焦点，有着深厚的三国历史文化积淀。荆州既是三国历史的见证，又是三国文化的胜地。由于荆州与三国的特殊关系，诚如贺敬之造访我市时所说：研究《三国》，非荆州莫属。荆州与三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缘由，理应责无旁贷地推进“三国学”研究，在这块园地付出我们的汗水，作出我们的贡献。

　　荆州开展“三国学”研究，有基础，有条件。市里对开发建设三国文化的重视，各方面对建设荆州美好未来的关注，已有的三国文化遗存和风物名胜，都给人以鼓舞，给人研究“三国学”的信心和勇气。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荆州，研究三国也不乏其人，各级领导干部中对此有兴趣者也为数不少。大有都来关注，都来动笔，集思广益，汇成风气，在这方面尽我们应尽之力，必能把“三国学”研究向前推向，从而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这对宣传荆州、展示荆州的文化特色，无疑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