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堕落与辉煌齐飞——秦汉时代的一个诡异现象（1） -- 江南水

提起中国历史，任何人都不会绕过秦汉时代。那个时代的农耕人建立的功业，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地缘环境两千多年（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影响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这些影响，也许、可能、大概也向西波及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谁要是无视此番辉煌功业，可以判他个反人类罪，古人也是人嘛。

如果“内圣外王”是真理，那么创造如此煌煌伟业的人，就应该是一群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事实却是……

如果给中国历代排一个道德败坏指数榜，我认为，战国时代怎么着也能进前三名，甚至是坐头把交椅。在那个时代里，各大国都争先恐后的下调自己的道德下限。最终，压根儿就没有道德下限的秦国，东出函谷关，一统天下。真是应了那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人的道德意识，从上到下，差不多都归到了绝对零度。在高层，为了国家利益，外交上，他是坑蒙拐骗（楚怀王先是被其坑蒙，后又被其拐骗，悲催啊），军事上，他是赶尽杀绝，哪怕是已经投降的呢；在底层，上前线的士兵为了自己的爵位，能干出杀良冒功的勾当，家庭生活中，父子、婆媳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儿，就唇枪舌剑不断，甭说尊卑有别的人伦道德了，就是最起码的亲情也没多少啊。（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我不得不心怀悲痛的说，这一切正是法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家似乎跟“道德”有仇，在他看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人为善等等这些优良品德，天生就是国家的蛀虫，用这一套来治国，早晚会把整个国家带到沟里去（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只有彻底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用“重刑轻赏”才能够真正做到国富兵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选择治国人才方面，为配合自己的政治路线，法家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法则：用一肚子心眼的人，去管理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的基本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法家思想是国家主义思想，至少在商鞅时代，法家思想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商鞅为例，他本人就不怎么鸟老板秦孝公的权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塑造成了秦国人的太阳。结果，秦孝公一去世，商鞅就杯具鸟（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多说一句，虽然秦惠王很不满意商鞅的风头主义作风，但是，整死商鞅后，他小人家（当时还未成年）还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商鞅的全部政治遗产，后来，历代的秦王也都是高举商君的旗帜阔步前进。人亡政不息，商君的一辈子……，没白活!

后来，韩非子集法、术、势于大成，法家思想才正式转基因为君主专制思想。不过呢，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法、术、势三项全能的君主，也没几个，估计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所以说，法家思想基本上还算是国家主义思想。

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去维护（扩展）国家利益啊呢？

商鞅没有空口白牙的喊：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而是，切切实实的把宏观而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每个人的微观而具体的个人利益，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比如说，你砍掉了敌人的一颗脑袋，就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秦国政府也绝不亏待你：一百亩的耕地、九亩的宅基地（6000平方米啊）立马变现。也就是说，敌人的一颗脑袋，就能让一个屌丝立刻升级为“做地主、住别墅”的高富帅。除了这些物质财富，商君还给杀敌有功的人准备了精神财富，爵位（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你哪怕只是一个拥有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地的公士（最第一级的爵位），都可以随时随地让那些拥有二百亩耕地、二十亩宅基地但没有军功的富二代、有王室血统的王N代，向你鞠躬致敬。（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爵位还有一个隐性功能，万一一不小心犯了罪，爵位可以用来换取人身自由。当然，这个隐性功能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商鞅同志的爵位就不低，最后，该杯具还得是杯具。只要别像商鞅那么招摇，爵位的这个隐性功能，还是有效的。（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在“军功赏爵”这个价值导向下，秦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儿，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为了方便砍人头、抓俘虏，不少人竟然光着膀子就走上了战场。（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那位说了：说的比唱的好听，砍人头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要是让别人把自己的脑壳砍去，那不就赔大发了。俺不奢求那些荣华富贵，在一个兄弟十几口的大家族里，消消停停的过小日子就挺好。

你聪明，商鞅比你更聪明，商鞅规定：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就得交两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小样儿，这点儿小把戏也敢拿出来抖机灵。

通过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商鞅逼着秦国人走上了华山一条道：只有靠军功，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

拆分大家族，固然是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同时也恶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在大家族时代，这种冲突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的家族之间。在小家庭时代，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亲兄弟乃至亲父子之间。血缘、亲情等等人伦意识，在利益面前都化作了片片浮云……

法家的这通折腾，不管是用当时的观念看，还是用今天的观念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恶劲儿。但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战国时代，这通折腾的确管用，历史也证明了，不但管用，而且还很成功。

法家思想能够最终大获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支撑，耕地。当战国结束，秦帝国建立，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都纳入到帝国的版图后，军功赏爵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浩瀚的太平洋，不是海洋而是可耕种的农田，秦始皇那“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梦想，说不定还真的能实现。

可惜，太平洋不是耕地而是海洋。岭南倒是有耕地，但是耕作环境比中原地区差远了，长城沿线也有大片的土地，但是适合耕作的并不多，并且还时时受到匈奴人的威胁。秦帝国建立后，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战争，完全符合帝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并不符合士兵的个人利益。此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隐然已成对立的态势。对立到一定程度，陈胜、吴广就跳出来了。

附录：战国、秦汉时期的基层管理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懒得翻译了（羞羞，不会翻译就不会翻译，找啥子借口啊），说一下大概的意思吧：每个村里都有里胥和邻长两个基层干部，每天早晨，这两位干部督促着村里的人们下地干活，傍晚，这二位又监督村民们一个个如数回归。村民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还得割草、打柴，傍晚回家时，让那两位干部过目。年纪大的人，可以不用割草、打柴。冬天的时候，虽然不用田间劳作了，但是妇女同志得上夜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在一块儿织布。之所以让女同志们凑一块儿织布，一是因为节省取暖费用和灯火消耗，二是让她们相互交流织布的经验，共同提高织布的水平。

真的很难相信，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精细管理就已经做到了如此的程度。有了如此精细的管理方式，战国时代，大国之间动不动就能发起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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