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何三国人物多单名2 -- 不周山下

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自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的，崇尚单名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却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夏、商、周及西汉帝王中多有二名者，即足以证明。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在某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所以，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的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王莽实行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的政策，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无疑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数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因此，不是“二名之禁”或“二名非礼”，而是取名习俗的传承性，才是东汉以后三百年间盛行单名的主要原因。

同时，汉晋之间盛行单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了便于擗讳。避讳始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它方法来回避。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沿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以后，情况就在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刘邦改邦为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严，汉律已有触犯法的规定。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西汉至东晋的626年之间、57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3%。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以使人难犯易避。

汉晋时代的帝王即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一来，其它高官贵爵至士农工商，为了既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六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了。于是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