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不少同志们喜欢用“先验”这个词，我就稍微聊聊吧 -- fride

但是西方有人专门干过这个事情了。这就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与历史》，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在此岸的自然法，他的柏拉图解释就是把柏拉图哲学解释成这样的自然法学说。但是他论述这个东西的时候只是说这个东西必须要有，没有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在操作层次上指出如何按照这样一种自然正当去生活。

具体的论述可以慢慢展开，但是你可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游斯丁和奥古斯丁这些早期教父怎么就能够把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结合得那么好？对此我有个基本的判断，恰恰是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拯救了柏拉图的自然法学说。这个判断也是和尼采以及海德格尔这些人对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之判断相一致的。

大家都会觉得应该有这个东西，可是说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硬是强行要说，就只能在最后把这个东西虚化成一个彼岸世界的东西。

试想，道可道，却又是非常道，说的是什么道理？关于这一点，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说，否则也就不会有《道德经》了。但是庸人和思想者的区别就在于，庸人只会扯老子的那些车轱辘话而已，却不会真正做事。其实大道的可说，恰恰就不在于扯空洞的原理和原则，而是要尽可能地博学多闻，尽可能依靠对各种具体问题具体细节的研讨、考究来逼近这个大道。这样大道才是有具体而丰富的内涵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谈“天命”这样一类神圣的事物才是有的放矢的。但是这样一种“自然法”是不可能获得具备简单可操作性的原则成为约束社会规范的“公法”。这条道路其实是圣人之道，根本就是不易追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