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周书中酒诰很完整的纪录了两组材料：一组是西周追述的殷制，一组是周王当时诰命中对殷遗的称呼。分录于下：

追述殷制：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1）：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2）：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3）百姓里居。

周王诰命，王曰：……予惟曰当劼毖殷献臣（甲）：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乙）：百宗工

诰命中两种“献臣”，（甲）和（乙），就是追述殷制中的内外服，（1）和（2）。但（乙）只是（2）中的一部分。此殷制的“外服”，和周王口中的“献臣”（甲），相当于召诰中的“庶殷”：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即命庶殷，庶殷丕作”；“诰告庶殷”。

第二行的“厥即命庶殷”在今本尚书中作“厥既命殷庶”。我们据金文和石鼓文的重文例，推知其原来应作“厥即命庶殷丕作”，后巨迻写的人把第一个重文“庶殷”误倒为“殷庶”。“庶殷”所指的是侯甸男邦伯，当然不是殷的庶人。

酒诰所述内服中的“宗工”，在诰命中为“献臣”。其所以特别提出来者，因其下文又曰：“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此“诸臣”即“献臣”。诰文说殷之诸臣只有百宗工犯了酒禁，可以赦免不杀。可见周人重视殷的百宗工。百宗工或宗工，乃是属于王侯的宗庙之工，可能是作器之工，也可能是乐工。他们和见于西周末期金文与“臣妾”并列的“百工”是不同的。

酒诰所述殷制的“百姓里居”，是指内外服以次的上层人民，即康诰、多方中“殷民“的上层。包括上下诸层的“殷民”，在克殷后的西周统治者口中被称为“殷献民”，见洛诰等。

从酒诰的两组材料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殷时王以下“外服”“内服”和“百姓”三个阶层，克殷后被西周统治者称为“献臣”“献民”。此外的“臣”与“民”就是“官”与“民”的分别，称之为“献臣”是说征服了的殷官。

……以上三个阶层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 诸侯（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二） 百官（内服）：专称——尹、内史、大史、小臣、工、亚、服；泛称——庶尹、百僚、百辟、多士、诸臣、有正

（三） 民：百姓、君子、民

关于（一）无论尚书或金文，其所称的殷诸侯是指殷代的，不是周所封的。卜辞中的“侯”“田”“伯”“方伯”相当于“外服”。

关于（二）专称的诸名都见于卜辞，而卜辞及晚殷金文中的百官名称还要多。泛称的“庶尹”“诸臣”相当于卜辞的“多尹”“多臣”。

关于（三），大略相当于卜辞的“多生”与“人”。

夏殷周以及诸邦君都有“多士”“庶士”。多和庶是一，“多”是殷语，“庶”是周语。

西周初在周王统治下的殷多士，其原来身分如何，是极费推敲的。我们只以就文献所载，稍作推测如下：

（1） 多方曰：“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多士曰：“亦惟而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则某些殷多士当时臣服于周。这些殷士据多士的记述已迁居于洛邑，尚有其土田居邑；在迁洛以前，也当有其土田居邑。则这些殷士当非一般的人民。

（2） 多方第一诰命告“四国多方”与“殷侯尹民”，第二诰命告“有方多士”与“殷多士”，然则“殷侯尹民”与“殷多士”究竟是互相同一的还是互相排除的？多士“用告商王士”，即诰命内的“殷遗多士”，“殷多士”“多士”，也相当于《逸周书世俘篇》“殷俘王士”的“王士”。世俘篇二月甲子“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至“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四月“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此王士百人与矢恶臣百人是一是二？若采取同一的说法，则殷多士即殷侯尹民，亦即殷臣。否则的话，多士当另有所指，今取后说。

（3） 多士似指贵族阶级，《多方》说夏之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可见多士是统治夏民的。殷之多士，在西周初有些被移居于洛邑，有的则服事于王室。《大雅文王》“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是记殷士戴了殷人的冠【士冠礼‘殷冔’】为周王行灌尸之礼。到春秋以后，则沦为民间的相礼者：《檀弓上》记“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殷士也”；《士丧礼》与《既夕礼》曾有十次提到“商祝”，也属于殷士阶级的一种末路。《左传昭公七年》所述十等人中的“王、公、大夫、士”之士，也是一种维修组，乃属于知书识礼者。

从上所述，“士”在殷代只是一种阶层的人，而不是一个官名。现存的材料也很难具体的说明殷士的内容。此处我们不得不另求一种关于殷民的记载。

《左传定公四年》卫祝佗追述周初分封之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此所谓“殷民六族”以及分于唐叔的“殷民七族”的殷民，应可视作士的阶级。分鲁公的‘祝宗卜史’与分唐皮的“职官五正“是一类，分鲁卫的殷民则是臣服的殷士以职专于鲁卫者。

殷民六族中的萧氏据世本,《左传隐元正义，殷本纪索隐引》所述是与殷同姓的姓。萧是六族之一，故萧氏即萧族，其下有宗氏，有分族，有类醜。据《左传襄公十二年》“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礼庙”，可知姓宗、族是自远而近的三层。我们试将此三层次与殷民六族的层次作一比较：

子姓-萧族

殷民-萧氏-宗氏-分族

同姓-周宗-同族

宗庙-祖庙-礼庙

姓族-氏族-宗族-家族

由此可知殷民六族或七族是子姓下的六个七个同姓的氏族，每个氏族下有若干同宗的宗族（宗氏），宗族下有若干同族的家族（分族）。

萧条徐索等等氏族，就其对共同的子姓族而言，他们是同姓的“氏”，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别自为一姓。《殷本纪》曰：“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许多氏姓构成了百姓，他们的子孙称为“百姓里居”。“百姓官居君子”，“仇民百君子”或“庶伯君子”。百姓就是百官。关于此，我们应引述《楚语下观射父》的一段话。

观射父说“百姓、千品、万官、亿醜、兆民”，韦昭注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韦昭对于百宫与百姓的关系，说的很明白。至于姓、品、官、醜、民的如何区分，则观射父自己所说的是：“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北之质能言能听，徹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司，是为百姓。姓有徹品，十于王，谓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属万，为万官。官有十醜，为亿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所谓百姓是“王公子弟”之能言能听者，百姓之下，一姓徹十品，百姓为千品；一品有十官，千品为万官，（万官司之官是陪臣），一官司有十醜，万官为亿醜；百姓、品、官的最下层是“醜”，这醜和殷民六族的氏、宗氏、分族以下的类“醜”是一样的。《诗出车》：“执讯获醜”，《诗吉日》“从其群醜”，《诗泮水》“屈此群醜”，凡此“醜”者是奴隶、虏。

从上述的“殷民六族”及对射父所说的“百姓、品、官、醜”的组织，可知所谓“殷民”与“民”并不指一般农耕的平民。“殷民”或“民”常常代表贵族出身的士民，有着自己的奴隶，也当如“殷遗多士”一样有着自己的土田居邑。《周书》中的“殷民，至少包括了这类人。

我们在卜辞中找不到“民”字，只有“人”和“众”，当是自由民和奴隶。西周的诰命中才常提到“民”，如《洛诰》曰：“诞保文武受民”，大盂鼎曰：“受民受疆土”。但这些“民”字的涵义很广泛，如大盂鼎“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洛诰》《康诰》《召诰》的“四方民”，《多士》《多方》的“四国民”，所指的是四国多方各阶层的人。西周初之“民”，与后来所谓“庶民”“黎民”的意义也不相同。在《周书》部分，我们似可分别两事：（1）民与小民或小人的分别；（2）小人与小民的分别。

《康诰》曰“民情大可风，小人难保”，《无逸》曰“爱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民与小人是有分别的。

《周书》中的“小人”“小民”，大约是殷周方言之别。殷语的“小人”相当于“小民”。周公在《无逸》一篇中追述殷王与小人的关系，通篇都称“小人”，惟独提到文王说他“怀保小民”，《楚语上》左史倚相引“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百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召诰》一篇周公对成王说的一番话，四次提到“小民”，所用是周语。但这种区分，有时也有混淆之处：《康诰》是周王诰卫康叔之辞，说“小人难保”，因卫是殷地，用了殷语；酒诰也是周王诰康叔之辞，而说“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则完全用了周语，因殷语天作帝，小民作小人。

在《无逸》一篇中对于“小人”的性质说明了两点：1、是自由的人；2、是从事稼穑的人。《无逸》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弗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弗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従。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可知小人绝非奴隶。《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由此可知小人乃是农夫。《墨子贵义篇》曰：“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农夫对大人而言，是小人。《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大人君子是一等人，农夫小人又是一等人。

由上所述则知西周人品中的殷民至小包含两个阶层，一是贵族后裔的“百姓里居”，与“百官里居君子”，即君子；二是从事稼穑的农夫，即小人。此两等都是自由民。

《周书》中对于殷民的称谓，有以下的四种：1、泛称“殷民”如《康诰》曰“应保殷民”，“乃以殷民世享”。2、称为仇民，《召诰》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仇民与友民为对，故当读作(看不清)。3、称为播民或播臣，《康诰》的“百工播民”虽不一定都指殷民，但殷民被迁乃属事实；《大诰》曰：“于伐殷播臣”，指武庚之叛，所伐乃逃亡之殷播臣。4、称为“殷献民”，《洛诰》曰“其大惇典殷献民”，谓在洛邑籍（即查点）殷民，西周金文克盨“典善夫克田人”，格白 “用典格白田”，凡此“典”字均同此义。凡此介于“殷”“民”之间的“播”“献”以及在“民”前的“仇”等字，都是形容字。其中关于“献民”之献最为重要，值得详论。

西周初期金文记周王赏赐以“鬲”或“人鬲”，见于令簋和大盂鼎。方濬益最先以为“鬲疑献字之省，《大诰》民献有十夫，与此语合”。孙诒让则谓：“鬲当读为厤，《周书世俘篇》谓俘虏为厤也”，郭沫若说：“人鬲当即《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之民献，《尚书大传》作民仪，而黎献字汉碑亦多作仪。”

以金文 中作为奴隶阶级的“人鬲”与大诰的“民献”比拟，恐怕是不恰当的。所谓“民献有十夫”，据《大诰》上下文来看，指扶翼武王守成文武功业的贤臣，《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曰“余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读作治，即指此。“民献”或“民仪”，都是名词；汉碑上的‘黎仪’虽所指是黎民，也是名词。但“殷献臣” “殷献民”之献都是形容词，其意义是有罪的。……

我们以前分析过《酒诰》对于殷人身分的两组材料，一组是追述殷制，一组是当时的称谓如“献臣”“献民”。关于后者，我们可以再加分别为两种：一种是周以征服者的地位加于被征服的殷民的，称他们为“献臣”“献民”即定了罪的臣民；一种是依旧殷民原来的身分称呼的，如称殷献臣中“侯、甸、男”等乃殷时的“侯、甸、男”，并不是周所命的。同样的，对于在殷原为奴隶的，当然也依旧称他们为奴隶。

……

西周初用作赏锡的“臣”的来源，约有四端：一是被征服的殷献臣而分于鲁卫的，这些献臣带了家室宗氏与奴隶去服役，他们的身分也降为被奴役者。二是外邦入贡为臣，如中方鼎所记“兹（礻鬲）人入吏，易于武王作臣”，大盂鼎的邦司或属于此种。三是百官贡于王室的“徹品”，如《楚语》所记的。大克鼎赏赐两宗人：一是臣妾，一是史、小臣等，前者原是奴隶。后者或属于“徹品”之类。《左传》所记分鲁公以“祝宗卜史”，或亦属此种。四、其他战俘和有罪的臣民，降为奴隶以后当可以随意拿来赏赐。以上四类人，其出身不是奴隶，而他们被锡以后的待遇也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

我们于此再说一说西周金文中所述“人鬲”的等级。据大盂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其中当有不少的等级和类别。略据以前所述，更为条说于下：

一、 讯此与“首”“馘”皆在虏获中提到。

二、 御、仆、徒金文御作 ，徒或作士。师旂鼎“师旂众仆不从王正于方”，此众仆与师 簋“仆御”之仆当同是副御。令鼎“王御，溓仲仆“，御、仆都是动词。《左传哀公二年》“初卫侯游于郊，子南仆”，贾达注云：“仆，御也”。牧簋“以邦冢君徒御庶人”，伐东国，徒御亦犹仆御，亦即《诗出车》之仆夫。《左传定公四年》记放蔡叔而予之“以车七乘，徒七十人”，《管子乘马篇》“一乘者四马也……自徒三十人奉车两”。徒与白徒即金文徒御之徒，乃是车徒。后世“徒隶”之徒，或从此出。

三、 鬲，后世“黎”“隶”“虏”等字，或从此出。

四、 众，仆, 鼎“众”与“臣”是两等，有高下之分。方言三“甬……奴婢戝称也。……自关而东陈魏宋楚之间保庸谓之甬”，又曰“庸谓之倯”，注云“今陇右人名（女兰）为倯”。甬、庸、倯古音同，都是仆佣之佣，音与众同。《淮南子原道篇》“庸民”注云“庸，众也”。关于“仆庸”之庸，详下。

五、 臣妾，金文的臣妆有二：一是与“百工”并列在城内的臣妾，如伊簋康宫内的臣妾，师 簋事扁西的臣妾；一是附于土田的臣妾，如大克鼎所说。臣妾之名见于西周较晚的金文和《尚书》，后者如《费誓》的“诱臣妾”。男奴或称之为“臣”，或称之为“臣仆”，如《微子》及《诗正月》

六、 庶人，庶与众互训，所以西周金文的“庶人”与卜辞的“众人”应是相当的。卜辞的“多尹”“多臣”于西周称为“庶尹”“诸臣”，故知“多”“庶”是殷周用语之别。

上述不同的人等，其高下次第难以确定。在《左传》中有两种“人等”的次序，其一是《楚无宇》所说的十等：王-公-大夫-士-皁-舆-隶-僚-仆-台， 马有圉，牛有牧。《左传昭公七年》

其二是晋人所说的，共有三条：

1、 天子、诸候、卿、大夫、宗士---庶人---工商皁隶牧圉 《左传襄公十四年》

2、 卿、大夫、士---庶人---商工皁隶 《左传襄公九年》

3、 上大夫、下大夫、士---庶人工商---人臣隶圉 《左传哀公二年》

楚人所说“王臣公，公臣大夫”是一层臣一层的，自士以下包括圉牧共有八等。晋人所说多出“工商”二等，士以下似乎分为两层：庶人工商是一级，人臣皁隶牧圉是更低一级。《左传襄公九年》说“庶人力于农穑”，此自是东周时代与工商并立的“庶人”，较西周金文中的“庶人”，其地位或已升高，但两个时代的“庶人”都是力田的，则似可以无疑。大盂鼎的“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从御到庶人的种种等级，一是从御（御车者）到庶人（力田者）的种种类别。若如此的话，则我们可略依《左传》的次序与金文作一对照。

皁-徒，舆-御，隶-鬲， 仆-仆，庶人、台、庸-庶人，人臣-臣妾，牧-牧

皁是养马之官，见《史记郑阳传索隐》，其义从养马具之槽枥而生。庶人和台都指农夫，方言三说“儓、（西（上）服（下）），农夫之醜称也”。《孟子万章篇下》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则士与庶人是相接的。但《孟子》的庶人不限于农夫，《万章下》“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已当战国之时。

上述左传所述晋楚人口中的人等，可能是整齐了的，而且时代既晚，又有地方性。《楚无宇》十等人中有台，并且又说“是无陪台也”，台当是楚语。方言三“南楚凡骂佣贱谓之田佁”，可证。《孟子万章下》“盖自是台（食鬼）也”，台亦是齐语。方言“齐楚之郊”“齐楚之会郊”，“齐楚之间”，可见齐楚方言有时而同。晋人所述人等没有台。齐楚方言中的“台”，中州和陇右则为“庸”“公”，即殷语之众。

……鲁公分封时所得的人共有三种：一是“殷民六族”，二是“土田陪敦”，三是“祝宗卜史”。《左传》叙述的次序如此。殷民六族应视作被遣的殷士，其地位应高于令簋的臣鬲或大盂鼎的邦司、夷司。大克鼎赏赐除田以外共有三等：一是井家某田及其臣妾，二是史、小臣、 、鼓钟，三是井人。这个次序或许是倒的，井人最高；或许是顺的，因二三两等同于《左传》的二三两种。“易女井人奔于量”，大约相当于<井侯簋>的三品臣，或较低于殷民六族，不详论。“史小臣等”相当于《左传》的“祝宗卜史”，和 殷的“楚，走马”（皆小官名）。《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可见祝之地位。至于附于某田的“臣妾”则相当于《左传》的“土田陪敦”。即五年琱生簋的“土田仆庸”，《鲁颂閟宫》的“土田附庸”。故“陪敦”即“仆庸”“附庸”。我们以为《左传昭公七年》的“仆臣台”“陪台”，方言三的“田佁”“佁（西（上）服（下））”皆与之相当。陪、附、仆、（西（上）服（下））古皆同间，敦则庸的误字。方言三说骂庸戝为田佁，所以中土西土的庸（佣）即齐楚的台或田佁。根据“仆臣台”的顺序，仆高于台或田佁，金文《鲁颂》“仆庸”的次序仆先于庸，所以庸或佣相当于台或佁。台名之为田佁，和金文《鲁颂》“土田仆庸”相应，台与庸都是附于土田的“臣仆”“臣妾”。既称臣妾，必有家室，他们和西周初期金文中的人鬲自有不同。

我们重又分析了卫祝佗的一段话，更可相信其中可靠。其中提到分晋唐皮以“怀姓九宗”，据王国维考定为鬼方之姓。鲁卫所分的“殷民”称之为族，晋所分的怀姓称之为宗，两者是有分别的。祝佗又提到成王分封三国时“命以伯禽”“命以康诰”“命以唐诰”“昭之以分物”。此四命书今存《尚书》中有《康诰》一篇而已，可见祝佗本诸亡佚的《尚书》，所述当有所本。至于《国语》的《楚语》，保存古史材料很多，此不详论。所以《逸周书》颇多较晚的材料，但其中若《世俘作雒商誓》等篇却含有若干真实的史料，往往合于金文所述，与同书其它各篇不并论。

……用上述方法整理的结果，我们觉得殷代殷人存在着两个阶级：

一、 统治阶级 王；侯、田、邦伯；百官；多士（上层百姓）

二、 被统治阶级 自由的小人（下层百姓）；奴隶。

就卜辞而说，卜辞所记的统治阶级的各种称谓与西周所追述的很相一致，暂且不论。关于被统治阶级，即士以下的阶级，在卜辞中约有三等：1、人，2、众人，3、众。以下简略地述其分别。

卜辞的“人”字有两种用法，一用作单位词如“羌三人”，一用作某种人如“我人”“戈人”。“我人”是殷王国之人，戈人是戈族邦之人。卜辞征伐以前要“共人”，即徵集人夫。卜辞记“戊其丧人”是说戊族邦丧失了“人”。就失去的一方说是“丧人”，就获得的一方说是“俘人”。卜辞云“俘人十又六人”即记被敌国之方俘去了十六人。

卜辞的“众人”常常受王的命令，或从事于“协田”，或征集出征。卜辞有一次记载“我其丧众人”，“众人”似是属于王或王国所有。众人之“众”为形容词，但卜辞于其它人称之前以“多”为形容词，只有在“人”之前以“众”为形容词。

卜辞的“众”是独立的名词，如“众一百”是说一百个“众”，而非一百个人。“众”从事农耕与出征，略同于“众人”，但是卜辞有“共人”“共众人”而无“共众”。卜辞有“王众”即属于王的众，也有属于某族邦的众。卜辞中统治“众”的是王以下“小臣”“戍”“亚”和一些族邦之长。众与众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1、“众”常戍边，2、常有“丧众”的记录。

就最后两点，加上西周金文中“众”与臣仆之“臣”同作赔偿之物而言，“众”应是奴隶。自由的“小人”以下，奴隶的“众”以上，似乎应该是“众人”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