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义不容情的背后——施耐庵没有写到或者想到的 -- 庄汀

前几天读了《秦无衣:另一只眼看梁山》，觉得眼前一亮，小时候光顾着看热闹了，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道道——“快意江湖、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多的凡人纠葛，爱恨情仇、勾心斗角。会心之处让人不禁莞尔，但是回味之下，却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尽如人意。

仔细想来大概就是这“义不容情”！粗略统计了一下文中提到“义”不下十几处。可以说对于梁山好汉们“义气”的议论几乎随处可见，其中不少对“江湖道义”的口诛笔伐，尤其对“义不容情”做法耿耿于怀。用作者的原话说是

“水浒是杀情的，而义气是容不得男女之情的。”(《神医安道全》)

作者对水浒“道义”的揭露很深刻，我颇有戚戚之感，很多处甚至超过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吴思思考的深度，但是在文章最后的矛头却落在“义不容情”上，又让我觉得本来一杆大枪“扑啦啦”直冲对手心口而去，却在最后一刹那从肋骨旁边斜插了出去。太遗憾了！

作者对“义”的评价的精华就集中在如下三篇中《好男儿四海为家：刘唐、石秀》、《搅不清的黑白两道：朱仝、雷横》、《打渔杀家：阮氏三雄》。而且对于“义”分析一篇比一篇深入，一篇比一篇令人触目惊心。

与官逼民反无关

以下引文见《好男儿四海为家：刘唐、石秀》

是的，饥饿根本不是流浪汉们四海为家的理由。那最多是他们反主流社会的结果。而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完全是因为：

很多想成为“好汉”的流浪汉，都不是因为饥饿走才上这条铤而走险之路，他们从心中无法接受主流社会定义的社会规则和由此所决定给这些好汉们的身份地位，因此他们宁愿浪迹江湖、甚至打家劫舍也不愿意接受主流社会定义的规则或者身份。

刘唐之流最不济也可以给人当个看家护院的保镖，其实就是去个衙门当个城管、协管之类的，狐假虎威地混口饭吃不成问题，但是他偏不。老子就要四海为家，老子就敢为了一口恶气跟人拼命——斗朴刀，哪怕是死了我也要这样干，反正我死也不会向你(社会)低头。

石秀还略微有所不同，以他的经历和见识给任何一个大老板打工当个高级马仔都不成问题，销售总监或者狗头军师都不奇怪。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反对给大老板们打工，只要我能取得足够多的荣华富贵，但是机缘造化没有让他找到那样的可以追随的人物，于是他只好浪迹天涯，并最终啸聚梁山，喋血江湖。

说到底不是他们没有活路，而是他们那个不安分的心，才是问题的根本。老子觉得自己就是天子骄子(呵呵，跟现在很多名牌大学生一个感受)，老子就是不愿意平庸。常言道心比天高！当然常言还紧跟了一句命比纸薄，而是不是命比纸薄您不得试了才知道吗？反正你要是甘于寂寞，这世界上你肯定就是籍籍无名了。指望天上掉下馅饼，砸到你傻小子头上的几率微乎其微，反正老子不信勤俭持家、安善良民也能发达的屁话。你要是作为我朋友也来劝我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那我说只有两种可能，虽然我相信不管哪种你都是真心实意地为我好。一种是你智商不够，不理解投入产出成正比是极大概率事件，因此被几千年的灌输和十几年的学校教育洗白了；另一种就是你能力不够，不足以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不能理解也不敢相信，舍得一身剐就能把皇帝拉下马。

法理与义理的纠缠

以下引文见《搅不清的黑白两道：朱仝、雷横》

作者把施耐庵给我们呈现的社会秩序的真实一面，用更直白的表达展示了出来。可能施耐庵的评话水平太高了，他把如此扭曲的社会现象展示在世人面前时，世人用最自然的方式接受了，本来就是这样嘛，从不认为这里有什么捏造和歪曲。但是世人在潜意识里又自然觉得这是小说不值得深思，但是法理和义理这种深层次的纠葛是每时每刻都在真实世界发生着，这怎么不值得深思呢？

如果你不愿意深思，一旦有机会，社会现实会逼迫你的，比如执法部门将杀害你儿子的嫌犯故意放走了，你做何感想？我再具体点举例子，假如白秀英是你妹妹，虽然你心里一万个不同意她跟知县大老爷不清不楚，更不同意她痛打雷横的母亲，她就是千错万错也罪不至死吧？但是雷横一枷下去把她打死了，这你能干吗？你能同意朱仝因为“义”放了雷横的做法吗？如果你没有法律替你撑腰，你肯定有跟朱仝拼命的心吧？

但是，你看《水浒》的时候对朱仝放了雷横却一点痛恨的意思都没有，深觉此哥们“义重如山”。即使不有心结交，也绝不会为难他。反正这本书流传了快几百年了，没见谁为此诟病施耐庵。不奇怪吗？

而且作者还反过来说：

其实只要一个年轻人不太傻，他在中国任何一个生存场合混个十年八年，他很快就会对这套法理和义理的转换非常熟悉，一些人能够将两者转换玩的十分纯熟，成为个中翘楚。可惜的是他们即使如此做了，也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这样做对不对。有些人跟吴思一样认为这东西虽然好，但是其实是潜规则，不值得一提。或者干脆是自己的独得之秘，概不外传，自然不会为外人道了。

但是如果真不懂得“义”，你既然能变换去，就有人能变换来，到时候不仅会一事无成，还会身败名裂的。死生之地，不可不察！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以下引文见《打渔杀家：阮氏三雄》

后人有骂《水浒》的作者后人三代皆哑，并被家谱除名(当然这人是罗贯中而不是施耐庵，据称《水浒》最早的作者是罗贯中或者施耐庵托名罗贯中著的。这里不关心真正作者是谁)。这等诅咒和惩罚，却不是其它人所得的，即使诲淫如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之流，那必是施耐庵在哪里令骂人者痛入骨髓。

当然《水浒》最大的罪状是诲盗，但是《西游记》里面有更大逆不道的话：

西游记˙第七回：「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於我，便罢了。」

如果“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算作施耐庵的白日梦，那比上面的差远了。毕竟《水浒》一直打着忠义的大旗，从来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

也许施耐庵的罪过就在下面三点：

1.极大地降低了造反的心理门槛：

此前的造反启事者和追随者都有一个视造反为畏途的心理，极难突破。这也难怪造反者们，毕竟造反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心病，必然从心理上打压，从武力上镇压，即使造反者死后也极尽丑化之能事。使得一般造反者很难跨过造反的心理门槛，不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时候不会动手，换句话说，他们最大的敌人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的敌人。比如陈胜吴广造反，国号却是张楚，其它的造反者莫不借助六国遗民的旗号，不如此就没有号召力。造反既然不流行，只能借复仇来说事了。西汉末年真正有实力的造反者莫不抬出来汉室宗亲来反对王莽，到了东汉末年，一个号称是帝胄的刘备号召力依然如此之大。即使唐末五代了，勇猛无敌的李克用和李存勖还要打着后唐的旗号来鼎定中原。可见造反的阻力是如何的大。

此后的造反者，压力就不那么大了。事实上很多造反者根本就是打着改天换日的算盘，指着梁山的榜样，以官逼民反作为口实，揭“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大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

2.给特立独行者以新的出路

唐太宗得意洋洋地说过“天下英雄，入我彀中”。《水浒》之后，更多的天下才智不仅仅不用入其彀中，而且也不用像陶渊明那样退隐山林，相反可以纵情江湖，追逐梦想。想那刘唐、石秀和三阮的豪气干云、快意恩仇，后来者可以确信我道不孤。

3.挑战正统体制的最弱处，义高还是法重

即使你是体制中之人，你也不必唯正统设定的道德和法律之马首是瞻，你还有义气一条路可走。

这是更可怕的一点，所有的卫道士们必然由此痛心疾首于此后日益严重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个几千年一系的道德体系虽然还不至于很快崩溃，但是此后更加猖獗的鼠盗狗偷确实加速了它的滑落。

《水浒》对于反传统、甚至反社会的行为能够起到如此大的鼓舞作用，背后还有历史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因素，但是《水浒》乘时而动，也算顺应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