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以旧舰队街为题材或者故事背景的书籍至少也得有好几百本了。这里是墨水街，也是耻辱街，更是冒险街，整个二十世纪全国各地上万名由地方报社调教出来的记者们都将这条街当成了自己的最终目标。读者们一次次读到人行道因为地下室里的印刷机昼夜不休地轰鸣运转而颤动起伏；争道的卡车轰鸣不休，运送印刷用纸的卡车要进去，运送新出版报纸的卡车则要出来；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油墨气味；隐蔽角落的酒馆里的廉价酒水不住地为记者之间的私人恩怨火上浇油；还有早已被人遗忘的“人物”与早已不再好笑的恶作剧。一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毫无阶级之分的世外桃源，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里神经质的伊顿校友、浮躁的威尔士语法学校毕业生，曼城犯罪专题记者，东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肚子气的澳大利亚人全都混在了一起，传统的中产阶级伦敦生活在这里遭到了暂时的搁置。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舰队街这样的报业共和国。毗邻污水横流的舰队河畔，醉意醺然地坐落在金融城与威斯敏斯特当中，舰队街的独特之处部分在于舰队河冲来的各种热点问题在这里有机会付诸铅字。

全国记者公会为舰队街带来了大笔钱财。该公会成立于1906年，紧跟在最新成立的全国教师公会之后。全国记者公会有着十分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源，但是工会所取得的最重大突破却来自那才气卓越的怪兽，报业巨头诺斯克里夫勋爵（1）。此人是《每日邮报》与《每日镜报》的创始人，也曾一度拥有过《泰晤士报》。191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记者收入普遍偏低，于是诺斯克里夫给全国记者公会去信称：既然在过去二十年里新闻业已经“由卑微、动荡且收入低下的营生升级成了正当职业”，而且先进机器的应用也使得新闻工作“不再如此劳动筋骨，而是更倾向于耗费心力……记者们有责任联合起来争取更长的年假与更高的工资。”他十分鄙视地拒绝了其他报纸所有者提出的联合压低工资水平的提议。“我们这些人捞得不少了，”他曾十分著名地说道，“也该给员工们吐一点出来了。”1951年，全国记者公会联合各位雇主一起成立了全国记者培训理事会，这个组织终于为新闻业提供了诺斯克里夫勋爵一直希望见到的半职业化立足点。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工会基本控制了整个英国新闻业并且推行了极其详细的工资协议。

因此，随着二十世纪的推进，来到舰队街的人们开始期待体面的工资。尽管当时这一行里整天摆出一副高富帅做派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但是那些从基层干起、在地方报社习得行业技巧的记者们依然享受着对其有利的正面偏见。小说家兼写手乔治.布雷克说在两次大战期间，舰队街的绝大部分英格兰裔记者都来自曼城（当时曼城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全国性报业中心，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此时城里已经有了将近700位效力于全国大报的记者）、赫尔、谢菲尔德以及纽卡斯尔。他还进一步指出“爱尔兰人到处都是，还有很多人自称爱尔兰人……在那些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审校编辑办公桌前，在刺眼的电灯泡下面手拿蓝铅笔在打字纸上写写画画的人物当中，就数苏格兰人占得比例最高。”这些人的典型生平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打入舰队街，然后为了留下来而毕生打拼直到六十岁为止，尽管其中很多人还没活到那一天就因为酗酒、癌症或者绝望而丧命了。由于平时工作时间很长，他们在初到伦敦时往往未婚，蜗居在出租房屋里，一直熬到三四十岁有财力结婚的时候才会搬到条件更好的城郊居住。如果来伦敦之前他们还有些懵懂的话，在这里他们将学会如何在报销的时候虚报开支。他们中比例相当高的人将会离婚再娶，而且还不止一次。

各家报社总部鳞次栉比的舰队街是第一个审校编辑做主的世界，新闻业最重大的分工就是天然的采访记者与天然的审校编辑。新闻业的历史上充满了关于编辑高手的记录，拖泥带水、支离破碎、犹如乱流奔涌的稿件一经他们的调教就变成了清晰干净的新闻故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才能，任何一位曾经被此类能人校正过的写手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也是一份很伤人的工作。长期与他人的无知与错误打交道使得审校编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与拒人门外的倾向。这么多的劣质文字、三流思想、自以为是的文风以及紧迫的截稿日期足以永久性地毒化从业者的人生观。比方说彼得.伊斯特伍德，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支持《每日电讯报》新闻版面的中坚力量，也被普遍称为有史以来该报纸所有工作人员当中最遭人恨的一位。伊斯特伍德出身于约克郡的语法学校，这是牛剑大学顶尖学生与托利党知识分子的温床。报社正史对他的评价是“编辑报纸时有如神助，待人接物时则一塌糊涂。同时期的另一位副编辑描述他每天来到报社上班的情景‘就好像老虎闯进了幼儿园’，还说他在报社里的职业生涯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他的确搞出了了不起的报纸。审校编辑往往会持有坚定的政治与宗教观点，而且无论他们的个人风格究竟是抑郁还是凶狠，他们从来也不会离开办公室。

现在已经很难重现二十世纪中期的新闻采编氛围了。当时这一行的竞争性要比今天强得多。当时的晚报数量尤其比今天更多，包括伦敦在内的所有英国城市地区都是如此。所有的晚报全都在街头短兵相接，全都在搜寻着下一条特讯或下一个写作质量稍好一点的新闻故事，从而比其他竞争对手多出来一寸半寸的优势。一条特讯可能意味着升职与加薪，因此所有人都为了争夺特讯而斗得不可开交。当年人们回忆中的种种手段今天看起来根本就是发疯：比方说你可以和另一家报社的朋友约好一起搭乘早八点的火车外出采访，但其实你实际搭乘的却是早上七点半的火车。舰队街的“街”字本身就意味着激烈的新闻行业竞争，因为成功的记者与编辑只要穿过马路就可以跳槽，如此升降浮沉不已。我所采访过的老一辈记者当中有很多人都在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之间来回跳槽了好几次，每一次跳槽都能带来额外几英镑的周薪。舰队街的文化既是炒鱿鱼的文化也是挖墙脚的文化。假如你的新闻报道不小心漏掉了一个角度，那么你的新闻主编绝对要活剥了你。你一看见他就害怕，因为他每个月都要将好几个记者踢出门外。根据克里斯滕森的说法，大多数被他解雇的记者都很从容大度，“脸上挂着困惑而自嘲的微笑，如同哲学家一般耸耸肩膀，说几句要赶紧用失业安置费来还债之类的俏皮话”，然后就是友好的握手道别。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风度。“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要从黑修士桥上跳下去自杀，于是我放出硬话，告诉他如果他能提前通知准确的自杀时间从而为报纸提供一张好照片，我就另外给他增加五英镑失业安置费。”

以前的技术意味着五六十年代的国内新闻记者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外出采访并将故事带回来。这些到处跑的记者行话叫“消防员”，各家大报把一群群此类记者派遣到了全国各地，占据电话与旅馆房间并且购买各种当地消息。一位犯罪记者如此描述了1960年他来到某威尔士小镇采访谋杀案审判的情形：

“一般来说首先感到要出事的是电话总机。几个小时之内接线员就被大雪一般的长途电话覆盖了……接着旅馆也得到了消息。经理、前台以及保洁员突然就如同变戏法一般变出了一间间从宣传册上根本看不出来的空房间。门童与女佣搬出来了大堆的床垫，厨房则歇斯底里地忙碌起来。出租车司机的生意突然变得异常火爆。习惯了宁静生活的小镇居民站在马路两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场大热闹的展开。这里很快就拥挤了许多。那些之前从来没有接近过此地一百英里之内的记者们如同久居于此的当地人那样扎了下来。当地警察一开始对于这许多陌生面孔还满面怀疑，后来看见他们也会点头示意了。杂货店店主表现出了友善的好奇，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在这些陌生人开口之间就拿出某个特定牌子的香烟……”

驻外“消防员”也好比一群飞来飞去的肮脏兀鹫。日后搬到美国并成为著名争议人物的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对于自己当年在《每日快报》的工作进行了如下回忆，当时这家报纸还归比弗布鲁克所有。

“《每日快报》国外新闻部的记者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惨遭屠戮蹂躏的地区时，他们的口号当真是‘有谁遭到了强奸而且会说英语’吗？我必须不无遗憾地承认这一点。据说《快报》的一位记者前往某兵荒马乱地区采访，结果一位光荣负伤的《每日邮报》记者拿出了比他更出色的稿件，事后他收到一份电报：‘邮报的人中枪了，你怎么没中枪？’这事是真的吗？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份电报……”

不过他的确见过某写手在错过了一起震动全世界的事件之后编造出来了一篇天花乱坠且完全虚构的头版新闻。舰队街里还有规矩吗？

伟大的记者必须拥有原则、幸运以及所有必备才能，而舰队街从来没有产生过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那样经由水门事件级别的重大题材而一战成名的记者。最接近这两位的是卡梅隆，他曾经因为原则问题两次辞职。第一次是在1950年，原因是为了抗议将当时工党内阁大臣约翰.斯特拉齐与原子弹间谍克劳斯.福克斯联系在一起的抹黑宣传。第二次发生在他为《图画邮报》工作的时候，当时卡梅隆与他的主编汤姆.霍皮金斯打算就美英两国支持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的恶行做一期头版并呼吁联合国进行关注，但是遭到了报纸所有者的拒绝。然后他又去了《新编年报》并以此为平台来宣传核裁军，直到1960年报社关门为止。这是十分悲哀的一刻，卡梅隆后来回忆说报社关门是因为“血栓作祟……正常的循环被血块阻塞了。”

身为驻外记者的卡梅隆最初为《每日快报》工作，当时这份报纸正处于战后的全盛时期。他穿梭于世界各地，亲眼见证过核试验与朝鲜战场，经历了大英帝国解体的全过程，还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体验到了新闻在现代世界的力量。他成为了年轻一代记者心目中的英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工作的投入，他的脾气以及他对于原则的坚持。他对于六七十年代英国记者尤其是驻外记者的影响就如同萨拉对爱德华时代同行们的影响一样深远，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他。

卡梅隆是吸引战后新一代记者投身新闻行业的明星人物之一。在他之前是战时新闻界的英雄，在他之后则是广播界的新秀。更加自信，职业自豪感更加强烈并且更加果敢主动的年轻人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到了六十年代记者公会作出了强制要求，所有新入行的记者都要至少在舰队街以外干三年才有资格进来，尽管在禁令生效之前就进入舰队街的人里面也有威廉.里斯-莫格（2），罗宾.戴（3）以及阿拉斯戴尔.米兰（4）之类的人物。此外《金融时报》与《观察家报》一直对这条禁令视若无睹，直接从大学校园里招收新员工。当初《卫报》总部还在曼城的时候也曾经直接去牛剑大学招人，例如尼尔.艾斯彻森（5），乔治.高尔（6）以及安东尼.霍华德（7）等等都是这样入职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例如尼古拉斯.托马林（8）（他在四十一岁那年殉职于戈兰高地，人们视他为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则完全依靠运气一开始就迈进了国家大报的门槛

在这些先例的激励下，许多雄心勃勃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都立志直接打入舰队街。这是一场阶级接管的开始。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一旦意识到新闻行业可以带来高收入与高地位，就开始从工人阶级的手里往回抢。连轴抽烟的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与曼城人发现自己先是开始雇佣这些更加圆熟之辈，然后就被他们排挤了出去。这些人在这个讽刺横行、国家衰退、电视讽刺节目广受欢迎的时代可谓如鱼得水。牛剑背景的电视明星、剧作家以及澳大利亚讽刺笑星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这一时期模棱两可的特质得到了一部小说的完美表现。人们一般以为所有反映英国新闻界的小说当中只有两部算得上真正伟大，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这本由迈克尔.弗雷恩在1967年首次出版的《通向清晨之末》（9）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本则是很久以后才出版的伊夫林.沃的《独家报道》（10））弗雷恩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卫报》，与托马林基本上是同代人。对后院办公室与酒水横流的漫长午餐组成的旧日舰队而言，这篇小说可谓是一声道别。小说当中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大材小用的特刊主编戴森，他得到了在电视节目上露脸的机会。另一位则是老派新闻人艾迪.莫顿，二三十年代舰队街自我神化的见证人。

“‘我认识斯坦福.罗伯茨，’他说。‘不过当年我谁都认识，沃尔特.贝灵，斯坦利.弗利，瑞德福斯.提利——你随便说，我都认识……山迪.麦克艾力斯特在羽毛酒馆一拳打扁劳伦斯.厄顿的鼻子时我就在现场，他们俩动手的原因是厄顿声称斯坦福.罗伯茨在西德尼.卡宁汉姆的葬礼上喝酒……’”

莫顿的故事将这样滔滔不绝地继续了下去，他身边那些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年轻同事们则根本没有听进去。最后，戴森出于歉疚决定将老迈的莫顿请到酒馆里，“认认真真地听老艾迪讲一下，听他从时间的尘埃中将过往的生涯显露出来……”，但是当他向办公室的另一头看去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太晚了，莫顿在他想事情的时候已经死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Alfred_Harmsworth,_1st_Viscount_Northcliffe

（2）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Rees-Mogg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Day

（4）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dair_Milne

（5）http://en.wikipedia.org/wiki/Neal_Ascherson

（6）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Gale_(journalist)

（7）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Howard_(journalist)

（8）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holas_Tomalin

（9）http://en.wikipedia.org/wiki/Towards_the_End_of_the_Morning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Scoop_(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