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父亲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算顺利，参军三年里就荣立西南军区个人三等功一次,受到贵州省军区和遵义军分区通报表扬多次。1953年10月，转业到重庆兵工厂后,又被指派到厂长身边任秘书员，此后,又多次被评为重庆市的青年积极分子、先进生产工作者。但他入党的时间却相对较晚,对他的政治审查从1956年到1968年共立案调查搞了三次。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审查父亲是否有私放特务表兄黄仲文的行为；二是,审查父亲在就读贵州省贵阳省立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期间，是否与特务头子向贤书有过密切关系并参与破坏过学生运动。

第一次政审是从1955年7月正式开始,于1957年1月4日做出结论。第二次政审是在1963年的年初正式开始,到1964年1月结束，这次政审主要是了解父亲家庭成份。第三次政审则是从1968年11月正式开始,到1969年7月15日做出结论，但最后找父亲确认的时间则是1978年12月25日。政审的问题对于父亲就是一座如山沉重的包袱，始终被动地承受着压力和痛苦。

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

据重庆兵工厂党委审干领导核心小组的调查报告披露,1955年7月进行审干期间,厂党委收到贵州赤水县城关区委转来该区居民何树生、徐元义的揭发材料,反映我父亲在解放后担任城关镇十二段（街区）农协会主任时，与其姑表兄、伪赤水县工会理事长黄仲文继续保持联系,并在县公安局要逮捕黄仲文时,给黄仲文透露消息，致使黄仲文寻机逃脱，直到次年才从四川泸州市一家水柴厂将其逮捕归案镇压。何树生另外还提供了一份材料指证,黄仲文逃跑时是由城关镇西门出城的,当晚就躲在我爷爷家里，第二天晚上又到其表弟家吃完饭后潜逃的。

收到这些材料，工厂审干部门很快拟定了调查提纲,重点要查清我父亲是否于1950年12月参军,1951年2月14日逮捕黄仲文时，他是否还在老家任农协会主任并与黄仲文通过消息；黄仲文逃跑时是否到其家中住过一晚上,有无包庇行为。

调查取证主要是发函给赤水县委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但重要线索仍由工厂审干部门负责派人查证。这一来二去,耗时甚多。

二

在调查我父亲何时参军问题时，曾任赤水县公安局干警的罗登玺出面证明我父亲确实于1950年12月在赤水警卫营参军的。根据他的说法,我父亲当时刚从城关西河街十二段农协会主任的位置上辞职，主动向其提出参军的意愿。罗登玺说他对我父亲印象较好，便答应帮忙并找到赤水警卫营营长许辉先推荐，许营长听了介绍后便同意接受我父亲参军。调查人员又找到接替我父亲于1950年12月担任十二段农协会主任的何定国了解情况。他明确表示我父亲参军时的家庭情况证明是他盖章出具的。黄仲文逃跑时,他是段上的农协会主任。县公安局要逮捕黄仲文并没有通知区委、街道的干部。他认为我父亲事先不会知道公安局要逮捕黄仲文的事。调查人员又找到举报人何树生要求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何树生则说，黄仲文逃跑后到我爷爷（我父亲此时未分家）家里住过一晚上的事儿，他是听我爷爷家邻居曾留富、周汉青、杨国章母亲说的,他没有看见。而杨国章的母亲郑隆元向调查人员证明，黄仲文是1951年2月24日逃跑的，他没有来过我的爷爷家里。调查人员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发现杨家与我爷爷家只有一道薄墙相隔,那边说话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的。曾留富、周汉青也向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没有看见过黄仲文逃往我爷爷家。

时任城关区六段农协会主任的刘海江提供证言说,黄仲文逃跑后不一会，他按照上面的布置安排人员监视与黄仲文有亲友关系的人家。我爷爷家被监视了一周左右,没有发现黄仲文去过。当年负责执行逮捕黄仲文的公安局民警朱培根向调查人员证实：“要去抓黄仲文的事,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黄仲文看到我们后谎称要进内屋穿袜子，他把内屋的墙推倒跑脱的”。至此,真相大白。工厂审干部门作出结论,认为我父亲私放黄仲文并在其家里住过一晚上之事毫无根据,完全可以否定；本人与反革命表兄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然而到了“文革”时期,何树生于1968年12月26日又向工厂外调人员表示,他认为我父亲对黄仲文逃往家里住过一晚上的事儿是知情的。他举证的理由：一、他与黄仲文是亲戚关系；二、他刚参加工作,思想不一定坚定,他很可能会通知黄仲文跑路的。所幸,调查人员经过深入取证核实，再次否定了何树生的说法。

何树生为什么要凭借道听途说的传闻检举我父亲呢？老邻居郑隆元老人在证明材料中坦言,我父亲在担任十二段农协会主任期间与同在农协会当干事的何树生等人不和,何树生是因为私怨搞的检举。

解放初期的1950年,赤水县城关区将甲改为段,每段成立农民协会，其主任由群众普选产生。父亲当时才20岁,有文化,有热情,所以被居民推选当上了人民代表和段农协会主任。父亲1955年10月所写的情况说明材料是这样说的：我干段上的工作很卖力,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区委至县委都有人知道我的。于是,我开始自满了,认为段上的工作成绩主要是自己干出来，办事也就有些独断了。对既出不了什么主意,又不愿多干活的邓副主任、何干事等有点看不起,他们也不配合我的工作。不久,我提出成立合作社发动居民入股做杀猪卖肉的生意,赚的钱按股分红。选举经理时,邓、何都想当,到处拉票,但选举中多数人还是投了我的票。从此，邓、何等人就到处说我的坏话,还向区公所告状。

父亲从学校出来只是在乡村小学教过半年书,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对于人情世故缺乏体会,性情过于刚直、自傲。何树生等比父亲年长近十岁,做过多年的小生意,解放前还干过土匪线人,他认为自己比我父亲要更胜任段人民代表和农协会主任。自合作社经理选举后,何树生在表面上与邓海云、周汉青等拉开了距离,却与父亲走得近。实际上,他等待的是寻找一击而中的机会。一天,有人密报我父亲，说邓海云与僧人戒高、伪甲长周汉青和何成武等人正在戒高的庙子里开会商量如何整你。父亲一听，火气骤升,立即冲进小庙把记录本抢在手里,又拉着邓海云等人到区公所说清楚。恰巧区公所当值的鲁正良副区长与我父亲是在乡村小学的同事好友,他对父亲的处境是清楚的,听说邓海云等人密谋整我父亲,当即掏出手枪叫人把邓海云等人关在区公所一间小屋里交待问题。邓海云等人到第二天早上就放出来了，然而,他们对父亲的仇恨也升级了。

1950年10月19日,父亲结婚。当天，父亲从合作社买了十几猪肉和几斤猪尾拿回家办婚宴酒席，言明欠的尾款到年底结账时从其应得的红利抵扣，何树生在场。此事过后，何树生与邓海云等就到居民中散布我父亲贪污了合作社的钱。父亲闻之大怒，他拉上邓海云等到区公所说理,这回出面接待的区干部叫张启坊。此人原是资本家赵君武的跑腿，父亲在段上工作时对他看不大起，曾讽刺张是资本家狗腿子。再说张启坊听了双方说明情况后,对父亲说：你成份虽好但不是农民出身,工作上又自大,不适合干这个工作了,另外再搞选举。父亲气盛，没有辩解，只说了一声我辞职，便夺门而出。后来，区里就指定何定国代理段农协会主任。但,何树生等人散布的我父亲因贪污而被选掉的舆论影响很大。当时连父亲的一些朋友都以为他是因为贪污而下台的。实际上,当时的上级并没有这个结论。何定国在段农协会主任位置上干的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何树生替代。何树生当上农协会主任不久就布置治安委员徐元义写有关黄仲文逃跑的材料,指示他一定要写上黄仲文逃跑的当天晚上就住在我爷爷家里。徐元义后来对外调人员说,他分析黄仲文并不知道公安局要抓他,如果他早知道就不会等公安人员上门时才逃跑。黄住东门而我爷爷住西门,黄不可能公然穿过大半城区跑到西门去躲藏。他认为，何树生这样搞是为了整人。

父亲也同样没有料到,他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农协会主任，因为自己瞧不起别人的态度，因为挡了别人进取的通道,就惹上了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敌人。世间事,无奈啊！

三

父亲直到去世,虽然嘴上没有多说什么，而内心始终认为,他之所以被牵连到黄仲文逃跑事件之中，主要是其光前表哥当年“向党交心”时主动交待的结果。现在看来,这是天大的误会！

1956年5月8日,光前老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指出我父亲与黄仲文虽是姑舅表亲,但平常很少往来，并强调我父亲在公安局抓捕黄仲文时正在遵义出差,他估计其“可能不晓得”。同年10月11日所写的证明材料中，他认为,我父亲家在新西门的大路边上，门前一目了然，黄仲文若从大门进出,隔壁邻居肯定看得见,若走后门又无路可通。光前老表又指出反映我父亲与黄仲文逃跑有牵连的邓海云、周汉青等几个人，历史上与之有个人恩怨，他们这样搞有可能是捏造报复。在材料中,光前老表坦承,他与黄仲文往来不少；黄仲文逃跑前找过他,但他并没有答应对其提供什么帮助。以后历次调查,光前老表都坚持自己的判断。

1968年到1969年,工厂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又找到当年的检举人和知情人进行更为广泛而细致的调查,最后结论再次否定了何树生等人的指控。这是难能可贵的。父亲对当年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调查人员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黄仲文本人后来被捕直到被枪毙,其口供材料都没有说过我父亲曾给他通风报信，否认其逃跑时曾在我爷爷家住过一夜。他在交待自己如何逃跑、躲藏的经历时,来龙去脉讲得非常详细。黄仲文本人故事,就不在本系列详述了。

黄仲文事件只是我父亲两大政治包袱之一,还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就是父亲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向贤书的关系。这个麻烦是怎么惹上的呢？可以说是父亲在乡村小学教书时与好友“吹牛皮”惹出来的祸事。详情如何,且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