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民党特务的口供：为了混碗饭吃才干上这行 -- 潇洒书生

提起“特务”二字，许多人的脑海里很快就会浮现出徐鹏飞、甫志高等银幕形象，认为干这个行当的家伙大都是歪瓜裂枣或妩媚妖娆之辈,吃喝玩乐,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并且大多娴熟射击,粗通技击。我过去也是这样认识的。

近来,因撰写“我的父亲系列”，我查阅到了一些涉及特务分子的口供文字和外调材料，对于特务队伍的复杂性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不再认为特务分子个个面目狰狞，皆擅飞檐走壁。当然,其中确实不乏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之辈。

真实的情况是,国民党军统、中统组织成员大多并无高强的专业本领，或坚贞不屈的政治品质。其组织创立之初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受过情报专业的系统培训，如蓝衣社骨干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均为军校出身,如中统头目徐恩曾则是理工科教育背景。戴笠主持军统局后,倒是非常重视专业培训工作,在多处开办了业务培训班，训练出了大量特务人才。但,无论中统、军统,更多的特务人员并未受过系统的情报专业训练。

我在“我的父亲系列”提到的中统特务黄仲文，早年随其父修道,成年后以道士身份替人算八字、观风水谋生，要吃饱饭都很困难。再以后,混入当地袍哥义字旗当上了小头目，再经义字旗大爷介绍进入县保安队担任中队长,被中统看中并安排当上了县工会理事长。黄仲文在解放后所写的交待材料中说,他当初积极加入中统就是为了找一个靠得住的后台，能够混一个温饱。我爷爷1957年所写的证明材料中说，黄仲文当上县工会理事长以后，除了动不动操几句官话并有机会贪些工人的血汗钱，没觉得他与过去做道士时有多大的变化，家里面只是不再吃了上顿没下顿了。曾任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三科总干事的朱桂生也说,他从学校毕业后很难找到稳定的职业,经长辈介绍才进入中统组织，那时的中统机构是挂在各级党部里面，说在党部工作挺有面子的。对于基层的许多特务来说,干这行与当警察、保镖、打手、线人并无太大差别。朱桂生说,干这行每月关饷（发工资）到手的钱并不多，仅够个人温饱。要养家糊口,就得干点别的事。为了多拿奖金,也就少不了干些杀良冒功、栽赃陷害之类的勾当。

曾任贵州省党部调查室干事的徐瑞乾在口供中说,在调查室工作的人其实不多，开展活动主要依靠关系人,抓捕之类主要是靠军警打主力。调查室因为人少,其杂务都是雇佣工友来做。解放后,这些线人和工友都被戴上特务帽子成为打击、审查和控制使用的对象。徐瑞乾、朱桂生的上司向贤书曾在交待问题时说,他在中统局本部任处长时,与不少的中共叛徒打过交道。中统利用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熟悉共产党的情况，但对这些人并不放心,安排必要的监视是常有的事。向贤书说,他的枪法较差,也很少训练。在行动支队当队长时,手下精通武功或枪法的很少。

我看到的大量材料反映的事实中可以归纳出几个观点：一、国民党特务中的大多数并无特殊的品质和特别的技能；二、大多数成员投靠特务组织并非因为什么政治觉悟和坚定信仰,而主要是干这个行当比较有安全感（不大可能受一般人欺负）、收入也还过得去。

所以,喜欢现代影视作品国共暗战双方灯红酒绿、高来高去场景表演的看官，只把这些当成虚构的夸张手段即可。如果说这些影视作品的描写有什么地方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之处,那就是对被捕人员的处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