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终需要流――驳所谓的“曲线救国” -- 燕人狂徒

日本在伪满强制推行的移民政策 转贴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推行移民政策。以军事入侵为先导，以移民入侵来巩固它的军事占领，为新的军事扩张做准备，目的是吞噬和兼并我国的领土。

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并不是起自九一八事变。早在1915年，日本政府就组织了19户48名日本移民，迁往现辽宁省大连市金县魏家屯的西海岸地带，建立了一个叫“爱川村”的实验村。后来一直不断地向中国移民，到九一八事变前有1457户。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进人了武装移民阶段，他们把移民叫做“国防移民”或“屯田兵”。1932年9月募集了“特殊移民”492人，经过训练，编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每人配备一只步枪，整个队伍还配有两门迫击炮、三挺机关枪，组成了“弥荣村”开拓团。

1933年6月，日本政府进行第二次“特别移民”的募集，选拔了500人，经过培训，到达永丰镇南约10里的七虎力地方，由于这一地区掀起了反抗日军掠夺土地的斗争，移民们迁到别处，组成“千振村”。

第三次的“特别移民”是在1934年10月16日由日本贺港出发。因为第二次“特别移民”受到严重打击，使很多日本人害怕走移民之路，所以只募集到259人。第三批移民到达绥棱县北大沟，组成日本移民村“瑞穗村”。团员们也都配有武器，团部设有机枪，是个全副武装的移民团。

日本关东军为了总结三次移民的经验，以确立《满洲农业移民基本方案》，就在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6日于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组织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并且在会议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具体方案。

第四次“特别移民”的先遣队，大约有100人到达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哈达河进行先期建设工作。1936年3月第四批“特别移民”团到达，入殖城子河地区310户，入殖哈达河地区190户，两处的移民一共侵占了中国农民的土地为623町步（每町步约等于0．9972公顷）。到了第二年就扩大到700町步。

1935年第五批“特别移民”的200多名先遣队分别到达密山县的永安屯、朝阳屯、黑台、信浓等4个地区，进行先期建设。1937年2月起，第五批“特别移民”陆续侵入移住地点。移入永安屯的有298户，移入朝阳屯的有278户，移入黑台的有212户，移入信浓的有212户。一共侵占了中国农民的耕地水田有381町步、旱田有985町步，一共是1366町步。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地区推行“特别移民”政策，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日伪统治不断遭受到沉重打击，仅仅靠日伪的军警来维持社会安定，显得力不从心。大量的移民人殖，可以配合关东军，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成员，主要是以退伍军人为主，每人一支步枪，每村配备迫击炮和机关枪，在警备上相当于屯田兵制的组织。况且，退伍军人本来训练有余，有自卫和作战能力，所以他们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的特别移民，在军事上、治安上有重要意义。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民生产总值急剧下降，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迅速增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转嫁危机，日本政府急于向海外移民。又由于日本政府的宣扬和诱导，许多日本国民既是受到武土道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到中国来是为日本天皇效忠。另外，也是生活无路，想借此摆脱困境，做着到中国发财的美梦。

到了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已不局限于招募退伍军人，而是扩展到农民。想让日本人能在“伪满洲国”扎根，永远居住在中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

就从那时起，日本政府提出了向满洲移民百万户的计划，打算在20年内，每5年一期，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共移民100万户，占用耕地1000万町步。使东北地区的人口达到500万，日本人占10％。由于日本战败，这一计划没有全部实现。

日本侵略者把移民分为三条开拓地带。最北面为第一线，担负为国境上的日军提供劳力、粮草、兵源等责任，成为兵站基地；第二线在第一线后，发挥维持后方治安的作用；第三线在最后，担负保卫重镇、护路等任务。在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日本侵略者还对本国的青少年进行移民和开发满洲国的教育。并且组织日本国内学生“实习团”，到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村参观、义务劳动，增加亲身体验，以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影响更多的青少年走上移民的道路。

日本侵略者用移民的方式，剥夺中国东北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源――土地。到1944年末，开拓移民占有中国土地约152．1万公顷，占当时东北地区耕地的l／10。

根据资料记载，日本政府对中国40年的移民侵略，移入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大约有35万人。其中有8万人以上应征入伍，1．1万人战死和自杀，6．7万人病死，1．l万人下落不明，回到国内的也只有18万人。

日本移民人侵后，给我国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带来极大危害。他们对周围的中国群众施加暴行，殴打中国农民、枪杀牲畜、窃取干草，甚至致人于死。但是，开拓团成员与关东军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日本的普通老百姓，由于受到当局政府的威胁利诱，走上开拓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中间某些人的暴行，也是受到日本法西斯主义影响和民族离间政策的蛊惑。我们中国人民向来把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及其制定者和广大人民区别开来，也决不把开拓团的一般成员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

日本在伪满洲国进行的经济资源掠夺 转贴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作为基地，企图向北进攻苏联，向南侵占全中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兵力有2万多人，到了1937年有6个师团，1940年有12个师团，到了1941年8月，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部署的兵力达到近85万人。并且修建了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战地工事，而修建这些工事的全部费用都由伪满政府承担。从1934年―1945年8月此项经费竟然高达4．5亿元。日本帝国主义不断集聚军事力量，为进一步侵略全中国做准备。

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掠夺东北的各种资源，把东北变成日本的军事基地和物资后援，进一步侵占全中国。所以就先从夺取经济命脉入手。

铁路是经济的大动脉。日本人从1906年起就从沙俄手中夺取了若干条铁路线，成立了“南满铁道股份公司”。九一八事变后，逐步抢夺中国政府经营的铁路和中外合资的铁路。1931年10月10日起，关东军向“满铁”交待“委托经营”。东北铁路大权全部落到日本人手里。大连是东北物资进出口的地方，一直由满铁经营。伪满政府成立后，就把海口运输和内河运输的权力全部委托给满铁。空中运输则由“满洲航空服务公司”垄断。伪满政府成立后进占邮政局。1933年开办了“满洲电话服务分公司”，垄断了全部通讯业务。

海关和税收：东北的海关由设在上海的外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管理，作为庚子赔款和其他外债的抵押。日本与伪满同上海的总税务司多次交涉，都被拒绝了。但在大连海关内，关长和税务司司长都是日本人，职员中70－80％是日本人，伪满就利用这些人，先是不再把关税上缴给总税务司，然后赶走了欧美籍的官员，夺取了大连海关。继而又夺取了其他海关的盐税和专卖权。

银行：我国东北地区原来就有被称为“四行号”支撑东北金融的四个金融机构：

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政府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

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派兵占领各银行，洗劫一空。抢走东三省官银号库存黄金十六万斤，抢走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资金达1．4亿元。

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正式开业，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实行掠夺行动。当他们觉得成效不像当初预想的那样，就在1937年5月1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更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掠夺就开始了。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在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中，把许多重要的产品指标，都做了大幅度的提高。如：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向日本运送112万吨；生铁由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向日本运送152．2万吨；煤炭由2716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向日本运送600万吨；液化煤由80万吨增加到177万吨；挥发油由82．6万吨增加到174万吨，向日本运送145．3万吨；铝由2

万吨增加到3万吨，向日本运送1．625万吨；汽车由4000辆增加到5万辆；飞机由340架增加到3万架。

以上计划的修改，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大幅度增加，更是使整个生产计划成为日本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实质上就是军事掠夺的计划。

1941年9月，为了支持侵略战争，伪满政府又正式确定了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更着重于掠夺战争资源。与第一个计划相比，第二个计划首先要确保“供应日本”的物资，特别是钢铁和非金属等。

鞍山和本溪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掠夺钢铁资源的两大据点，而对这两个地区钢铁资源的掠夺，也并不是从日本实施他们的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开始的。

1931年鞍山的生铁产量是27．6万多吨，仅次于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的产量。1933年日本拓务省准许满铁把鞍山制铁所的设备，转给由满铁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以原来鞍山制铁所的3座高炉为基础，扩建炼钢设备。到了1937年，生铁的年产能力增加到70万吨；钢锭年产能力达58万吨。到了1943年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生产能力达133万吨。

1931年本溪湖的生铁产量是6，5万多吨，到了1944年生铁产量为37万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年产生铁256万吨，伪满年产生铁约70万吨，总计是326万吨；钢，日本产量是648万吨，伪满50万吨，总计698万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从我国东北大量掠夺战争资源，扩充军备。

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蕴藏在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1932年满铁地质调查所经过调查，推定全东北煤的埋藏量是48亿吨。伪满后期，满洲炭矿公司经过调查，推定全东北煤的埋藏量超过200亿吨。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就霸占和掠夺东北丰富的煤炭资源。日俄战争以后，有些煤矿就被日本人接手，其中最主要的是抚顺。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占领了抚顺后，又对另一重要的煤矿阜新煤矿（原称新邱煤矿）进行渗透，窃取了矿权。

九一八事变前，在我国东北的煤炭生产中，日本经营者的煤矿处于垄断地位，而抚顺煤矿又处于绝对优势。据统计，抚顺煤矿的煤产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可达七八百万吨，1929年竟有851．9万吨，占东北煤炭总产量的69％。如此大产量的煤炭在东北市场上销售量并不大，而是被输出和运往关内各地销售，其中最主要的是运往日本。抚顺煤运往日本国内的数量占煤矿总输出量的50％，能占到日本煤炭进口总量的60―70％。在1929年当年运往日本的煤是188万多吨。

九―八事变以后，煤炭产量持续增长，1937年达1034万吨。抚顺煤在很早就被日本海军作为特别规定来使用，日本最大的海军工厂吴工厂，几乎全部使用抚顺煤。据说，制造大炮和军舰甲板的用钢，必须用抚顺煤来冶炼，其他的煤都不行。当时，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有炼钢用的煤气发生炉20多座，如果使用抚顺的中块煤，开动12座就足以够用，而且煤气的使用标准稳定。抚顺煤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业煤，日本称之为“东洋的标准煤”，并且以抚顺煤作标准，来判定其他煤的优劣。

在日本的经济中由于缺乏石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的一大障碍。同煤炭一样，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不是从伪满时期开始的，只不过到了伪满时期更加变本加厉罢了。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的全面掠夺，其中最有规模效应的是对抚顺的页岩油的掠夺。

抚顺煤矿的页岩油在煤层的顶端，藏量达55亿吨，可开采原油3亿吨，等于美国当时天然石油藏量的1／5。如果每年消耗重油400万吨，可以供应75年。所以，日本对抚顺的页岩油资源十分重视。1931年生产的粗油有6．3万余吨。1935年年产粗油能力至14．5万吨。1942年，抚顺煤矿两制油厂的设备能力是年产粗油30万吨。而在1944年实际粗油产量是20．4万吨。

伪满时期，东北就有耕地1700多万公顷，可耕荒地1600多万公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居民的80％，主要谷物的产量达1870万吨，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良好，是世界闻名的产粮地区。但是，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动荡，局势不安，天灾人祸，农民大量弃农，耕地荒废。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庞大的战争需要，不断加强对粮食的掠夺，企图将东北变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强制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粮食实行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售粮。他们对农民预付很少的价款，如在1941年时，每100公斤1元，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规定最高的“出荷”量。到了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农民如数交粮。如果有私人买卖粮食，一但被警察或密探查出，不但粮食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如果有人隐藏粮食，一旦查出，“便照情节”处理。

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半被强迫出荷，剩下的还要留作种子、饲料和交租，真正能够当作口粮的粮食就没有多少了，要是再遇上灾荒年，农民们只好将口粮、种子和饲料统统交出去，辛苦一年，仍要忍饥挨饿。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特秘发第568号内曾记载有这样一段文字：“北安省望奎县因粮食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黯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五月十日至二十日仅在五户人家中便有三十多人自杀。”

日伪当局搜刮掠夺来的粮食，“绝对优先地确保军需和对日供出”。据记载，日本要求伪满为其供应的粮食量是：1942年220万吨；1943年250万吨；1944年270万吨；1945年300万吨，逐年增加，再要供应朝鲜和华北。由于所剩的粮食极少，对居民就采取低标准定额“配给”。强制压低居民的粮食消费，以保证日本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

配给粮食的标准定量是很低的，而且逐年下降。对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配售标准与中国人不同，对中国人配给的粮食数量更低，而且品种次，经常中断。广大群众忍饥挨饿，不仅造成人民健康状况严重下降，疾病和死亡率急剧上升，致使许多居民因不堪忍受饥苦，而自杀身亡。据日本驻佳木斯宪兵队高508号文件中记载：伪三江省鹤立县有三百人因无食粮自杀。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还强制征集摊派大量的劳工。

据调查，1941年日伪当局就征集使用劳力共计195．3万人，加上伤病死者，达200万人以上。日本帝国主义每年征集200万以上的中国劳工，其中据关东军的资料记载，1942年军方所需劳动力约40万人，其中华北劳工占4万人。劳工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在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受奴役。

日伪强制征集劳工的手段是连蒙带骗，甚至强抓。运送劳工时就把劳工装上闷罐车，锁上铁门，吃饭睡觉都不许出来，有些劳工，等不到下车就死了。曾发生过在某一车站，有一闷罐车的劳工，车门上了锁，被甩在一个闲道上，两天的时间都没人管，等打开车门一看，已经全部冻饿而死。

劳工到了劳动地点，生活条件极差。睡的是“窝棚”，冬冷夏热。有的地方平均1平方米要挤4个人。工人们身下铺着草包，身上盖着麻袋，头枕砖头，垌着腿睡觉。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经常被冻醒。伙食恶劣，据幸存者回忆，一天三碗高粱米饭和一点咸菜，有时每顿都是稀粥，甚至断粮。在伪满后期，广大工人和贫苦农民，常常以糠荣和橡子面糊口。如此的生活条件，劳动强度却是非常人所受，平均每天劳动时间是9至10个小时，甚至达11小时。还有最高的能达14个小时，使得大量劳工伤病死亡。一个日本战犯供认道：“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在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四万名劳工出现了约三千名的死亡。”在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到处都有埋葬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

日本侵华战争对东北的依赖

沈阳兵工厂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多元的奉票和小洋。

日本大陆作战的步枪、山野炮的45%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弹药的70%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迫击炮和掷弹筒由于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的设备先进，所以在华日本陆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基本全由沈阳兵工厂生产！

以沈阳兵工厂为例，九一八当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日后沈阳兵工厂成为在华日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在1944年空袭前光轻武器的月产量是步枪6000枝，轻机枪80挺，重机枪60挺火炮的生产能力：38式75野炮、41式75山炮、94式75山炮、92式75步兵炮、88式75高炮的月产量都能达4－8门，94式37平射炮30至50门，81迫击炮10门到20门子弹月产150至900万发，炮弹3万至5万发，手榴弹7至15万颗，250公斤飞机3万到4万无烟火药30－40吨，黑火药250－500吨，硝安炸药200－450吨，曹达3吨至5吨，漂白粉20－30吨，硝酸100吨到300吨

• 当然不无故，但问题是什么故。
• 问题是你认为怎么算负责。
• 看看这个再说有没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