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李唐王朝自618年起统治中华帝国。在其最为兴盛的时期，唐朝很乐意为任何一种看上去不会威胁王朝统治的宗教提供一席之地。这一态度为635年前来传教的阿罗本主教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基督教从此在中国踏上了起伏不定的命途，历任皇帝的喜怒心境或对外政策都会对基督教造成影响。但是到了八世纪中期，一位在内战中军功显赫的将军成为了基督教的庇护人，使得基督徒在中国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若干世纪之内都不会再现的有利地位。正是在这段充满希望的时期里流传下来了一座精美而富有意义的东方教会纪念碑。这块碑的质地是黑色石灰岩，高度约为十英尺。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另一批耶稣会会士听说这块碑石重见天日（具体地点如今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很可能是周至县的大秦寺遗址）的消息时理所应当地着实激动了一把。碑石四周环绕龙纹，上覆十字，碑文以汉字与叙利亚语共同写成。碑文柔顺流畅地纪念了自635年以来帝国当局赋予基督教的恩遇，以及当前基督教主要庇护人郭子仪将军的恩德。这段碑文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且富有政治选择性的记述。除此之外，碑文还大胆地陈述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当中的传播情况，对基督教信仰进行了颂扬，还以优美的诗歌赞颂了“三一”的上帝与“分身”的基督。今天这块碑坐落于西安碑林，无论是乍一看去还是仔细端详，这块碑都与碑林里的其他碑石别无二致。*27*

还有很多迹象可以表明东方教会作出了切实的努力，试图用异质文化当中的居民能够理解的说法来解释基督教的信息。这块制造于781年的石碑表明，基督徒们意识到了使用中国人所熟悉的道教术语来传教是很好的策略。毕竟，道教相信人性本善，而二性论基督教则强调基督本质当中有别于神性的完全人性，两者不乏暗合之处。不过二性论同样也很乐意按照中国人眼中另一种异域宗教的范式来改变自己。佛教此时早已在中国拥有了巩固的地位与广泛的尊重，于是阿罗本和他的继承者们也按照佛经的说教模式来展现自己的信仰，他们甚至不惮于将佛教也当做一种特定形式的真理，尽管这种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借用了佛教专用尊号的阿罗本在《移鼠迷诗诃经》（Jesus Messiah Sutra）中这样写道：

“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罗汉。谁见天尊在于众生。无人得见天尊。何人有威得见天尊。为此天尊颜容似风。何人能得见风……在天皆诸佛。为此风流转世间。风流无处不到。”

在这里他似乎真的想让人们认为佛教的教诲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圣灵的启发。他在《一神论》（Discourse on the Oneness of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当中注意到，由于魔鬼作祟，使得人们“难为解说，难得解脱”——“解脱”二字当初就是中国佛教界翻译梵文作品的产物。传教士们采用了大量此类术语来争取听众的认同。在《世尊布施论》（Lord of the Universe's Discourse on Almgiving）当中，阿罗本对于“天尊”的主题如此热情，以至于提出了吟诵基督教信条的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救赎的真实可能性：

“所以于汝向有信者，作诸功德者，谁依直心道行者，得上天堂，到快乐处，无有尽时。”*28*

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基督教或者说景教有着在基督教历史上极为少见的特点，即对于其他主要宗教的神性诠释持开放态度。或许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上一次与如此古老深奥的智慧打交道还是在二世纪，当时应对的是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那次遭遇彻底改造了基督教。现在基督教首次同时遇到了好几套高度发展的宗教体系，而其自身在这个陌生环境当中又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力量。此外东方教会的扩张载体是叙利亚商人，而这些人讨价还价的本事在整个亚洲都享誉盛名。因此景教如此热衷于神学层面的迁就让步并不令人意外。

二性论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在于整合进入中国社会也就意味着依赖这个社会当中的权力体系。就像东方教会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好运往往不能持久。九世纪中期唐武宗针对一切他认为来自异邦的宗教发动了打击，基督教自然未能幸免。907年唐王朝灭亡时，一直担当教会生命线的西向商路也遭到了阻塞。就当时而言，通过传教来复兴教会的可能性已经破灭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或许是因为东方教会始终没能忘记自己在中亚乃至在中国的悠久传承，历史又为中国的东方教会提供了第二次机会。这一次基督教又差点实现伊斯兰教早已落袋为安的目标：赢得一个成功军事王朝的忠实支持。这次差点得手的传教活动历时长达一个多世纪，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当中。这个民族的迁徙塑造了欧亚两大洲的历史，也塑造了基督教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