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直到近现代初期为止，基督教在非洲各地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并日渐衰落，北非海岸地区以及努比亚的基督教最终无可挽回地消声灭迹了。北非教会是拉丁语基督教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据点，也是特图里安、居普良以及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老家。北非教会值得称道地挺过了七世纪九十年代的阿拉伯征服，在特定地区继续存在了五个世纪。但是自从四五世纪多纳徒派以及与地中海地区教会联系密切的公教会精英阶层翻脸以来，非洲当地的教会团结再也没能恢复。最终到了十二世纪，极其不宽容的阿尔蒙哈德对于犹太人与基督徒提出了集体皈依伊斯兰教的强制要求。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北非教会一直坚持至少在正式场合使用拉丁语：人们在的黎波里以南发现过十一世纪的墓碑，碑石上的铭文尽可能地使用了拉丁文，尽管“vixit”（活的）被拼成了“bixit”而“vitam”（生命）被拼成了“bitam”*44*。北非教会坚持使用这种代表了一个逝去统治阶级的语言而非当地的柏柏尔语，这种做法与坚持采用科普特口语的埃及教会形成了明显对比。不过必须考虑到科普特人数量足够多，而且也是埃及社会主流的一部分，结果到头来他们同样也采用了阿拉伯语作为祈祷与礼拜用语以及日常对话用语

与东方教会的情况类似，科普特教会的宗主教们也不得不居住在阿拉伯人新近成立的埃及首都当中，首先是福斯塔，后来到了十世纪后期法蒂玛王朝建立之后又搬到了开罗附近。科普特人的一性论信仰意味着他们的穆斯林主宰一般来说并不会将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等同起来，因此对他们比较宽容。1004至1013年期间哈里发阿尔-哈基姆倒是的确发动过一次迫害，不过这次事件完全是例外。迫害期间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遭到了拆毁——这座教堂正是点燃十一世纪拉丁语基督徒重新夺取圣地的狂热活动的火星之一。哈基姆的非典型迫害政策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精神失常，最终他竟然以真主安拉自诩并死于愤怒的穆斯林同胞之手。*45*

拉丁语基督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更严重也更难挽回的麻烦。1250年在埃及掌权的马穆鲁克武装集团原本是奴隶兵，于是他们通过捍卫伊斯兰教来获取自我认同。尽管科普特基督徒们对于将他们视为异端的西方基督徒十字军或者在他们看来更青睐聂斯托里异端的蒙古人都很不以为然，但是此时的埃及穆斯林及其统治者们很容易将任何教派的基督徒全都当做第五纵队的成员。尤其是十字军与蒙古人在在十三世纪真刀真枪地入侵了埃及。就像在中亚一样，十四世纪也成了科普特教会在埃及陷入衰落——尽管并未在此彻底消失——的转折点。1354年的埃及爆发了一场特别凶残的反基督徒大屠杀。教堂遭到拆毁，犹太人与基督徒都遭到暴民的胁迫，要么口不应心地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教，要么就被活活烧死。与此前的几次反基督徒暴乱不同的是，这一回基督徒们基本上无处容身，因为迫害活动席卷了埃及全境而非局限在开罗城里。*46* 基督徒们被迫害者驱离了埃及最肥沃的土地，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了难民。*47* 到了十五世纪，走投无路的科普特教会暂时同意与拉丁语西方教会结盟。当时拜占庭皇帝也试图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促成罗马与希腊语东正教之间的类似结盟。但是但是很快科普特教会就意识到这种结盟行为对自己没什么好处。*48* 他们在接下来三百年里的存续完全靠得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以及对于古老修道传统的支持，大部分教会组织只能在最为偏远贫困的地区勉强立足。

在北非、埃及以及亚洲的基督教几乎全部遭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时候，只有埃塞俄比亚依旧遗世独立，崎岖的地形与远离伊斯兰教腹地的位置保护了这里的基督教王权。但是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在红海与阿拉伯地区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而且其处境也一直不甚稳固。十世纪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位名叫古底特的女酋长发动叛乱，据称她向手下叛军下令，让他们尽可能破坏王国境内的教堂与基督教生活方式。只有地处埃塞俄比亚最偏远地区的早期基督教建筑才得以幸存，这其中最为非同一般的的所在就是阿克苏姆附近的德布勒达摩岩顶修道院。这是埃塞俄比亚修道制度的最早根据地之一。教堂修建在高山峭壁的顶部，至今依旧必须依靠攀援崖壁铁索才能抵达。如此麻烦的安排，再加上自古底特之前的埃塞俄比亚历史记录几乎被破坏殆尽，使得任何重建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历史的尝试都只能是揣摩推测而已，面对着大堆大堆的浪漫主义谬见，人们必须以坚定无情的态度来对待确有的证据。不过现已掌握的确凿事实虽然只有一鳞半爪，但意义已经足够重大了。

有一段时期埃塞俄比亚与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完全隔绝，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亚历山德拉派遣而来的主教，因此与世界范围内的使徒传承体系也失去了联系。当地能搞到的神学作品内容大多经过斧凿增删，因此不甚可靠。于是当所谓的以诺一书在其他基督徒那里完全失去了可信度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却将其当做了正典经文的一部分。以诺一书在埃塞俄比亚信仰传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份文本为皇家史诗《列王荣耀之书》提供了素材。*49* 另一部地位显赫的文本是一部一性论教义选集名叫《魁勒斯》（Qerellos），主要内容选自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著作。但是尽管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确有联系，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关注重点与特质依然有着相当独立化（倒不是说有什么古怪）的发展路线。比方说在研读了众多科普特教派次经对于本丢.彼拉多的描述之后，埃塞俄比亚人决定这位主持了基督十字架钉刑的罗马总督应当向教会忏悔，应当在他们的宗教艺术当中得到颂扬。彼拉多在六月份得到了专属于他的节庆日，还在年度最重大节日主显节的礼拜词当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节庆期间教士们会吟诵诗篇里的“我要洗手表明无辜”诗句来应和彼拉多的言论。科普特人与埃塞俄比亚人并没有忘记彼拉多在耶稣遇害事件当中起到的同谋作用，但是在复述他的故事时他们令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在太阳隐去面容的那一天，他在各各他将三个人处以十字架之刑，而在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故事当中，他最终以死在十字架之上的结局呼应了耶稣的受难。基督的死活居然被当时的俗世权力机构玩弄了这么久，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使得基督徒们尴尬不已，而埃塞俄比亚的皇家教会则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缓和了这种尴尬情绪。*50*

在新兴的扎格维王朝（1137-1270）时期，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奉献了一大批大型基督教建筑，这批建筑手笔非凡，摄人心魄，足以与此前阿克苏姆的石柱相提并论：由天然巨岩掏空而成的十二座岩石教堂，位于扎格维首府拉利贝拉。这里今天只是一个小村落。当初在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交替的时候，一位扎格维国王逊位，而这些非凡的建筑就是进献给他的，此地也因此而改了名字。实际上这些建筑的修建时间绝对要比拉利贝拉国王的统治时间长得多。有些建筑的修建时间可能远远更早，全靠自身的坚不可摧才挺过了古底特发动的大破坏。据说拉利贝拉国王在朝觐过耶路撒冷之后就打算在自己的首都重现圣地风貌，借以弥补耶路撒冷于1187年再度落入穆斯林军队之手所带来的损失。正如埃塞俄比亚历史所一再展现的那样，今天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得知接下来几百年里的冥思苦想、一厢情愿与有意识政治解读是否掩盖了拉利贝拉最初的设想。总之这里与耶路撒冷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各他教堂当中有两座坟墓，一座是耶稣之墓，另一座则是拉利贝拉国王之墓，而圣墓教堂就位于拉利贝拉建筑群的核心。*51* 显然，彰显埃塞俄比亚基督徒自信心的新一轮纪念建筑兴建潮流过去之后，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生活也通过修道活动的复兴而得到了扩展。许多修士破天荒地前往埃塞俄比亚的中部高原并建立了修道群体，他们特意选择了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圣地作为自己的活动地点，并且极富英雄气概地展现了许多自我弃绝式苦修事迹，就像埃及与叙利亚的修道先驱们一样。整整二百多年时间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迎来了另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充满了竞争与斗争的时期，而这些苦修士们则一直身处风口浪尖。*52*

在十三世纪末，另一个王朝取代了扎格维王朝。这个王朝的创始人是耶库诺.阿姆拉克（1270-1285年在位），从他掌权时到他的孙子阿姆达.塞约恩（1314-1344年在位）执政期间，这个王朝逐渐恢复了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实力。埃及的科普特教会似乎相当反感新王朝的僭越之举，因此拒绝提供主教。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埃塞俄比亚人不得不求助于叙利亚主教来维护自己的主教传承不至于断裂。*53* 这种在国际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质疑态度必须得到妥善应对，于是阿姆达.塞约恩国王发动了一场长期运动，旨在借助所罗门国王的名头将新王朝的根基插入古代历史当中。阿姆达.塞约恩（“锡安之柱”）的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对于以色列的认同或许正是在这一阶段真正开始变得鲜明了起来。这一手法或许受到了《列王荣耀之书》的启发，而这部书现存文学形式的出现则很可能大致要追溯到1300年左右。*54*

后来的传统体现了耶库诺国王对基督教支持的重要元素：他对修道院扩张的主要活动家德布勒达摩修士埃雅苏斯.毛阿（“耶稣战胜”）表示理解。这是一个可能属实但无论如何都很方便的故事，因为有着独立神授权威与独立观点的修士一直都是“所罗门式”王朝的麻烦来源。埃雅苏斯.毛阿的主要门徒塔克拉.海马诺特（“信仰之树”）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苦修士，据说他平生花费了大量时间单腿站立在斗室当中，每年仅仅进食一次，食物则是一年一度由飞鸟衔来的一粒种子。后来他那条从来不接地的腿萎缩了，于是上帝赐予了他一对翅膀。*55*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故事表明他是一位强大的宗教领袖，拥有一座令人生畏的权柄武库。塔克拉.海马诺特是第一位在埃塞俄比亚宫廷获得关键角色的修士，他们的后来人还有很多，在宫廷当中担任修道总长（Echage）一职。这位官员对于教会生活以及政府都能行使很大权力，而这些权力本应属于主教，不过主教往往是个埃及老人，根本争不过他。

君主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紧张起来。修道院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现行体制抱有天然的改革热情，而且也未必总是欢迎宫廷与一部分修士领袖新近结成的紧密同盟关系。有一个万分纠结的问题至今依然令非洲各地的基督徒们头痛不已：这就是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之间的争端。教会急于废除一夫多妻制。尽管这种制度就摩西五经看来完全无可厚非，但是在新约当中却成了不可接受的行径。起初埃塞俄比亚君主遵循非洲当地传统，习惯性地娶好几位妻子。有一位巴萨罗塔.米卡尔（Basalota Mikael）修士就曾经凭借一腔蛮勇抨击过阿姆达.塞约恩国王一夫多妻且纳妾众多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列王荣耀之书》也坚持基督徒必须施行一夫一妻制。*56* 君主一方面向几家主要修道院慷慨赠与了大量土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住了他们的嘴，另一方面则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一夫多妻制。大多数埃塞俄比亚民众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并接受了随之而来的代价——他们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而且从结婚开始到所有妻子全部去世期间他们都不得参加圣餐礼。不过被圣餐礼排除在外的人们却变害为利，转而投入了热情高涨的禁食仪式当中。*57*

修士与修道院团体开始拉帮结伙，就像十二世纪西方教会当中发展起来的修士会一样。从十四世纪早期开始几百年时间里有一个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团体特别重要，名叫埃沃斯泰沃斯修会（House of Ewostatewos）。埃沃斯泰沃斯修士生前游历了埃塞俄比亚国外的广大地区，足迹远至亚美尼亚一性论地区，最终在旅途中去世。尽管这位团体缔造者展现了如此少见的世界主义作风，但是他的仰慕者们却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反映埃塞俄比亚教会犹太教研究的特定问题上：对于犹太教安息日与基督教礼拜日并行不悖的尊奉。这种做法招致了许多反对，最强烈的的反对呼声来自出身亚历山德拉的主教所鼓动起来的基督徒，因为这些主教见识过外界教会的做法。在拉利贝拉保存着一批木版铭文，据说是献给拉利贝拉国王本人的，其中最长的一篇就包括了对礼拜日的颂扬。这些材料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位国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过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关于这场辩论的发言，具体时间则不可考。问题的核心在于埃塞俄比亚教会究竟打算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多远，将其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忽略到何种地步。埃沃斯泰沃斯修会的修士拒绝来自亚历山德拉的主教的祝圣，他们有可能最终与基督教撇清了关系并发动了另一场思想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宗教运动，也就是前文提到的Falasha运动。

后来埃塞俄比亚最显赫的君主之一札拉.雅各布（1434-1468年在位）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安息日，由此确保了安息日的地位。雅各布将军事胜利与虔诚信仰结合在了一起，他本人还为自己的臣民们撰写过基督教教义指导。在他的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的有效控制范围再次扩展到了红海之滨。尽管国王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特色而感到骄傲，但他也非常清楚自己与更广大世界之间的联系，还为自己取名君士坦丁。1441年，耶路撒冷埃塞俄比亚修道院的两名修士组团来到佛罗伦萨，并在大会上提到了千里之外他们那位国君的名讳，令欧洲大为轰动——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内外交困的科普特教会所发表的意见。札拉.雅各布还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来源获取精神慰藉：一部名为《玛利亚奇迹录》（The Miracles of Mary）的短篇流行作品。这部作品在西欧非常流行，先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之后又被译成了埃塞俄比亚语。雅各布国王将这本书当成了手下教士的必读作品：这部书是来自一个陌生世界的奇异分支，但是的确有助于统一塑造广大臣民们的信仰，玛利亚崇拜也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大力强化。*59* 雅各布国王的另一条旨意与法国宗教风格的关系则要浅一些：他要求自己所有的臣民都必须纹身，额头要纹上“圣父圣子圣灵”的字样，右手要纹上“我摒弃魔鬼”，左手要纹上“我是玛利亚的仆人”。直到今天，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依然会在面颊或额头部位纹上一个蓝色十字架。*60*

札拉.雅各布下定决心不能让宗教分歧削弱他刚刚开疆扩土的帝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所罗门王族与不尴不尬的埃沃斯泰沃斯修会之间必须达成完全的相互理解。1449年，国王在达布拉米特马克（Dabra Mitmaq）的新建修道院凿开会议并取得了这项成果。会议达成的主要共识就是从今后安息日与礼拜日都应当得到尊奉。埃沃斯泰沃斯修会的修士们则同意对主教做出让步并接受他的祝圣。因此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特殊主义势力终究没有将教会与更广大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完全割裂。对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未来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尽管在遵守安息日的同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专门将自己与其最熟悉的教会宗教规程区分了开来，也就是亚历山德拉一性论教会的规程。

达布拉米特马克会议是雅各布国王的个人成就，也象征了帝国最繁荣且最自信时期的顶峰。他的晚年弊政丛生（这一模式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位曾经才干超群的国王变得偏执多疑且野蛮成性，躲在深宫之内不肯见人。他急欲管制教会，敌视一切超出他本人裁定范围的犹太教活动，还决心根除一切非基督教的传统宗教，所有这一切使得他大开杀戒。许多人都因为遭到背叛基督教的指控而遇害，他的一位妻子与好几位子女也惨死于鞭刑之下。雅各布国王死后，远离国外教会的运动或许还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因为许多重要人物依旧继续质疑着埃及主教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但是1477年他的儿子又主持了一场埃塞俄比亚教会会议，重新确立了教会与亚历山德拉宗主教之间的悠久联系。十四世纪就这样为延续至今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设定了路线并立下了规矩。但是尽管埃塞俄比亚教会联系上了更广泛的公教会体系，但是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联系的教会体系本身就排斥卡尔西顿会议上罗马帝国教会做出的结论。到了十六世纪，当埃塞俄比亚正处于历史上最糟糕最困难的关头，而外部世界则不顾路途遥远趁机一拥而入的时候，这一事实将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佛罗伦萨会议上的西方主教们没想到自己会听说埃塞俄比亚国王札拉.雅各布这样一号人，但他们的确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东方有一位教士国王名叫普雷斯特.约翰。发起于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欧洲与中东之间的第一次密切接触，而关于这位强大基督教统治者的传说也不胫而走，据说这位君主能援助处境困窘的拉丁语系欧洲人对抗伊斯兰教的威胁。有些人认为他在印度，还有些对于周边环境以外的地理情况没什么概念的人们认为他位于亚洲更偏北的地区——这种想法倒不算特别离谱，因为十二世纪中亚地区的蒙古可汗们的确不止一次地打败过穆斯林，不过他们信得是佛教，而西欧人对于佛教完全没有概念。威廉.鲁布鲁克是少数几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物之一，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他曾经酸溜溜地评论道，所谓普雷斯特.约翰的故事完全是聂斯托里派（二性论派）一手编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就喜欢“故作大言，无事生非”。*61*

在1441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得到了证实，这个位于埃及以南，偏远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再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于普雷斯特.约翰的憧憬。普雷斯特.约翰鼓舞了欧洲人的乐观情绪，使得他们相信基督教即将时来运转。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这位想象中的国王撰写了大量拉丁语信件，已知的存世手稿就有二百多份，此外还有十四份上溯至1565年的早期印刷品也要归于他的名下，这些文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译成了欧洲各国的语言。*62* 但是就冰冷的实际层面而言，普雷斯特.约翰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传说而已。这个传说主要揭示了一点：西方卡尔西顿派基督徒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几百年来另一个世界里的基督徒经历过怎样的斗争，积累了多少学术成就，建造了多少圣地，展现了怎样的英雄主义。西方基督教，卡尔西顿会议的继承人，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角力之下的产物，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旅程才能扭转这种不平衡状态。

西方基督徒早已忘记了历史原本可能是另一番面目。早在伊斯兰教彻底改变地中海东部以及亚洲地区的局势之前，基督教信仰的重心曾一度非常有可能东移进入伊拉克，而非西移进入罗马。古老的东方基督教几乎在各地都面临着延续至今的困境：信众人数减少，打击迫害乃至殉教都屡见不鲜。十四世纪拉丁语世界一心以为普雷斯特.约翰可能与西方基督教结盟，虽然这只是空想，但却产生了切实的结果。这个传说中洋溢出来的乐观主义对于拉丁语基督教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从十五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天主教与新教令人惊异地发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扩张并最终成为了当代基督教信仰的主导形式，而这个传说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现在让我们转向罗马，看看这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