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格里高利很关心能否在世界末日之前使得世界达到尽可能的完美境界。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597年向罗马帝国曾经的岛屿前哨派出传道人员。两个世纪以前的洗劫罗马城事件造成了激烈的动荡，致使罗马丧失了对这些岛屿的控制。410年罗马军团离开这些岛屿的时候，这里包括上不列颠与下不列颠两个行省。但是尽管罗马人在这里驻扎了四百年，他们的文化还是迅速地消逝了。现在岛上的主要势力是源自日耳曼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自罗马统治末期就开始向岛上迁移，此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岛屿的特质。格里高利向不列颠英格兰地区派遣传教人员的举动西方拉丁语教会转变方向的关键阶段，西方教会将会逐渐远离拜占庭，面向西方与北方寻求发展。西方教会曾经是希腊语教会的穷亲戚，在教众规模与神学精细程度上都大不如后者。西方教会曾经与一个越发失序的帝国拴在一起，饱受国运起伏的折腾，而且还要面对信仰基督教异类变体的统治者。现在西方教会超越了罗马帝国的疆域。自称为彼得继承人的罗马主教为这座古城赋予了崭新的重要性：罗马将要营造一座思想帝国，其规模将要远远超过耶稣基督在世时屋大维依赖武力打下来的江山。

英格兰传教活动是罗马主教扩展基督教现存疆界的最初尝试。有趣且很可能意义重大的是，此前的主要基督教传教活动几乎全都是由帝国卡尔西顿教会眼中的异端教派发动的——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以及阿里乌斯派成员乌尔菲拉前往北境蛮族部落的传教，叙利亚一性论者雅各.巴拉丢在中东地区的传教，以及叙利亚二性论者在阿拉伯地区、中亚地区还有（一开始）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唯一一个主要例外就是凯尔特不列颠人。在活力充沛的高卢公教会的强力影响下，他们也全都成了公教徒。就像高卢基督徒一样，凯尔特不列颠人也决定使用西方公教会的神圣语言拉丁语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学与礼拜祷文。这一点对于英国基督教生活的未来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四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凯尔特基督徒穿越了日渐崩坏的不列颠行省边境，进入了希伯尼亚（即爱尔兰）以及哈德良长城以北的疆域与岛屿，日耳曼民族对于这些地区尚未造成什么影响。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些人当中的一位，也就是惠特霍恩的尼尼安。不过与另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的传教士相比，尼尼安的生平记载要含混许多。这位帕特里克是个神经质的不列颠人，干劲十足且满心苦恼。他应该是尼尼安的同时期晚辈。在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担任希波主教期间，帕特里克与尼尼安很可能都还健在并积极从事着基督教传教活动。不过与尼尼安不同的是，帕特里克用拉丁语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尽管文笔粗陋混乱，但依旧是难能可贵世所罕见的存世文献。

想要确定这份文献的成文时期以及捋顺帕特里克本人的职业生涯并不容易，不过大致时间一概是在五世纪上半期，图尔的马丁死后一代人左右，当时西方教会依旧因为伯拉纠而四分五裂。帕特里克的存世文本中充满了冲突。他是一位教士的孙子，根据他的说法，他的家乡名叫“班纳凡穆塔博尼亚”。这个地名的具体所指很有争议，不过很可能就是哈德良长城边上的众多小型村落之一。*15* 少年时他遭到了爱尔兰劫掠者的俘虏与奴役，后来游荡到了高卢地区，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族人当中。此后他越发强烈地感到自己应当返回爱尔兰担任主教，继续前任主教帕拉斯留下来的传道工作。这份文本以及随后的信件表明帕特里克在不列颠，苏格兰南部以及爱尔兰地区全都碰到了令人泄气的反对，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他基督徒，但是日后的传说当中并没有提到这股反对力量。帕特里克将会成为爱尔兰的使徒，并且最终通过爱尔兰人遍及全世界的足迹成为当代天主教会当中饱受尊崇的圣徒。但是他身后的影响力还远不仅如此：他在大海另一边沦为奴隶的经历（以及他将蛇类驱逐出爱尔兰的美名）日后将会激励无数惨遭欧洲人奴役的非洲人。*16*

帕特里克以及他在爱尔兰的继任主教们面对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甚至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也不能与这里相比。爱尔兰岛上没有中央权威，人们也不记得此类权威的存在（至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角色），只有一大帮由世袭领袖所掌管的部落（tuatha）。这些领袖统治附庸者的权力来源有两个，其一是他们抵御其他领袖的能力，其二则是他们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从而保证庄稼茁壮牲畜兴旺的本事。将这些首领称为国王难免有些误导，因为这些首领在爱尔兰岛上随便什么时候都有150到200人之多。自从教会与权力结盟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位主教应对过这种状况。苦心思索如何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取得成果的传教士们意识到教会要想在爱尔兰社会生根必须依靠修道院与修女院。*17*

帕特里克曾经骄傲地谈到过“苏格兰（爱尔兰）首领的儿女……似乎都成了基督的修士与处子”。*18* 与地方首领之间的联系成为了奠定修道生活基础的方式。由于当时爱尔兰无法可依，修道院根本不可能遵循帝国时期的惯例，依靠自有地产来维持修道生活。因此修道院成了多个地方大族的联合产业。于是基督教群体与各个地方族群密切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张日渐增长的大网。由于修道院与各个部落的骄傲以及前基督教时期传统牵扯极深，受其滋养的基督教生活在爱尔兰岛上也越发壮大。许多部落的生活都没有一定之法，反应了当时大部分爱尔兰社会的流动性特质，于是当地教会也发展出了流动教士家庭的特色。在这些家庭当中，教士身份与服务教会的传统会一代代流传下来。他们在迁徙时会带上创始圣徒的故事一起上路将同一种崇拜传遍岛上相互隔离的各个地区。*19*

今天在爱尔兰西部以及偏远的大西洋附属岛屿上依旧存在着数量惊人的早期基督教建筑，绝大多数都是修道院——不用灰泥全凭石块堆砌而成的散乱屋舍与四面围墙当中的厅堂，形制上很像供养修道院的当地首领的住宅。此外存世至今的艺术品同样数量众多且美轮美奂富丽精巧。它们都是当年修道群体的宗教生活日用品：插图精致且拉丁字体独具一格的手稿，青铜钟，金属质地的院长权杖。尽管爱尔兰的后世历史充斥着暴力与破坏，这些文物依旧得到了妥善保护，因为它们成为了早期圣徒的遗物，就像圣徒遗骨一样神圣。凯尔特基督教文化非常重视这些圣物。十二世纪有一位喜爱刨根问底搜集八卦消息的史学家名叫威尔士的杰拉德，他特别提到了这种重视态度。根据他的记录，在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人们更害怕违背指着大钟与院长权杖之类物品发起的誓约，而不是指着福音书发起的誓约。*20*

从属灵层面来看，凯尔特修道生活就像埃及沙漠或者中东地区的任何修道活动一样严肃认真。每年的复活节，为了庆祝基督复活，饥肠辘辘的修士们都要冒着强风蹲在斯凯利格群岛的山崖最高处，直面水天相接的壮美景象，眼看着太阳在大西洋海面上冉冉升起。事实上他们有能力与叙利亚或者埃及的修士们取得联系，至少他们能够得到出品于拜占庭帝国最远边疆并被一路运到西方来的图书。在凯尔特圣典手稿当中存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人物图案，这其中的代表是一套名为《杜若经》（The Book of Durrow）的福音书文本，此外同时期的凯尔特雕塑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形象。人们认为这些图案很可能源自一套当年流传到苏格兰与爱尔兰并早已佚失的叙利亚四福音合参手稿。在这些六世纪晚期的艺术品出现之前，凯尔特艺术很少描绘人的形象，因此人像的突然出现暗示着外部刺激的存在。同一套在叙利亚的修道飞地图尔-阿布登山区装饰而成的另一份四福音合参抄本后来流落到了佛罗伦萨，尽管在成书时间上比《杜若经》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书中好几幅人物画都摆出了与《杜若经》关键插画当中一模一样的招牌姿势。其他凯尔特基督教艺术特征，甚至最具象征性的花式凯尔特十字架，在科普特基督教当中都能找到先例。*21*

中东与欧洲最西部之间就这样结成了意料之外的联系，这种联系所催生的凯尔特神学呼应着千里之外的奥利金与艾瓦格利欧斯神学。凯尔特修道院也采取了与约翰.卡西安与勒兰岛的文森特相同的路线，反对奥古斯丁的恩典观。他们希望强调人类竭力争取完美的重要性。有一位爱尔兰评论家在热罗尼莫《诗篇序言》（Preface to the Psalms）的手稿空白处写下了一段话，总结了支撑着他们在狂风呼啸的凄凉斗室之中进行属灵战斗的乐观主义立场：“行善且避免作恶是每个人的本质。”*22* 这种道德争斗神学产生了特有的爱尔兰宗教活动，后来又成了西方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爱尔兰的神职人员为自己开发了一套“工价之书”。这些图书基于如下理念：世人不仅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还有可能搞清楚各种不同罪孽所需要的相应忏悔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工价换宽恕。他们认为灵修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小挫折以及在下次犯错误之前对于上一次错误的辛劳补救。他们使用自己的工价书来帮助遭到罪孽与羞耻的俗家教众们。

爱尔兰与苏格兰的修道院在七世纪将自己的信仰传播到欧洲中部与北部的时候，传教人员随身也携带着工价书，这是神职人员应对教众所使用的最早赎罪规则书。这个想法很受欢迎——如果能通过具体且明确的行为（无论多么艰苦）来摆脱罪孽的重负，有谁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呢？这种思想为西方教会接下来几百年间的赎罪苦行体系奠定了基础。这套体系的具体做法如下：人们要向教士反复坦白自己的罪行，而教士则在查书或者诉诸回忆之后告诉他们必需的悔罪方式。尽管这套体系在教会的教牧实践当中得到了广泛接受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却直接违背了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当中，这个问题将会成为西方教会永久性分裂的由头之一。*23*

欧洲的偏远角落居然对于整个西方教会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一事实彰显了凯尔特基督徒的无尽活力。对于他们来说，大海只是前往邻近地区以及更遥远文化的通路而已。他们十分珍视圣布伦丹向西出航探寻新陆地的传说，早在哥伦布之前很久这个传说就令爱尔兰人骄傲不已，而且还体现了凯尔特社会对于此类可能性的开放态度。在六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凯尔特修道领袖之一哥伦巴（“教会之鸽”）不仅在爱尔兰中部与东部的杜若与德里建立了修道院，还在北方的爱奥那岛修建了修道院，这座建筑至今依然是大西洋诸岛上最知名的宗教圣地。他经常走海路往来于各个修道院之间。*24* 但是尽管哥伦巴富有冒险精神，他依旧还是在盖尔-凯尔特世界内部活动。他有一位较为年轻的同代人也叫做哥伦巴（传统上为了方便起见人们都将他称为哥伦巴斯），此人为自己的旅程找到了一幅更加新颖且更富有挑战性的愿景图画：他要遵循亚伯拉罕的榜样，前去寻找陌生的民族，借以完成上帝的意旨。

哥伦巴斯的第一次出行（时间大概是在六世纪八十年代）前往了基督教高卢地区，他在当地建立修道院的努力遭到了当地主教不甚由衷的感谢。凯尔特公教会与非凯尔特公教会之间存在着一个反复发作令人不胜其扰的礼拜仪式问题：双方无法就庆祝复活节的具体日期达成一致，而这个节日又是最早且最重要的基督教节日。双方的紧张关系促使哥伦巴斯继续向东前进，来到了今天的瑞士。这段行程表明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向异教徒们传教：最好将这段行程视为在更广泛更古老的基督教世界当中重申基督教的活动，正是这个世界孕育了爱尔兰基督教。当然，他之所以能够进行此等传教活动，是因为凯尔特基督徒们决定采用拉丁语作为公共崇拜与圣经的语言。自然，当哥伦巴斯来到非基督教习俗依旧盛行的地区时也会采取行动。此前的马丁已经做出了榜样，演示了基督教上帝高于一切低级竞争者的力量。对于哥伦巴斯的传记作家来说，这些事迹或许很有效地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得他们不至于总是盯着他与法兰克主教们的对抗。哥伦巴斯最杰出的功绩之一发生在布雷根茨。当地人为了祭拜诸神之王沃登（奥丁）而准备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酒桶并装满了啤酒，此情此景令哥伦巴斯火冒三丈。哥伦巴斯倒是并不反对饮酒，但是他不想看到人们为了区区一介伪神而浪费如此大量的酒水。于是他抢身上前一拳砸爆了酒桶，搞得沃登一滴啤酒也没能喝到。哥伦巴斯的上帝的强大破坏力给围观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传教活动也因此得以顺利展开。之后哥伦巴斯又从瑞士出发继续前进，来到了西方基督教的腹地，也就是意大利北部地区。615年他在博比奥新建的修道院中去世。

哥伦巴斯为爱尔兰以及苏格兰发动的传教活动确立了范式。其他凯尔特修士们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初步工作。他们穿过了名存实亡的旧帝国边境，将基督教传播到了北欧地区。不过与此同时另一场反方向的传教活动也已经启动了。这场传教活动的发起地点是罗马城，发起人则是格里高利一世教皇。597年，哥伦巴院长在遥远的爱奥纳岛上去世了。在同一年里，一队教士与修士在教皇的授命之下离开了罗马城，前往大西洋诸岛。团队领导人是来自格里高利的圣安德鲁修道院的奥古斯丁修士。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活动多少有一点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意思，暗示着格里高利很可能突然燃起了对英格兰的热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传教团出发时全体成员没有一个人会说任何一种盎格鲁撒克逊语言，而格里高利对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也很有些不靠谱，他认为传教团可以在沿途接纳几位法兰克翻译，借助他们与潜在的教众打交道。*26*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中流传着一则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轶事，至今恐怕依然是涉及格里高利为何对英格兰产生兴趣的最佳纪录。据说他在罗马城的市场里见到了几位来自英格兰的少年奴隶，并被他们的俊美面容所折服。他询问这批少年来自哪里，他们回答说自己是盎格鲁人（Angli）。闻听此言，教皇说道这些貌如天使的人们很合适这个名字。之后他又以一连串拉丁文双关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鼓舞人心的想法。传统上格里高利的言论被人总结成了一句错误但却很上口的引言：“Non Angli sed angeli”，“不是盎格鲁人，而是天使”。这个轻松愉快的故事为教皇的冲动行为提供了很不错的动机，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或许这个故事的确是真的。

格里高利显然对于传教团的目的地岛屿没有多少了解。根据他的设想，教会应当重建罗马时代的上不列颠与下不列颠行省区划结构，并且在旧殖民地的原首都伦底纽姆（伦敦）与艾伯拉肯（约克）部署大主教。这的确是非常美好的想法，可惜落伍了二百多年，因为此时的英格兰已经分裂成了好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而伦敦城正处于低潮期。奥古斯丁认清了这一形式并且将自己的根据地设立在了肯特，此地位于英格兰的最东南端，也是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王国。肯特的异教国王埃塞尔伯特娶了一位名叫伯莎的基督教法兰克公主。而且罗马在这里的存在感依然很强。肯特的皇家首府是一座罗马时期兴建的城市，名叫坎特伯雷。日后当政治权力逐渐远离肯特的时候，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历届盎格鲁撒克逊主教与大主教都发现了与威塞克斯或者麦西亚的君主保持一定距离的好处，因此一直留守坎特伯雷。直到很久以后的十二世纪，安茹王朝将重振之后的伦敦城当做了首都，并且立刻在伦敦西部的威斯敏斯特修建了一座宫殿。这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才开始研究在伦敦中心地区新近获取的房产能够带来怎样的机会。大主教们一开始看中的地皮是今天圣玛莉里波教堂的所在地。但是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战术，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在朗伯斯置办一座小型地产。这里与威斯敏斯特仅仅隔着一条泰晤士河，可以借助驳船快速往来。于是朗伯斯的新建宫殿取代了坎特伯雷，成为了大主教们实际上的运作中心。十二世纪晚期的一位大主教甚至还试图实现格里高利的计划，将自己的大教堂也搬到朗伯斯来。不过后来他死在了十字军东征途中，这项计划也就搁浅了。*28*

我们有幸对于格里高利的英格兰传教所知甚多，因为一位名叫比得的诺桑伯兰修士撰写了一部文采斐然引人入胜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此人生活在奥古斯丁之后一百年左右。比得是当时全欧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许在他之前之后几百年间都无人能及。他在区分各种信息来源时的诚实态度令人钦佩；人们经常能清楚说出他的材料来自哪里。比方说，坎特伯雷的修士们为他提供了大量官方文献，这些材料在他记述格里高利与奥古斯丁的事迹时起到了核心作用。他尤其频繁地向读者通报信息的来源与状态。人们完全可以描绘他对于今天所谓“口头历史”的急切寻求。“最为可信的……迪达神父……告诉我，当地最为年长的一位居民曾经对他说……”*29* 在这个方面比得完全可以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而且他还远远没有希罗多德那样轻信。

尽管比得对于格里高利的传教充满热情，但他还是坦诚地承认奥古斯丁并没有来到一片毫无基督徒的土地。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坎特伯雷已经有了一位由伯莎王后的随身教士担任的主教，还有一座运行正常的教堂，由法兰克人或早期不列颠人敬献给了图尔的马丁。今人造访坎特伯雷的时候会注意到这座教堂的部分结构依然残存，位于坎特伯雷古城区的边缘，与另一座形制简朴的中世纪教堂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主教还并没有被人视为纠纷调解人或者流动大使；他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有一群教众需要他们的领导。*30* 同样，这位路哈德（Liuhard）主教的布道对象恐怕也不仅仅是人数寥寥的法兰克移民，因为任何人在读过了比得保存的格里高利写给奥古斯丁的信件之后都会意识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些信件当中有几段关系到皈依问题的华丽段落经常得到引用。但是总体而言格里高利的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被性问题的讨论——更准确地说是仪式不洁的问题——所占据着。当时有不少人对于同代人当中性污秽的具体定义抱有很强烈的观点，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给奥古斯丁找了很多麻烦，奥古斯丁则花费了大量篇幅来驳斥这些人。这些强硬派们援引旧约当中禁止特定人员进入圣殿的礼拜词，并借此约束怀孕妇女以及已婚夫妻的性行为。

显然这些麻烦制造者们也是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大概不会对旧约感兴趣，恐怕也不了解旧约。罗马传教士们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帮消息灵通的地方基督徒，而且这些人还有一套自己的标准。*31* 在奥古斯丁到来之前几十年，低地英格兰的权力平衡依然倾向凯尔特不列颠人而不是撒克逊军阀。当然不列颠原住民并没有像从前的历史学家们猜测的那样被一扫而空或者驱赶到西部，而是留在了原地。而且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他们更有能力且更有意愿学习对方的语言（所谓以不变应万变）*32*。对于597年的低地英格兰居民来说，基督教并不是什么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大多数不列颠人或多或少地都是基督徒。那么奥古斯丁的传教与此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奥古斯丁强调对罗马的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