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681年一志论者们遭到挫败之后，他们阴郁地将帝国新近遭受的一场打击称作上帝对帝国行径表示不满的征兆：这就是保加利亚人的南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亚各个民族前赴后继地向西迁徙，意欲在欧洲定居，保加利亚人就是其中之一。680年保加利亚人在相当于今天保加利亚的地区击败了帝国边防军，并在普利斯卡建立了新的大本营。对于拜占庭皇帝来说，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保加利亚人一直都是反复发作的顽固疾患。但是伊斯兰教的威胁似乎更能集中体现上帝对于帝国的怒火。尽管678年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击退了阿拉伯军队，但是伊斯兰势力依旧一直威胁着帝国位于小亚细亚的领土。人们难免会考虑，这些战绩非凡的战士的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当中是否包含了某些特定元素，能够体现上帝对于基督教教会的意旨。有一位军事主官坚信这一点，此人常年坚守在帝国边境苦战不止，这份战绩最终在717年将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了里奥三世。

里奥三世是所谓伊苏里亚王朝的开创者，王朝得名于他在帝国边境行省的籍贯出身。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在毗邻伊斯兰领土的家乡，他切实领教了穆斯林简朴作风的一个方面：拒绝以绘画形式表现神灵。这种做法与拜占庭宗教界越发显著的崇拜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拜占庭方面将绘像与圣像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其富有神力。伊斯兰教憎恨圣像，拜占庭热爱圣像，而且此时伊斯兰教似乎占了上风。上帝还特别通过常见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大规模火山与地震活动强调了自己所要传达的信息。726年，一场强烈火山爆发重创了圣托里尼岛，并导致附近海域出现了一座全新的岛屿。里奥的顾问当中有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纳克雷亚的主教君士坦丁。早在圣托里尼岛火山爆发之前他就曾经指出，所谓法力无边的圣像在阿拉伯大军的兵锋面前显然一无是处。他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抱有这种想法的主教。*35* 圣像恐惧很容易转化成毁灭性的活动，即圣像破坏。于是里奥也就顺应形势，开始推行圣像破坏政策。

接下来一个多世纪的纷争并非单纯由伊斯兰教所激发。这场纷争暴露了基督教内部的一条巨大断层，基督教的双重源头分列两边，一边是希伯来文化，另一边则是希腊文化。正如前文所见，基督教之前的希腊人认为以人类形体来表现神灵是天经地义之举，人体造型完全主宰了他们的雕塑艺术。而犹太人则与周边各种其他崇拜展开了长期斗争，因此犹太教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虽然在某些文化背景之下犹太人也能够创作以神为题材的绘画甚至雕塑，但是在他们的宗教活动核心是上帝告知摩西的十诫（Decalogue），其中明确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么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36* 这话基本上已经说死了。主流基督徒在二世纪的一番激烈斗争之后保留住了希伯来圣经的圣典地位，因此他们就像犹太人一样无法忽视十诫。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圣经评论家们都意识到，禁止偶像是十诫当中篇幅最长且文字最详细的诫命。但是这一点根本没能加强诫命的权威，反而使人觉得有可能这条诫命只是对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补充说明，而并不属于基础诫命的一部分。

这一来基督徒又面临了新的可能。他们想也不敢想要更改十诫当中的诫命数量，毕竟至少早在申命记时期十诫就已经成为了犹太教的立身之本。但是他们或许可以在诫命序号上做做文章。他们可以将禁止造像的诫命塞进第一诫，而不是将其作为独立的第二诫（这也意味着要将原本关于贪欲的最后一诫拆成两诫来保持十诫的总数）。希波的奥古斯丁敲定了这种做法，之后整个西方教会都沿袭了他的套路。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有一部分（并非全部）新教徒重新拾起了这个问题并再度按照犹太教的规矩来安排十诫，借以为他们刻骨仇视传统教会艺术的立场正名。在奥古斯丁所知的教会当中，至少早在君士坦丁时期，可能还要再早，宗教雕塑艺术就已经得到了广泛接受。人们实在很难不感到日常崇拜活动与禁止雕刻偶像的基本诫命完全背道而驰。

人们可能会以为东方教会对于神圣画像一贯万分崇敬，因此也会采取奥古斯丁重新为十诫编号的做法。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东方教会一直遵循奥利金的圣经释义，尽管他的大部分神学理论此时都已经遭到了谴责，但是他的圣经评注依旧享有当之无愧的深切敬意。奥利金也注意到了十诫的问题，但是他坚决采取了犹太人的立场。因此禁止造像诫命也就保住了第二诫的地位。显然，这一观点并未阻碍东方教会的教众们创造大量宗教艺术财富，但是他们遵守诫命的方式非常咬文嚼字：他们的造像艺术并非雕刻而成，而是平面作品——密布镶嵌宝石的墙壁，碎玻璃与彩石拼成的马赛克地板，还有木板上的画像。最后这种形式成为了东正教教会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圣像。

近来有人认为，圣像可能源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葬礼绘像传统，这一传统在埃及基督徒手中得到了热切的发扬光大。*39* 显然，圣像当中的圣徒就像阴魂不散的木乃伊绘像一样富有视觉冲击力，因为他们的目光都直勾勾地盯着观众。但是埃及人的丧葬习俗似乎并不足以见识东方教会非雕塑艺术的大行其道。这种做法有着自己的神学根源：这是解决第二诫悖论的精妙方案。自然，在八世纪圣像破坏者（iconoclast）们看来，这种做法纯粹就是掩耳盗铃。这种看法也有自己的神学基础。圣像破坏争议还涉及哪些内容呢？研究这个问题的麻烦之一在于圣像破坏者为自己辩护的文献基本全都被最终获胜的护卫圣像者（iconophile）销毁了。754年，君士坦丁五世皇帝在耶列娅宫召开了一场圣像破坏派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声明成为了唯一一份留存至今的圣像破坏者宣言。这份文件之所以得到了保存仅仅是因为787年的护卫圣像派尼西亚会议将其当成了掰开揉碎彻底打倒的靶子（这次会议残忍地专门找来一位改弦更张的前圣像破坏派主教将这份声明从头到尾念了一遍）。*40* 足够可信的证据表明，在教会艺术之争的背后是关于如何接触上帝神圣的争论，换句话说就是神性与人类世界之间有什么关系。*41*

圣像破坏者们认为我们会在诸如教会礼拜仪式之类的特定情形下接触神圣，此时教士会将我们展现在上帝面前。因此圣像充其量也只是无关紧要的摆设。他们认为圣像不可能是神圣的，因为教士们不会指着圣像说出特定的祝福祷文。（可能正因为如此，今天东正教的圣像都搭配有专门的祝福祷文）。*42* 圣像破坏者们就像他们的反对者一样强调礼拜仪式的进行，但是对于那些认为礼拜仪式已然过于宏大陌生、无法满足所有参与者的属灵需求的人们，圣像破坏者们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而护卫圣像者则另有说法。他们认为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的举措就可以使某件事物进入神圣的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与神圣进行接触，因为一切上帝造物究其本质而言都是神圣的。所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感到上帝的召唤就可以通过圣像与上帝进行接触。

在接下来圣像被人赶出教堂的年月里，这一点成为了圣像的救命稻草与力量来源：这些小木牌可以在信众的私宅里获得庇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往往是母亲或者祖母行使源自习俗的权威，作出保护这些画像的决定，并且将自己对于这些神圣力量私人来源的的珍爱镌刻在子女们的心间。此外，圣像以及保卫圣像的活动还与另外一个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这群人与教会集团或者教会面对皇帝政策所作出的妥协都没什么瓜葛：他们既平凡又不平凡，平时四处游荡居无定所，但是依然声称自己的圣洁程度不亚于修士或者隐士。热爱圣像的修士与修女们可以与扎根于普通教众的保护圣像运动结盟，将圣像从高阶教士与帝国政策手中解救出来。

一开始，反对画像与圣像的运动并没有闹出来多大动静，无非就是象征性地撤掉了帝国建筑内部为数不多的几件圣像以及用白灰粉刷了不少马赛克壁画。里奥去世之后，接任皇帝的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此人同样反对圣像，而且在神学造诣方面比他父亲高出一截。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圣像破坏主张的激励下，君士坦丁五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一座非凡的教堂。这座教堂其实是对于八世纪四十年代地震之后受损的伊莲娜大教堂的重建——日后奥斯曼入侵者对这座建筑大加侮辱，将其当成了托普卡匹宫附近的军械库，建筑内部的宽敞空间近几年来则承担了音乐厅的功能。遮蔽祭台的后殿半穹顶以金色马赛格为底色，装饰着一个硕大且毫无花纹的黑色马赛克十字架。这是圣像破坏者们所选用的典型替代性艺术品。十字架对于圣像破坏者来说意义重大，不仅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还象征着伊斯兰教对于东方教会的征服，阿拉伯军队对于耶路撒冷的占领以及赫拉克里皇帝大费周章迎回真十字架的经历。在伊莲娜大教堂以外的其他教堂内部，依然可以看到源自这一时期的十字架造型隐藏在此后各时期人像马赛克壁画之下。

八世纪的圣像破坏派皇帝们倒也的确武运昌盛了一段时间，当时这些胜利一定巩固了他们的政策方向。看起来当时在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确有一股广泛存在的情绪，而皇帝们则是趁势而为。在当年倭马亚王朝以及阿巴斯王朝统治地区出土的教堂马赛克画作表明了这一点。原本组成人像的马赛克被小心地除去，以非人型的图案取而代之。根据原作完成时期推断，这一修改大约发生在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与推行圣像破坏运动的里奥王朝处于同一时期，不过在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之外也存在着此类改变。*44* 同样，在帝国东北疆域之外的亚美尼亚也出现过为期更早的圣像破坏运动。*45* 这一回的破坏水平相当高。拜占庭境内早于这一时期的圣像几乎完全不存于世，其中最著名的传世作品就是皇帝统治范围之外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里的藏品。

无论圣像恐惧症背后有怎样的民意支持，破坏圣像导致的争议都对帝国造成了严重伤害。这项政策惹恼了罗马方面，促使教皇越发紧密地与法兰克王朝结盟。在拜占庭皇帝自己的领地里，这项政策引发了一阵阵怒火，在军情紧急之际导致了拜占庭内部的严重分裂。并不意外的是，修士们采取了与帝国政府相对的保护圣像立场。君士坦丁五世不仅是一个固执己见之辈，也不仅是戏剧与音乐的热切爱好者，同时他还非常厌恶修道生活。他对修道活动多加限制，还处决了几位保护圣像的修士，其中有一位受害者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赛车竞技场被皮鞭活活抽死的。*46* 这些行为为他在拜占庭的史册当中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形象，尽管他的军事成就颇为不俗，还在一系列自然灾害的侵袭之后下大力气重新修整了君士坦丁堡。

在帝国边境之外的巴勒斯坦圣撒巴修道院，饱受尊崇的大马士革的约翰花了一辈子时间来近距离研究并批判伊斯兰教，在他看来眼前的冲突似曾相识。他曾经树了一个稻草人当做自己的穆斯林论敌，并向其发问道：既然穆斯林鄙视基督徒崇敬十字架的举动，那么他们自己在天房朝觐黑石的作法又怎么讲呢？*47* 约翰成为了杀伤力最大的反破坏圣像宣传家。他是当时思想最敏锐的人物之一，一位了不得的哲学家，后世的托马斯.阿奎那对他极为仰慕。阿奎那经常引用约翰的言论，他声称自己自从成人以来每天都要拜读几页约翰的著作。在讨论造像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时候，他都继承了这位阿拉伯基督徒的思路。*48* 大马士革的约翰是最后一位直到现当代仍旧持续影响西方基督徒的东方神学家

约翰为造像的辩护大获全胜。此后几百年里他不仅作为一名神学家与传道人而声名大振，而且身为诗人的名声也不小。作为一名诗人，他珍视各种形式的造像作品，无论其诉诸于文字还是视觉。这些造像能照亮并强化我们对于上帝的观想。由于上帝具有不可知的终极特性，这些造像对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通过上帝的行为以及其他源自上帝能量的受造之物来认识上帝，而造像正是出自这两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造像对上帝加以侧眼一瞥。所以约翰并不仅仅是在旧约禁令的面前保护圣像——他声称这条禁令的有效期仅限于耶稣基督出世之前——而且还在积极地宣扬圣像的正面价值。他遵循了忏悔者马克西穆斯的传统，认为卡尔西顿会议上确立的基督人性与神性的平衡显示了神性可以渗透受造之物。“神性本质有常，时间之内受造的肉体因为赋予理性的灵魂而苏醒。因为如此，我对一切剩余物质心怀敬意，因为上帝将其中充溢了恩典与威能。”*49*

约翰在诸多圣像拥护者当中率先区分了另一组希腊语词汇的细微意义区别，就像四个世纪之前大巴西尔以及卡帕多西亚教父们建立可接受的三位一体词汇表一样。他在这里区分开了两个分别表示绝对崇拜与相对崇拜的词汇。latreia这个词表示膜拜，只能用于对上帝的崇拜。表示对于受造之物的尊崇要用proskynesis，例如对于帝国皇帝的崇拜。此类受造之物“被人以神相称，并非源于其本性，而是由于其接纳了神性。好比说红热的烙铁炽烈如火，并非出自铁的本性，而是经受烈焰烧灼所致。”信众们在家里或者在教堂崇拜圣像的举动就是proskynesis。*50* 很久之前，同一位卡帕多西亚教父大巴希尔曾经认为，向皇帝造像敬献的尊崇可以传达至本尊。同理，向某位圣徒的造像敬献的祈祷与尊崇也会通过造像传达给圣徒本人并由此进一步传达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是万物的造物者，也是天堂当中所有圣徒的救主。*51* 在约翰的咬文嚼字之举背后，潜藏着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与原因论的切实掌握。他将这一点流传给了后世的圣像辩护者。受造人类与万物第一因之间的关系自然不同一般，不同于他或她与有能力担当第二因的其他受造之物——例如皇帝——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人接受了这套用语以及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框架，那么在基督教体系内对于视觉造像的热爱就是很安全的行为。

但是不管怎么说，君士坦丁五世当时还是占了上风。要不是后来他的儿子里奥四世的未亡人伊琳娜女皇出手干预，后来的帝国继承者也很可能走上他的老路。拜占庭历史当中皇家女性干预政治并最终影响神学决策的传统由来已久，其源头甚至比普尔喀丽亚张罗卡尔西顿会议的举动还早，而伊琳娜女皇也不是这一光荣传统的最后一人。此时她抓住主动权，召开了一场再度树立造像权威的会议。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地扭转帝国政策。后来当年满二十六岁的君士坦丁六世显露出行使实际权力的意向时，她命人在皇帝出生的房间里刺瞎了皇帝的双目，此后就不受制肘地成为了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独掌大权的女皇。与其说这次会议反映了伊琳娜的深刻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她的篡权体现了强烈的母性本能。伊琳娜女皇决心在教会与宫廷的当权派面前贯彻自己的意志。她召开的第一批次会议完全被圣像破坏派主教与同情他们的军方势力控制了。于是她效仿了将近五百年前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于787年再度召开牧首会议，会议地点是便于她施加控制的尼西亚。新任大牧首——其实是一个刚刚领受圣职的教众，由于敌视圣像破坏活动而当此重任——主持了会议，摄政女皇与（尚未双目失明的）少年皇帝则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次会议对于大马士革的约翰早已在latreia与proskynesis之间划定的区别进行了官方认可。

人们可能会以为对于造像的重新肯定会使得怒火中烧的西方教会当局心满意足——事实上阿德里安一世教皇也的确热情地接受了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决议。类似这次这样教皇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决定而欢呼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少，终将彻底消失。但是在政治层面上还有其他的现实问题需要考虑。在法兰克地区，查理曼正在以他的法兰克王朝为基础塑造一个西方帝国。当他在800年加冕称帝之后，新任皇帝与东方古老帝国皇帝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堪重负。查理曼十分敌视东方帝国的势力，而第二次尼西亚会议决议当中一项条款的拉丁语误译则更是火上浇油：根据译文，塞浦路斯教会的一位牧首声称自己对于造像与三位一体抱有同等的崇敬，而事实上他遵从了护卫圣像派的官方口径并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查理曼责无旁贷地谴责了东方教会推崇造像的神学，并且授意发展了另一套将造像价值打压到极致的神学宣言，史称《加洛林书》（Libri Carolini）。794年，一群法兰克修士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继承了这套宣言的思路，并且对他们所理解的东方教会滥用造像之举进行了激烈抨击。*53*

这是西方教会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时刻。加洛林王朝圈子里的仇恨声响情绪无疑与政治脱不了干系。比方说《加洛林书》当中曾经嘲笑过东方帝国的皇帝妄自尊大，竟然下令为自己造像，随后又听任其接受崇拜。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事例都能够有力地表明拜占庭已经抛弃了他们身为帝国的荣誉。*54* 但是西方教会圈子对于造像还有着更加深刻的不安。有好几位西班牙背景的神学家在应对近在身边的伊斯兰教势力边界时采取了与东方的圣像破坏者相同的作法，认为穆斯林的成功表明了上帝不认可造像。他们当中有一位狄奥多夫，查理曼在法兰克福会议之后将他封为了奥尔良主教，今天人们认为他就是《加洛林书》的作者。

狄奥多夫同样也成为了卢瓦尔河畔势力强大的卢瓦尔河谷弗罗莱修道院的院长。修道院附近还矗立着他在主教宫殿里为自己建造的主教宫殿。今天这里坐落着一个名为热尔米尼代普雷 的小村镇，而这座建筑则成为了教区教堂。十九世纪教堂后堂半穹顶表面灰泥脱落，露出了镀金的马赛克镶嵌画。这是狄奥多夫时代留下的非同寻常的宝藏。画面风格使得观者仿佛置身拜占庭，但画面主题则不尽然——至少与此时拜占庭世界的任何幸存艺术品都不相同。画面的中心是上帝之手——上帝的面容隐而未现——两侧是一对天使，他们的下方是一对小天使，小天使的翅膀覆盖着约柜，后堂周围的铭文则告诫观众要注视约柜并且为狄奥多夫祈祷。在《加洛林书》当中也有一段评论约柜的文字与这条铭文相对应。在卢瓦尔河谷的一片宁静当中，我们意外地卷入了查理曼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激烈神学辩论。我们正在观赏圣像破坏者的艺术。*55*

仇视圣像的情绪很快就传到了西方，因为加洛林王朝后期的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资助所鼓励的极端版本宗教活动产生了警惕性。当时另有一位特别狂热的西班牙人名叫克劳迪乌，此人是个圣经注释作家，活力十足且读者众多，尽管笔下内容未必深刻，行文也不算特别优美。在816年左右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将此人封为了意大利重镇都灵的主教，因为与东罗马帝国皇帝里奥五世进行外交谈判时他的观点可能会有用。此时这位皇帝又一次采取了仇视圣像政策。克劳迪乌一点也不敬重教皇，他经常攻击一切人形绘像，朝圣之旅，圣徒遗物与圣徒崇拜，甚至就连对于东方教会的圣像破坏者来说依旧意义重大的十字架崇拜都不放过——他甚至销毁了自己所在教区的教堂的全部十字架。他曾经指桑骂槐地将朝圣者们概括为一帮“无知之辈，为了获得永生而径直前往罗马，对于随便什么无甚高论的属灵领悟都崇敬不已”。尽管遭到了教皇的谴责以及一场法兰克主教会议的审查，他去世时依旧毫无悔意并且保有着自己的教区，他的赞助人法兰克皇帝路易仍然保护着他。但是他的著作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性评注，他本人也越来越被视为异端，虽然他的圣经注释依然读者甚多。即使在生前的时候，克劳迪乌也很清楚自己违逆了教区内部的主流情绪，他的狂怒根本无损于朝圣活动与圣所的存在，法兰克统治者也不打算逆潮流而动。*56*

西方中世纪教会就像东方人一样迷恋视觉图像。西方教会此前对于十诫就采取了替代性编号的作法，现在也打算毫无禁忌且轰轰烈烈地继续发扬人物雕塑传统。雕像而非圣像成为了拉丁语西方教会崇拜活动尤其是圣母崇拜的核心。此外西方教会一方面改进了尼西亚信经的术语，另一方面也承认希腊语比拉丁语更能表达教义的微妙之处：他们用另一个表示尊崇的希腊语单词dulia代替了proskynesis。到十三世纪，对于上帝之母玛利亚的崇拜活动在东西双方都得到了增长，这使得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崇拜者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hyperdulia这个进一步细化的概念，专指敬献给上帝最伟大造物圣母玛利亚的特殊崇拜。直到十六世纪，憎恨造像的新教徒才重新发现了都灵的克劳迪乌，《加洛林书》以及法兰克福会议，并兴高采烈地将这项发现抬出来复活证明新教主义原则古已有之。《加洛林书》在1549年第一次得到了印刷出版，这件事的承办人是另一位改革派法国主教，约翰.加尔文的朋友让.杜提勒，此人随即抓住这份历史发现大做文章。罗马天主教则十分蹩脚地指责这份材料出自加尔文的杜撰。*57*

因此第二次尼西亚会议的结论仍然争论不断，一方面是因为伊琳娜女皇的统治一直难以服众，而且就大多数方面而言并不成功，最终以她的废黜与流亡而结束——她夺去亲生儿子双目的行径肯定是为她招惹反感与敌意的原因之一，但最后一根稻草似乎是她与查理曼大帝结为连理的打算。813年，利奥五世皇帝向造像宣战并且推倒了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当中的一幅关键圣像，圣像破坏运动就此卷土重来且更加凶猛。*58* 护卫圣像者一方的愤怒表明教会对皇帝的崇敬是有条件的，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也是如此。史杜迪特的西奥多（Theodore the Studite）（当时史杜迪特修道院院长，也是一位主要的修道生活改革派）成为了圣像的主要倡导者，他曾经毫不客气地对利奥皇帝说道：“皇帝陛下，您的责任是指挥军国大事。将您的心智与教会事务留给教士与布道人吧。”*59* 甚至在西奥多离职流亡之后，他与一套修士网络依旧相互保持着联系；他们之所以这么硬气是因为有教皇撑腰，此时教皇对于皇帝的和解姿态还保持着冷淡的态度。与此同时，圣像破坏运动在军事上也未能取得超过伊琳娜女皇的成功。838年，穆斯林军队攻占了小亚细亚的主要前沿城市阿摩利翁并且重创了帝国。这场失败在拜占庭的民间传说和歌曲当中流传甚久。人们难免会想到最后一任圣像破坏派皇帝狄奥菲洛对于这场失利难辞其咎。

狄奥菲洛的皇后德奥多拉最终扭转了破坏圣像的政策。就像伊琳娜一样，她这么做的最初动机也被感激不尽的东正教圣徒传作者们掩盖了。狄奥菲洛死后，担任摄政的德奥多拉下令让麦瑟迪乌斯牧首恢复各座教堂里的圣像。843年3月11日，四旬斋的第一个星期日，圣像回归了原位。这一天成为了东方教会史上最重大的庆典之一，人称“正统的胜利”。在这一天，人们抬着各种圣像在东正教教堂里来回巡游，一份大约撰写于当时并且记述了这项九世纪决策的文件得到了庄严的宣读。为了造势，这份文件（Synodicon）当中包括了一张主要护卫圣像者的名单，每念出一个人的名字人们就会欢呼一声“万古流芳！”德奥多拉担心儿子的声誉，因此将儿子的父亲、自己的丈夫狄奥菲洛的名字从接下来的反面典型名单当中删去了。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的暗示预防了任何针对圣像破坏者的报复攻击活动，在整个九世纪后期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申辩，但再也没有得到过来自官方的支持。

前后两位护卫圣像派女主彻底堵死了东正教传统当中其他崇拜形式的可能。她们和她们的支持者使得圣像崇拜成为了东正教传统的强制性组成部分与东正教身份认同的徽章。这种做法不仅仅涉及审美偏好，还改变了东方教会出产的艺术品的本质。上文中的各种激烈争端促进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突出了东正教圣像的特殊性质。根据这一概念，在艺术领域存在一个十分特殊的门类，即并非出自人手的耶稣造像（acheiropoieta）。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说当中基督本人生前赠与奥斯若恩国王阿布加五世的埃德萨之巾——埃德萨之巾传说的完整版本很可能源自圣像破坏争议的时代。这些物品彻底粉碎了圣像破坏主义认为圣像没有得到教会专门祝福的主张：上帝的造物足以让一切吹毛求疵之辈闭嘴。*60*

一位当代评论家曾经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圣像破坏争端的来龙去脉：“在将近180年的辩论过程中，希腊语教会的神学家们用来构陷圣像的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做法向艺术品赋予了与神学等同的地位，艺术家从此就与神学家平起平坐了。”*61* 艺术不再是人类个体表达创造性的途径，而是成为了宣扬教会集体体验的手段。搞艺术的人们必须心无旁骛摒除杂念，并且对于传统必须要有敏锐的认识。一项技术变革加剧了这种势头。最早的圣像，例如华丽丽地保存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六世纪基督和圣彼得肖像——不妨将其视为晚期罗马自然主义艺术的典范——都是通过蜡画法绘制的，用融化的蜡汁当做颜料。就其性质而言，这种技法鼓励快速绘画，风格上近乎于印象派，因为速度稍微慢一点蜡汁就凝固了。在这些作品当中自然主义成为了个人才能的盟友。临机决断与大胆无畏在这里是值得称道的品质。后来的圣像则通过蛋彩法绘制，用蛋黄来调和颜料。这种技法鼓励深思熟虑之后精心施加的细微笔触，十分适合诚心正意与一丝不苟的创作风格。蛋彩画艺术家可以依靠越来越正式的成例来表现神圣题材，把他的全套个人技术都用来诠释越发精巧繁复的图像化神学信息成例体系。

并非所有的修士都反对破坏造像，但拥护圣像者的领军人物除了两位女主之外就是诸如史杜迪特的西奥多这样的修士。此外他们也很热衷于扩张圣像恢复活动的背景范围，将君士坦丁堡的祈祷活动与祈祷仪式也纳入了革新与丰富的范畴。此时加洛林王朝和他们的主教正在极大地丰富法兰克的礼拜仪式，但他们将罗马当做了自身行为的参考。与之相对，拜占庭则将视角投向了东方：这座城市在九世纪进行了一场礼拜传统革新，灵感则来自耶路撒冷。如今耶路撒冷早已落在了穆斯林的手中，君士坦丁堡的人们自然希望保护耶路撒冷的灵修传统免遭灭绝，圣像破坏者对于十字架的崇敬就彰显了这种想法。许多巴勒斯坦修士发现，穆斯林统治在八世纪末期造成的压力远胜以往，于是他们为了维护信仰而来到了帝国境内。西奥多向来钦佩圣撒巴这样的巴勒斯坦修士圣徒，史杜迪特修道院也成为了一座实验室，专门用来试行巴勒斯坦修道院带来的崇拜文本和崇拜仪式。很快，修道院使用的礼拜词（自忏悔者马克西穆斯以来历代修士都曾经在论文当中对其进行过悉心点评），就与索菲亚大教堂的礼拜词融会贯通于一体，成为了整个教会通用的礼拜词。*62*

巴勒斯坦修道院为君士坦丁堡教会带来了音乐和赞美诗的传统，这两大因素从此成为了拜占庭礼拜仪式的核心。八调式最早也是在巴勒斯坦发展起来的。这些音乐不仅应用于君士坦丁堡，很快加洛林王朝和西方教会也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作曲与咏唱，所以这些音乐也是整个西方音乐传统的起源。*63*此前君士坦丁堡教堂采用的音乐以名为集祷颂（kontakion）的叙事性布道歌集为主，就体例而言是领唱者与歌唱副歌的唱诗班或者教众之间的对话。根据现在的习惯，只有一部集圣颂能够得到全本吟唱，吟唱时间是四旬斋的第五个周六，题目则是赞颂圣母玛利亚。因为这部作品被赋予了特殊的荣誉，在礼拜仪式的这个部分全体参与人员都必须起立。其他集圣颂仍然出现在礼拜仪式当中，不过都遭到了大幅简化。取代集圣颂的圣歌形式是卡农曲（canon），一套九首赞美诗。这些成套赞美诗起源于巴勒斯坦修道院对于圣经主题的冥想，九首赞美诗的高潮则是一首歌颂上帝之母的颂歌。

东正教礼拜仪式一直是对于圣经文本的折射，是一张解释和阐述的网络，尤其是在清晨与晚间的非圣餐礼礼拜活动当中。卡农曲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而已。截取其中的段落只能使人稍稍品尝一点个中滋味：这里有两篇选自金口若望为神圣礼仪（Divine Liturgy）的集圣颂，第一篇在周日演唱，题目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很适合四旬斋之前的悔罪情绪；第二篇在仲夏的节庆日演唱，题目是纪念基督变换形像满脸神光并与摩西和以利亚交谈的时刻。*64*

父啊，我愚蠢地逃离了你的荣耀，我已将你托付给我的财富挥霍在了恶行上。所以我向您献上回头浪子的悔悟之言：我得罪了你，慈心的父亲：我现在追悔莫及，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你在山上变形，你的门徒也看见了你的荣耀，基督上帝啊，他们都竭力看到；当他们看见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知道你的受难出于自愿，并向世界宣告，你是真正的圣父之光。*65*

因此，听到第一段咏唱的信众们也会和基督比喻（路加福音15.11-32）当中的浪子一起悔罪。而另一个季节里的信众则与门徒们一起满心敬畏地站在泰伯山上，他们放心地得知，即便是地位非凡的第一批基督追随者也只能看到基督神性的一小部分。在这个光辉时刻之后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会期待救主尘世之死的纪念日，这一点在高山上已经得到了预言。这场体味经文的缓慢礼拜舞蹈意味着西方传统相比，东正教处理圣经及其含义的手法与更加不倾向于将圣经学术成果与冥想以及日常崇拜活动相分离，至于这一特色的利弊则一言难尽。

九世纪的“正统的胜利”不应该掩盖以下事实，即帝国东部的亚美尼亚领土上存在着一支非常不同的基督教流派。这些异见者对于官方教会集团的反对远比一般拥护圣像派修士修女以及教众反对圣像破坏派主教的力度更加强烈。他们是二元论信徒，类似于诺斯替主义者和摩尼教徒，虽然很难说他们与早期二元论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似乎就像当年的马西翁一样，通过自己对于基督教新约特别是保罗作品的解读，他们建立了一套在肉体和精神之间划出鸿沟的神学。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这个时期在拜占庭帝国东部的确存在着一批马西翁主义者，但这里的新兴二元论看起来似乎与他们没有关系，这些人最早出现于七世纪后期的亚美尼亚。他们的敌人送给他们一个蔑称叫做保罗派（Paulicians），这里的保罗可能指的是这个教派的早期创始人，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对于使徒保罗的钦佩如此深厚，致使他们遵马西翁的先例从新约正典当中删去了两份彼得书信。显然这是因为彼得后书3.16当中对于保罗书信的评论，认为“他一切的信上……信中有些难明白的”，这句暗藏机锋的评论无疑惹怒了他们。*66*

根据他们的信仰，物质是邪恶的造物。因此保罗派很合逻辑地鄙视帝国宗教当中诸如玛利亚崇拜或者洗礼仪式之类的肉身性质侧面。当然，他们也仇恨圣像——不过与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者不同，他们还将自己的仇恨扩展到了十字架本身。至于相似之处，他们也像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者那样热衷于吸引士兵。君士坦丁五世这样的圣像破坏派皇帝不仅大度地容忍了保罗派，还不介意招募他们参军。甚至就连护卫圣像派皇帝都意识到了这些人参军的价值并且把他们部署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巴尔干边疆，从而不知不觉地将他们的信息传递到了西方。到了九世纪，这些人对于帝国教会的威胁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以至于保加利亚大主教专门驳斥了他们的教导，但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止二元论教派在第十世纪保加利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苦行色彩更加浓厚的教派根据九世纪教派创始人的名字被人称作鲍格米尔派（斯拉夫语意为“为神所爱”，在希腊语当中他也被称为提奥非罗斯）。鲍格米尔派在帝国全境迅速蔓延开来，大约在1098年，一位名叫巴西尔的鲍格米尔派教派成员在拜占庭以异端罪名身受火刑而死——他是极少数已知的此类受害者之一，也许是最后一个。*67* 巴西尔的火刑彰显了残酷的对应关系，一方面是因为火烧异端的行为在西方愈演愈烈之时却在东方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则因为鲍格米尔派似乎激励了与他们类似的地中海西部洁净派苦行教派，在十三世纪的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期间，洁净派成为了拉丁语教会的受害者之一并且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无情的迫害。

对于理应成为无隙整体的拜占庭东正教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意外的文化出口产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集中了一批雕工精细、文字费解且阴气森森的的大型石质墓碑，曾经有人认为这些石碑就是鲍格米尔派留下的遗产，但这一假说已经遭到了否定。虽然自十三世纪之后鲍格米尔派在波斯尼亚的活动就没有了可靠记载，但是笔者的确曾经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牛津遇到过一位自称鲍格米尔派的波斯尼亚难民。在九十年代期间，种族冲突在波斯尼亚造成了令人惊骇的创伤，而经过相当程度重构的鲍格米尔派历史则在这场冲突当中发挥了相当作用，波斯尼亚人当中的此类自我意识就反应了这一点。当地各个民族都极力主张自己的优越性，其中就包括波斯尼亚穆斯林，如果他们真是鲍格米尔派的后裔，那就可以对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主张反唇相讥，声明自己不是奥斯曼帝国迁入此地的外来者。此外，无论他们如今是不是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可能都会因为当地曾经有过以鲍格米尔派为基础的独立教会而感到自豪。因此冲突各方都倾向于将零散而争议不断的鲍格米尔派历史抓在手里，进一步推进各种彼此不相容的主张。*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