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453年的拜占庭帝国的最终崩溃在莫斯科引发了态度暧昧的反响。失去君士坦丁堡这座圣地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这场灾难的确在东正教领导层当中留下了有用的真空，莫斯科公国领导层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教会和宫廷在一套越来越专制的政治体系当中密切合作，这套体系认为莫斯科大公体现了上帝对于全体罗斯民众的意旨。大公有效地处置了竞争对手：他在1478年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城邦，从此在俄罗斯社会抹杀了商业共和国模式。汉萨同盟将这场吞并当成了对东方关系的分水岭，并且永久性撤回了曾经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遍地开花的所有驻东方信贷发放机构，因为同盟不信任专横的莫斯科统治者能够成为可靠的金融合作伙伴。在这片土地上，资源永远稀缺，君主扩张统治和权力的冲动永远强劲，因此大公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控制一切可利用的人力与财力资产。教会则在一旁摇旗呐喊，极其透彻且狂热地宣扬服从大公是圣洁之举。这种劲头在拜占庭几乎没有先例，更不用说在西方拉丁语基督教那边了。但主教和院长们没有忘记教会对于自身命运与使命有自己的看法。这两条路线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纠缠俄罗斯东正教。

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日益强大，而且1392年谢尔盖去世后不久朝圣活动就开始了，使得他受到了极大尊崇。谢尔盖与莫斯科大公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此番胜景不无相关。后来他的圣徒传记作者还对双方关系进行了策略性的夸张。据说当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决定攻击他头顶上的鞑靼霸主时，谢尔盖专门祝福了他。1380年顿斯科伊果真在库利科沃波打了胜仗。这次祝福是否真有其事很值得怀疑，而且大公的胜利也算不上莫斯科公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此类疑惑丝毫不能削弱这段叙述在莫斯科公国新历史构建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十五世纪期间，对于伟大教会圣徒的叙述将当事人的权威出借给了日益集中在大公手中的权力。*41* 莫斯科屈从于鞑靼人的历史被悄悄遗忘了；一度见于莫斯科铸币之上、为鞑靼汗王祈福的铭文彻底消失了；历史遭到了整体性的重写，莫斯科公国的史官重新将鞑靼人当成了罗斯的永久敌人。吞并诺夫哥罗德两年后，伊凡三世大公正式宣布终止向汗王进贡，过去二百年里他和他的前辈们始终奉行的政策就此成为了过去。他试图将拜占庭的外皮拿来披在自己身上，上述做法只是全盘行动的一部分而已：伊凡还迎娶了最后一任拜占庭皇帝的一个侄女，并采用了曾经象征拜占庭帝国权力的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有时候他甚至会使用“皇帝”的称号——在俄语中就是“沙皇”（Tsar），与帝国的凯撒（Caesar）名号遥相呼应。

之所以要匆忙披上皇帝的外衣是为了达到一个迫切的目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上帝已经毁灭了君士坦丁堡旧帝国，必须做好准备并采取必要措施。拜占庭以及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基督徒们普遍相信自创世以来的第七个千年即将告终，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具体日期大约位于公元1492年中期到1493年之间。正是由于莫斯科公国的受教育群体抱有这样的坚定信念，教会根本没打算编写1492年之后的教历，而教历正是在任何给定年份庆祝不固定东正教节日的关键指导。由于1492年底没有任何世界末日的迹象，当时的佐西马大主教只得亲自出手加紧赶工。就像此前历次世界末日爽约之后的情况一样，失望的信众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失望情绪。大发慈悲的上帝饶过了莫斯科社会，这一点证明上帝已经批准了教会和皇帝为了这个社会的未来统治所作出的安排。这次事件加强了莫斯科人的天赋使命意识，他们相信上帝专门委派自己的政体打造一个神圣帝国。*43* 就像曾经在公元1000年左右成功渡过世界末日的西欧一样，教堂建设也在蓬勃发展起来：建于十六世纪俄罗斯的石砌教堂比起此前罗斯历史当中修建的所有教堂都要更多。*44*

这场教堂建设的盛大节日产生了两股互补的冲动。一方面是对于传统的欢乐重申。大公鼓励他们的建筑师仔细审视早于鞑靼人的存世基辅建筑并加以复制。例如重建于莫斯科克里姆林的圣母安眠大教堂，这座建筑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由年代由一位意大利人设计完成。根据雇主伊凡三世的严格命令，建筑师有意识地借鉴了此时在基辅与谢尔盖耶夫-帕萨德两地早已饱受尊崇的同名大教堂。另一方面，建筑师也朝着新的方向进行了探索，重点突出俄罗斯东正教的凯旋地位，因为如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是唯一一个不受异族辖制的东正教教会，其他东正教教会要么听任穆斯林宰割，要么受制于西方天主教会。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兴高采烈地采用拜占庭风格——正当奥斯曼统治之下希腊东正教教堂日渐稀疏之际，俄罗斯的教堂则咄咄逼人地树起了一座座房山与穹顶。房山被人们称作kokoshniki，因为其外形与农家妇女的头饰很相似——这个比喻将教会与最卑微的民众摆放在了一起。到了十六世纪末期，圆顶采用了此前仅见于东正教绘图手稿以及耶路撒冷圣墓教堂模型的 “洋葱”制式。洋葱穹顶对于现实当中的标志性穹顶建筑进行了梦幻一般的改良，这种制式对于俄罗斯天际线的景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天地相交之处突然充满了即将到来的新耶路撒冷的象征。*45*

正是在这种末世兴奋情绪依旧沸腾不息的背景下，教会人员开始使用“第三罗马”这个称谓来指代罗斯教会，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是骄傲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和神职人员，借以抒发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感情。现在这个短语再度复苏，向俄罗斯教会授予了上帝钦点的特殊使命。沙皇们面对这一理念总是十分谨慎，因为该理念可能会使得沙皇的权力流失到神职人员手中。相比之下，俄罗斯教会则在布道与礼拜仪式当中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一理念。第三罗马对于普通人有着很深的吸引力，日后沙皇的宗教政策迫使教会进行革新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站到了沙皇的对立面上。*46* 大约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普斯科夫某修道院的菲洛费伊修士向当时的瓦西里三世大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最为出名地阐述了“第三罗马”的本质。这个主题也可见于他的另外两封信件当中。

在奉承与警诫并举的行文当中，菲洛费伊提醒大公回顾基督教历史：罗马教会已经沦为了异端（他在信中仅仅明确提到了阿波利拿里异端，同时又颇为笨拙地暗示了和子说争端），而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早已被无信者淹没了——菲洛费伊回顾了土耳其人在1453年挥动利斧砍倒教堂大门的最终悲剧。现在沙皇主持的教会将要承天景命，“在全新的第三罗马当中，您的强大帝国将如同太阳一般照亮整个宇宙，与天地共不朽。您是全世界基督徒唯一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倾颓，第三罗马傲然独立，第四罗马永远不会降世。”*47* 值得强调的是，在所有这些信件当中，菲洛费伊从来没有将第三罗马等同于沙皇的大本营莫斯科。这一最终角色要落在遍布大公领地的整个罗斯教会头上。

这封信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深切的教权主义者特征。菲洛费伊的三罗马主张未免使人回想起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三纪元论。在他看来这个第三纪元应当由修士当家作主。菲洛费伊大概不知道有约阿希姆这么个人：他的论述反映了三位一体信仰凡事成三的思考模式，他的建议在涉及保护修道院财富与神圣生活的问题上极其务实，充满了丰富的执行细节，几乎没有世界末日的味道。*48*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罗斯各地的修士们正身处冲突当中。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在大公创建的新社会当中应当成为领袖。他们之间争吵的焦点在于修道活动怎样才最能反映圣经的完美境界，以及修士应当怎样引领这个项目。主要的问题在于大型修道院聚敛的巨大财富：如此大量的财富毫不意外地引发了众多批评：在十六世纪圣三一-谢尔盖修道院足足拥有俄罗斯耕地总量的四分之一。*49*为修道院财富辩护的“有产者”们指出修道院可以而且也经常运用遮蔽财富来救济穷人；“无产者”们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贫穷的修道院对于修士的属灵历练有着更大的价值，修士们需要达到内心纯洁，而不是只想着如何张罗一场完美的礼拜仪式。

这里遭到争论的问题与十二世纪晚期拉丁语欧洲关于修道院财富的不安情绪很类似。在拉丁语欧洲，人们通过组织教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莫斯科公国的人们没有作出这样的妥协。对立双方各自推举了自己的象征性领袖，分别是尼尔.索斯基（Nil Sorskii）与约瑟夫.沃洛托斯基（Iosif Volotskii）。为了重新评估这两位十五世纪的修士领袖，我们必须分析过滤很多后来的论战内容，从而重写他们的故事：俄罗斯自由派认为尼尔.索斯基对于宗教异见持开放宽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尼尔.索斯基所仰慕的“无产者”追随者代表了历史“进步”的一方，因为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们最终站在了他们的对手“有产者”那边，而“有产者”们则尊奉约瑟夫.沃洛托斯基。在这两种解释当中，约瑟夫.沃洛托斯基都成为了牢牢控制俄国官方宗教直到1917年的君权专制的象征。其实上，这两人在平生期间不太可能彼此冲突：他们都是静修派的支持者，都是修道生活的伟大倡导者拉杜尼斯的谢尔盖的拥趸，而且都主张使用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手段强力镇压宗教异见人士。*50*

关于尼尔.索斯基的可靠事实很少。我们知道他在十五世纪后期造访了圣山。返程之后，他按照经典的俄罗斯风格在遥远东北部索拉河沿岸的森林与沼泽当中创建了一个隐居点。后来他的无产者崇拜者被人称为“跨伏尔加河长老”（Trans-Volga Elders），借以指代此地。肯定可以算在他头上的著作表明他以当时的标准而言特别博学，并且深切致力于静修派的静止原则。关于这个主题他撰写了许多雄辩的论述，日后的政治风暴也未能剥夺这些论述的感召力。后来他的一部分追随者们突出了他主张隐士生活的立场，将其视为获取深刻灵修体验的最佳方式。他们将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托斯基挑出来作为他的对手，因为沃洛托斯基生平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一套新的修道圣规，为修道院的集体生活赋予了更严格的结构。为了反制针对沃洛托斯基的攻击，十六世纪中叶修道院财富的维护者们越发丑化索斯基，将他当成了跨伏尔加河修士与隐士团体的灵感来源，而这个团体的活动在他们看来纯粹是在颠覆良好的教会秩序。当然，沃洛托斯基的声誉对于正在巩固自身的教会上层很可能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他颂扬有序礼拜仪式的价值，而且还是一位相当有天分且名声在外的礼拜仪式歌手。*51*

这里的事态很值得再次与与西方中世纪教会比较一番。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教会集团极力主张教士的权力以及宗教活动与教义的统一性，因此竭尽全力摧毁任何对手，或将其定义为异端。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教会也将无产者当成了异见人士，尽管他们并不是。因为这是对一套更广泛的宗教观点进行谴责的过程。其中很多观点也只是在遭到教会镇压之后才对教会发出了挑战。十五世纪晚期东欧地区还有另一场独特的运动，后来的评论家将其称为“犹太化异端”。正如俄罗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关于这场运动的大部分已知信息都来自这场运动的反对者与压制者。这场运动的支持者显然否认三位一体的现实，反对圣像，或者对于神职人员持批判态度。这三种不同的理由都会招致“犹太主义者”的标签。在伊凡三世时期，这场运动在宫廷圈子里有几位同情者，包括大公的儿媳摩尔多瓦公主埃伦娜；在他去世后，公主卷入了改朝换代之争并且于1505年死在了监狱里。*52* 在十六世纪，“犹太主义者”似乎在立陶宛与宗教改革当中的异见人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互动。出身于西方拉丁语传统的后者对于三位一体理论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伊凡大公和他的继任者们一开始之所以顶住了大主教要求他们迫害“犹太主义者”的压力，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宫廷方面将这个反对派当成了削减修道院财富计划的盟友，该计划可以加强君主制并打压教会的独立权力。一百年前，同样的想法促使一位英国王公和他的贵族同伴们出手保护了一位名叫约翰.威克里夫的学者，使得这位谴责教会聚敛世俗财富的异见人士躲过了西方教会的怒火。不久这种情绪就将成为推进西欧新教改革的动机之一。事实上，西方教会自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开始经历修道院的大规模解散，对于这一事态的了解很可能激化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后期争端。无产者阵营当中至少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修士，此人是尼尔.索斯基的徒弟瓦西安.帕特里科夫（Vassian Patrikeev）。他极力主张主教应当管理所有教会地产，包括目前归于修道院名下的地产。这种做法一旦施行将会更加方便大公向教会财产下手。与他的师尊尼尔.索斯基不同，瓦西安真心实意地认为应当宽容异见人士。*53* 考虑到上述两种观点并行一处，有产者们如此声嘶力竭地将犹太主义者与无产者指斥为异端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十分方便的攻击口径或许有助于将大公拉到自己这边来。自然有产者们也少不了大力强调自己如何崇敬上帝赋予君主的权力。

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教会领导人的谴责对象大多只是充满能量的民间崇拜活动，这些活动要么创造性地扩展或修改了官方礼拜仪式借以迎合当地需求，要么以缺乏监管的方式接触并体验神性。这种半地下式的宗教生活从来不可能被官方彻底刈除。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教会集团开始刻意限制新近正式册封为圣徒人员的数量，他们所选择的圣徒候选人往往也都有着稳妥的上层社会出身。无数地方性崇拜随即涌入了真空当中，其中有一些崇拜活动还获得了远远超过地方范围的影响力。于是1579年就有一位普通士兵的女儿在新近建成的喀山市附近发现了一幅藏匿许久的圣像，后来成为了俄罗斯最受崇敬的圣母圣像。*54* 此外，圣愚们也在以神圣的滑稽行止摆弄着整个社会并使其哭笑不得。这其中有一位十六世纪的典型人物名叫蒙恩者瓦西里（Basil the Blessed），此人在俄罗斯崇拜活动当中占据着显赫的中心地位，以至于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莫斯科标志的红场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Intercession）里就供奉着此人的圣祠。如今人们都将其称作圣瓦西里大教堂。这座教堂算得上是俄罗斯建筑成就的最高体现，而且在教堂内部还安葬了另一位相对名声不显的圣愚。这位圣愚名叫“大帽”约安，他的特异之处在于不愁下雨的大头以及暗藏机锋咄咄逼人的名言警句。*55*